“任何否定、懷疑、動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都不要聽、不要信！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在11月1日中央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做了重要講話。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營企業發展遇到困難，社會思潮對民營經濟發展出現質疑的複雜背景下，習總書記此次講話廓清了不少社會誤解，堅定了中央政策對發展民營經濟的態度，給民營經濟發展帶來信心。
9月份以來，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遭遇了一系列輿論困惑，這也引發了政府的密切關注。
圍繞民營經濟主題，10月18日，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二次開會；10月19日，劉鶴副總理和一行兩會負責人接受訪談；10月20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10月22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以市場化方式幫助緩解企業融資難……
習近平總書記更是為當前一些關於民營經濟的模糊認識敲響“定音鼓”。11月1日，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舞臺。
民企輿論困惑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是當前民營企業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中央已經給了“定心丸”，民企下一步如何解困？
融資之難
“北京各家銀行的行長我都見過了，但是今天一下子見到了這麼多總行的行長，我就準備說點真心話。”9月4日，在中國人民銀行、全國工商聯於全國工商聯大廈召開的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上，東方園林董事長何巧女面對央行行長易綱快人快語、吐露心聲，“現在民營企業太難了，如果易行長給我批准一個銀行，我一定拯救那些企業於血泊之中，一個一個地救。”
今年5月，400多億市值的東方園林公告，10億元債券發行遇挫，隨後，東方園林股價連續暴跌後停牌。8月，東方園林復牌，此時其與多家大銀行及金融機構相繼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獲得近百億規模的銀行授信。但是多重利好依舊沒有阻止東方園林覆盤暴跌。所幸在各方支援之下，何巧女帶領近5000名員工逐步走出債務危機。
東方園林遇到的困難不是偶然現象。
在美國留學並工作的王辰去年歸國創業，但作為一個高新技術的民營企業主，他需要面對的融資困境比實驗室裡做實驗複雜的多。他手握高額訂單，麾下有十幾名海歸精英組成的團隊，沒有任何不良信用記錄，也肯抵押3000萬元的股權和數十項海洋科研專利，想貸款1000萬元，卻遇到了諸多難題。
由於目前國內的金融體系，包括金融機構構建、執行的運行體系、風控標準、放貸模式等，均是以大型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為藍本，這一金融體系與民營企業對接時，便出現了各種錯配。銀行風控系統圍繞抵押物建立，由於王辰的公司無房產土地等抵押物，只能通過擔保公司，抵押股權和核心專利，而這樣就大大提升了獲取貸款的資金成本。
王辰告訴《中國報道》記者，雖然遇到了這樣多的麻煩，但他覺得自己還是相對“幸運”的，因為他的大學同學的公司還因為沒有“海歸”、高新技術等光環加持，從銀行貸不到款，只能通過民間借貸募集週轉資金，而“民間借款”的月息高達3%，相當於年息36%。
今年，王辰打算續貸，但銀行的放貸條件更加嚴格了，貸款利率也有所上浮。除了專業擔保，還需法人代表、股東、核心技術人員做個人擔保，手續全辦齊了又得半年時間，對企業的資金週轉造成的影響很大。
《中國報道》記者採訪的多位銀行人士都確認王辰遇到的情況比較普遍。一些銀行對於民營企業的貸款，其利率要上浮10%～15%。面對銀行的風控機制和放貸體系，民營企業沒有“議價”能力。
招商證券2017年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基於風險收益比，銀行貸款投放順序為：央企、國企與地方融資平臺、上市公司與大型民企、小微企業。“基本上中長期貸款主要是給了國企。”一位國有大型銀行山東省分行貸款業務負責人向《中國報道》記者坦言，“這並不是因為項目多麼優質或者收益多麼高，而是政府做的兜底和擔保對銀行來說足夠覆蓋風險，國企一般也有房有地作為擔保。企業有效抵質押物不足、企業應收賬款佔壓資金多、貸款期限錯配等原因，是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常見原因。”
銀行貸款之外的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即“非標”融資一度是民企青睞的渠道。但今年4月出臺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資管新規”出臺，銀行等金融機構一度暫停“非標”業務，此後又大幅壓縮“非標”類融資，讓部分嚴重依賴於此的民營企業陷入困境。
今年以來，為解決中小民企的融資困境，政策方面進行了不斷加碼推進，兩次“定向寬鬆”的降準之後，銀行間的流動性很充裕，但是銀行受制於現行的風控體系，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樂觀，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仍然較高。
近日，部分機構在交易所發行專項公司債募集資金用於紓解民營企業融資困境及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常德鵬10月26日就表示，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打好防範化解風險攻堅戰的決策部署，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證監會支持各類符合條件的機構通過發行專項公司債券募集資金專門用於紓解民營企業融資困境及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究所所長臧躍茹指出，解決融資難題，需要發展普惠金融、支持融資擔保服務等舉措保持流動性，長期還應通過金融創新，完善市場信用體系，加快發展民營銀行、多層次資本市場等改善民營企業與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
成本憂慮
“我們才是真正的‘打工仔’。”遼寧大連一位老牌民營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工人打一份工賺一份錢，但我們要同時給銀行或高利貸打工，給高房價高房租打工，最後辛苦錢所剩不多，還要擔驚受怕。”
在一些領域，相比民企，國企確實有天然的優勢，民營資本進入的門檻肯定就高。“地方政府更喜歡國企，尤其是央企帶來的大項目，基本是一路綠燈。近些年，大部分的PPP項目被國企拿走了，像我們這種民營企業只能跟著國企參與PPP項目分一杯羹。”山東濟南的民營企業主劉成對《中國報道》記者說。
多位接受《中國報道》採訪的企業家表示，深受近年來飛漲的地價房價之苦，特別近兩年，土地和房產價格上漲幅度過大，很多民營企業的最大成本就是房租，給利潤率較低的民營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政府賣地獲得鉅額收入，而高地價高房價由企業買單，實體經濟利潤的增長遠遠跟不上物業成本的增長幅度，我們怎麼能有信心擴大生產呢。”江蘇淮安一家生產家用電器的民營企業負責人徐誠對《中國報道》記者袒露心扉。
“去年藉助營改增的利好，我們適用稅率大幅下降，僅稅費這一項去年節省了不少，但社保繳費政策新規一出，對我們來說，稅費反而還比以往多交了。”在河北邯鄲從事農產品加工行業的李禾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自2019年1月1日，社會保險費將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有的企業測算，企業需要按照實際工資為員工繳納社保，這使得企業社保支出額度大幅增高，大大增加了企業的費用支出，有關測算顯示，社保徵收交由稅務部門進行後，若繳費基數完全規範化且不降低社保費率，將使企業利潤總額下滑3％，民企上市公司利潤下滑約8%，中小創公司利潤下滑約9%。
這樣，以往繳費基數較低的中小企業受衝擊程度尤為顯著，減稅的紅利一下子被抵消掉了，對於李禾這種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壓力更大。李禾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所在企業繳納“五險一金”企業和職工合計繳費佔比已經超過職工工資三分之一，而且最近幾年，繳費基數以15%左右的幅度不斷上升。
民企的這一憂慮和困境也進入了中央高層視野。
關於社保繳費問題，李克強總理明確要求，“在社保徵收機構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現有徵收政策不變，同時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嚴禁自行對企業歷史欠費進行集中清繳”。李克強總理在2018年夏季達沃斯論壇致辭時也特別提到，中國政府正在研究明顯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
一些地方政府已經行動起來。以山東為例，為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山東出臺了《關於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實施意見》，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企業用地成本、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等手段，為實體經濟向好發展“保駕護航”。
共同面對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始終關心支持愛護民營企業，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營經濟發展。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在努力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大規模減稅降費、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創新重點領域融資機制、肯定和鼓勵企業家精神……一系列舉措都是為了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打消企業家的焦慮。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鼓勵民資參股國企推動國企經營機制轉變。
2016年11月底，中央出臺產權保護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首次提出公私財產權平等保護。
2017年9月末，《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全文發佈。中央首次高規格發文肯定企業家的價值和地位，並特別強調了“營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提出要保護企業家的三大權益：企業家財產權、企業家創新權益、企業家自主經營權。
《中國報道》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均表示，當前應理性看待民營企業發展困境，當前民營經濟遭遇的困難，與我國經濟處於新常態、新舊動能轉換進程相關，與複雜的國際形勢有關，是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更多處在產業鏈中下游的中小微民營企業轉型的陣痛會更明顯，但是如果轉型升級成功渡過難關就將迎來柳暗花明。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黨中央歷來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將中央各項政策落到實處，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繼續發展壯大，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是這40年改革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成果，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對於中國經濟的未來則更為重要。當前民企遇到的困難，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
黃益平表示，一些地方環保風暴“一刀切”讓許多民企被迫關門，處置金融風險則讓許多民企資金鍊告急，一些政策的搖擺不定等各種因素加劇了民營企業的困境。當然，很多民營企業也應該反思，這一輪民營企業生存危機，是民營企業過往經營所積累下來的問題在外部環境變化時的一次集中爆發，低質低效、管理落後、非理性擴張和過度舉債幾乎是這一輪陷入困境民企的共同特徵，需要引起警醒。
“我們應該提倡‘中國企業’的概念，凡是在中國註冊的企業，無論國資、民資、外資，都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做出貢獻，而不要有歧視性不公平的分層對待。另外，儘量避免運動式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堅持‘守法、合規’並採用市場化的政策手段。”黃益平說。
黃益平認為，若想從根本上解決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的困境和壓力，不僅需要短期釋放流動性，更需要從中長期角度進行綜合調整與佈局，把民營企業營商環境改善的目標，放到與防控金融風險、保障社會民生的同等層面，以綜合、配套的系統性手段，出臺金融、產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一攬子政策、機制甚至體制，“如果這些一一落實，民企發展的春天就為時不遠了。”
採寫：《中國報道》記者 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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