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小波曾經說過，我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我應該在此生此世之外擁有一個詩意的人生，這句話被大家用的很多，您對於這句話是怎麼理解的？
嚴歌苓：我覺得我現在已經有了許多個人生，我在塑造的每一個故事裡，每一個人物中，我都是在裡面活過一遍的。我在寫作時是理性的，但我在反過來閱讀時就變成了一個讀者，會隨著人物的命運走向而感動。比如說《床畔》這個故事，我在回過頭來看的時候，就哭的不行，我覺得，我跟著萬紅走過了她的一輩子。《陸犯焉識》裡，我好像又跟著我爺爺那代知識分子又活了一遍。
主持人：您的創作狀態會對您的現實生活產生影響嗎？
嚴歌苓：當然會有影響，我的這種創作狀態會使我變得比較遊離，不是能夠集中精力去面對我的現實生活，心不在焉，缺乏是非觀念，覺得誰都不要煩我，對於女兒犯得錯誤，要麼過激反應，要麼視若罔聞，我是一個特別容易進入狀態的一個作家，其實是不太適合家庭生活的，但我對做媽媽和做妻子的身份是很認真的，我會在晚上做一桌子菜，彌補白天我的狀態給他們帶來不好感受。
主持人：在您的作品中會涉及到文革、抗日的特殊時期，而您又身處國外，您是怎麼做到這種平衡的。
嚴歌苓：其實這不是一種平衡，看你要用藝術裝政治還是用政治裝藝術，我是比較看重藝術的。我寫的是人性，是人的心靈。是一種大的環境下對人性的摧殘。無論是對哪個民族，都是一個時代的主題。我沒有什麼政治的野心，我就是想將自己積累的好故事展示出來，我在中國的生活是截止89年的，而在那個年代故事也是最多的，處在那個年代的我也很年輕，記憶力很好，我現在不在美國了，那個國家的移民也不在向我講故事了，所以我的故事的積累還是停留在1989年。此外，還有後來在中國採集的故事。
主持人：您是不缺乏素材的人，您是怎麼做到的？是因為您強大的想象力嗎？
嚴歌苓：有這方面的關係，再加上我喜歡聽人講故事，是那個善於傾聽的角色，在中國的餐桌文化上，似乎每個人都在講，很少有人去聽別人講比如《媽閣是座城》就是聽來的故事。我甚至還會去賭場體驗生活。就是拿出一部分錢去賭，贏了我也很開心，這樣就會找到他們的那種high點，也會掌握一些賭的技法。再如《上海舞男》，我就會去跳舞，當然也是少了為舞男爭風吃醋的環節。
主持人：賭徒有一個從理智到瘋狂的過程，這也是您不可以越過的線。
嚴歌苓：對，我的心裡是沒有賭徒的，沒有失去理性的這一面。
主持人：那您為了寫作體驗了多少人生啊？現在知道您為了寫作當過賭徒了，體驗過舞男生活了，還有哪些經歷是您特別難忘的？
嚴歌苓：在寫《第九寡婦》之前，04年吧，到農村去種地，挖過紅薯。
主持人：這都是比較正常的經歷，還有沒有更加刺激的經歷呢？
嚴歌苓：賭還不算刺激的經歷嗎？在賭場中這種智力的快感很刺激，有時候會有好多人跟著我下注，其實我輸掉很多錢，差不多有四萬吧。
主持人：您的先生不擔心嗎？
嚴歌苓：不擔心，他知道我最嗨的不是在賭桌上，是在書桌上。
主持人：您作為一個作家，您希望您的作品在抵達讀者的時候對他們產生一些什麼影響呢？是希望讀者讀到一個動人的故事，還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同感受？在這個方面，您有一些什麼樣的設定呢？
嚴歌苓：我最希望他們能感受到的是我的語言。我其實是在文字方面十分下工夫的，尤其是我在國外多年，再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文字的時候，我的體會就會特別多，我覺得我的故事，我的人物能把中國漢語寫的更好。
主持人：您覺得您做到您想要達到的境界了嗎？
嚴歌苓：當然這是一種追求，一個懂得追求的人，永遠都會不滿足的。
讀者問：我想代表粉絲問一個問題：是關於旗袍的印象，大家會從小說作品和影視作品中感受到旗袍的風采，並且覺得旗袍可以代表東方女性的本我特點，對於旗袍對當下年輕人的影響，您是怎麼認為的？
嚴歌苓：這是一個社會學的討論範疇，當然旗袍是非常美的，但是呢，在從前做旗袍的人都不是女性，裁縫一般都是男的。他在限制女人和讓女人展露多少的這個方面十分有趣。首先他會限制女人跑快，其次呢，他會看到女性隔著衣服的清清楚楚的曲線，還有呢，教養好的女人開叉不會太高，但也有時隱時現的雙腿輪廓。而這和中國人的含蓄、曲折的審美是吻合的，是需要想象力，而非直接的呈現。
讀者問：我想問一個具體的問題：現在的大學生的感情呈現脆弱化的趨勢，畢業季即是分手季，雙方可能因為距離的原因就選擇分手，對於這樣的愛情觀，您是怎麼看的呢？
嚴歌苓 ：那說明他們的愛的不夠深，城市與距離是不可以作為愛情的選擇條件的，從前的人是可以為了愛情去死的，如果你真的愛一個人，所有的地方都會變成一個地方。這個選擇要看你有多愛，當情感高於一切，這些也就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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