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秋的一天，四川江津城中一箇舊書攤前，一位穿著簡樸長衫的老者正聚精會神地翻閱著幾冊散亂的舊文稿。老者個子不高，背微駝，頭髮花白，面容清癯，兩眼有神，顯得很是慈祥。從他的面目表情可以看出，他對眼前的文稿頗感興趣。詢問了價格後，他便把那些文稿買了下來，然後緩慢地離開了。
《甲戌隨筆》等陳獨秀遺稿一組
過了不久，攤主才知道，原來這個神態憔悴卻又氣度不凡的老人，竟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
陳獨秀來到江津，連同他購買舊文稿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江津城。舊文稿的作者是本地前清進士楊魯丞，楊魯丞的孫子楊慶餘也聽說了此事。楊慶餘一直想出版祖父的遺著，但後來文稿丟失了，此次得知祖父遺稿失而復得，而且是被大學者陳獨秀購得，便邀請陳獨秀遷居楊宅，同時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楊氏遺著，陳獨秀應允下來。於是，陳獨秀住到了楊宅。
陳獨秀是1938年8月來到江津的，他先是住在江津城東的郭家公館內，後又搬到江津城西門外30餘里的鶴山坪施家大院，但是這兩處對於有痾在身還要寫作的陳獨秀都不適合。
楊宅是清朝二甲進士楊魯丞的故居，四周由石條砌成的高牆相圍。房屋雖陳舊潮溼，但環境比較清靜，且家中多有藏書，陳獨秀很喜歡宅內的環境。住下後，他曾利用楊家的那些藏書研究文字學問題。至於為楊家整理《楊魯丞先生遺著》之詳情，後來魏建功先生在《江津楊魯丞欽士先生遺著五種》跋語中敘述甚詳。
在中國近代史上，陳獨秀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早期領袖著稱於世的。也正是由於這方面的原因，他一生被捕五次，最後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6日，他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模範監獄裡。
由於陳獨秀在獄中進行了包括絕食的各種鬥爭，他才得到了一個人住一間單房的待遇，允許他看經、史、子、集方面的書，還允許他寫作。於是，陳獨秀開始了已荒蕪多年的文字學研究。
據與他同獄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所說，陳獨秀的監獄生活是這樣的：他房裡有兩個大書架，擺滿了書籍，經、史、子、集每樣都有一點兒，但他對文字學最有興趣，成天埋頭鑽研《說文》……此時的陳獨秀沉浸在文字學的研究之中，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服刑犯。
從1932年入獄至1942年離世，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裡，陳獨秀一直沒有放下他手中的筆，辛勤地耕耘著。十年之中，著作頗豐，且皆為文字學研究。那麼，他的這些手稿下落如何呢？
最後十年著述頗豐
在獄中，陳獨秀給自己制訂了一個著書計劃，擬在兩三年內撰寫《古代的中國》《現代中國》《道家概論》《孔子與儒家》《耶穌與基督教》和《我的回憶》等書稿。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由於他對文字學研究有興趣，又有紮實的功底，所以實際完成的著述也是以文字學研究為主，即使未完成的也都是與文字學研究有關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陳獨秀被釋出獄。他的寫作計劃沒有實現。於是，陳獨秀帶著他的伴侶潘蘭珍和在獄中所寫的稿件，於1938年8月輾轉來到江津縣，繼續開始他的寫作生涯，直到1942年5月27日離世。
那麼，陳獨秀從1932年至1942年的十年中，著述情況是怎樣的呢？這十年當中與陳獨秀來往很多，且在他去世後幫助整理其遺稿的有魏建功、臺靜農，擔負起處理陳氏身後事宜重任併為陳氏遺著出版之事多年忙碌的是何之瑜。據他們的考證，陳獨秀這十年的著述主要有：正式完成並發表了的《中國古代語言有復聲母論》《〈荀子〉韻表及考釋》《廣韻東冬鍾江中之古韻考》《實庵實說》《孔子在中國》等，已完成（後刊有油印本）和未完成的（有的後來經改寫出版）《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原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識字初階》《干支為字母說》和《甲戌隨筆》等，另外，還有《以右旁之聲分部》和《玉旁字之研究》等著述計劃。那麼，這些遺稿的下落如何呢？
據何之瑜《陳獨秀先生病逝始末·後記》載：“遺稿之整理：關於文字學、聲韻學，已請魏建功教授負責整理；容署約臺靜農、方孝博兩教授來津，參加初步工作。將遺稿中關於文字學及聲韻學如《小學識字教本》《連語彙編》《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等十餘種，及尚未成編、零星遺稿，均分類登記，並抄錄副本，以付出版。”
關於陳獨秀先生逝世後的遺稿整理和有關出版事宜，知名學者沈寂在《陳獨秀與商務印書館》一文中有更詳細的記述：“陳獨秀逝世後，即由何之瑜、魏建功、臺靜農、方孝博在江津對陳的遺稿做了登記編號工作，文字學及聲韻學方面的由魏建功整理，散文與詩詞散失較多，蒐集不易，擬由臺靜農，並擬請陳鍾凡參加蒐集。其他政治思想的論文，早已披露於各種刊物者，徵得家屬同意，暫不加整理。最後由何之瑜總其成。何氏至1943年4月19日編成《獨秀叢著目錄》，分寄陳獨秀生前友人徵求意見，當時駐重慶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武欣然應允出版。不過他說在此不能排印，必須到戰爭結束。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何之瑜又去找王雲五。王對他說，‘仲甫先生的遺著，商務一定出版，但必須要等三個月’。”
何之瑜1946年由江津到上海，專事整理陳氏遺稿。此時胡適已由美國返回中國，並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即由陳鍾凡致書先容，告訴他何之瑜正在整理陳獨秀的遺著，要求胡適託滬上友人對何之瑜的生活加以關照。胡適由此對陳獨秀遺著的整理工作有所瞭解，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1947年秋，何之瑜將《獨秀叢著目錄》改為《獨秀叢著總目》，把陳獨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十二冊。計有：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凡八篇）、實庵實說、小學識字教本、中國拼音文字草案（手稿）、獨秀文存一集（彙集五四時期的文字）、獨秀文存二集（彙集國民革命時期的文字）、獨秀文存三集（彙集託派時期的文字）、獨秀文存四集（彙集抗日戰爭時期的言論及南京監獄的部分學術論著）、獨秀詩存（手跡及抄稿）、獨秀書信（手跡及抄稿）、甲戌隨筆（包括1934年在獄中所寫隨筆和音韻文字雜記以及古史材料等）、獨秀叢著拾遺。
1948年5月，何之瑜移居上海，在此前後編輯《獨秀叢著》，其間，他曾三次寫信給胡適談陳獨秀遺著出版事，並希望他能寫序。1948年6月15日，何之瑜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先生，最重要的是您應允為《獨秀叢著》寫‘總序’，無論如何，要請您在最近這一週寄來，因為商務已排好、校好《叢著》的第一冊，只等您的總序來到，就馬上出版。其次，是建功先生已經回北大事，您自然不會給他過分的工作，像臺灣那麼忙，所以我要他無論如何在最近這三個月以內，把他一年前應允為商務抄寫仲甫先生遺著《小學識字教本》的工作完成”。
從這封信可知，1948年6月間，陳獨秀的遺稿均已整理完畢，並已交付商務印書館，而且已排好《叢著》第一冊，《小學識字教本》原稿尚在魏建功的手中。此刻，北平已在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1948年12月15日，胡適乘坐南京派來的專機倉促離開北平，陳獨秀遺著的出版計劃也被擱置下來。
也就是說，陳獨秀的遺稿，除了魏建功先生帶走的那部《小學識字教本》原稿和現藏筆者處的《甲戌隨筆》手稿及一些未完成文稿（即：《獨秀叢著目錄》第十一），其餘部分最後出現的地方理應是商務印書館。
何人為陳氏抄寫文稿？
陳獨秀在江津為楊魯丞修訂的文稿首頁
魏建功帶走的《小學識字教本》原稿的下落如何呢？我曾與魏建功先生哲嗣魏至多次探討。最後一次是2004年5月14日上午。抗戰時期，魏至與其父曾在四川江津居住過，他們一同看望過陳獨秀，他對陳獨秀的字體、筆法作過研究。當我告知他陳先生的《甲戌隨筆》等手稿在筆者處時，他一再叮囑方便時帶上一觀。當我取出陳氏手稿時，魏至肯定地說：“此陳氏手稿無疑！”對於其中幾冊非陳氏手筆，問及魏至，他分析說，或許是陳先生的夫人潘蘭珍女士所為。並說，他的母親就曾經幫助魏建功抄寫稿件。我又問：“據說潘氏不識字？”魏至說，她跟了陳先生十多年，應該會寫字的。
最後我問他，有些資料說，魏建功曾為陳氏抄校文稿時，魏至略顯激動，說：“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從陳獨秀的為人和性格看，不可能提出這個要求；二是當時魏建功實在太忙，根本無暇。此外，魏建功在世時從未談到過此類事情。陳獨秀去世後，所有文稿均由何之瑜保管，1946年，何之瑜將陳氏手稿《小學識字教本》交魏建功並囑其手校謄清以備出版，魏建功推卻不掉，才接受下來，這是事實，但因赴臺灣普及國語，無暇去校，更無時間謄清。後來回到北大，北平解放在即，亦無暇做此事。1952年，魏建功將此稿上交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楊晦。至今魏至仍保存北大開具的收條。魏至還說，當時收存者是吳曉鈴先生。當問及這部書稿現在是否尚在北京大學時，魏至說，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想親眼看一看這部書稿的真面目，但一直沒有如願，他還囑我想辦法打聽這部手稿是否就在北京大學。
按《獨秀叢著總目》，筆者所藏陳獨秀的部分文稿，是《總目》中的第十一冊，即：《甲戌隨筆》（包括1934年在獄中所寫隨筆和音韻文字雜記以及古史材料等）。何之瑜對此部分亦有編號，按編號應為十八件，其中缺四件，並有六件為他人謄清本。
陳獨秀先生的遺稿是否有人所抄所校？經過對所藏《甲戌隨筆》等十餘種“零星遺稿”的研究，結合《小學識字教本》的命運和魏至的說法，我認為“分類登記”是肯定的，但“抄錄副本”尚無根據。如果這些稿本有他人謄清，那麼這個人究竟是誰呢？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曾經帶著這些稿本走訪過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魯迅紀念館和前文提到的魏至先生，說法不一。有的學者說，像是許壽裳的字，並推斷稱陳獨秀在南京獄中時，許氏亦在南京供職，並時常探望陳獨秀。另一說法懷疑是潘蘭珍所為，我對此說不以為然。理由是，陳獨秀的“零星遺稿”中的幾冊謄清本的書法，還是有一定功力和底蘊的。據說潘蘭珍本不識字，即使經過陳獨秀的指導會寫字了，但要達到如此水平，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我認為，抄寫文稿另有其人，這個人是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陳獨秀有三個兒子，老大陳延年，與周恩來同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發起人之一，歷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1927年被國民黨殺害，年僅29歲；老二陳喬年，是最早一批中共黨員之一，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湖北省委書記，1928年被國民黨殺害，年僅27歲；老三陳松年是陳家父子中唯一未從政者，所以最後守著父親併為其送葬的且年年掃墓的就是這個小兒子。也就是說，在陳獨秀生命的最後十年裡，在他身邊的親人只有潘蘭珍和陳松年。陳松年為父親謄清一些文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大部分文稿都是用普通的縫衣線“裝訂”的，這個是潘蘭珍所為，不會有什麼疑問。
就誰是抄寫陳氏文稿之人，我曾通過上海社科院的任建樹和陳獨秀的外孫吳孟明取得了聯繫。我給他寄去了《甲戌隨筆》首頁的照片和他人代抄的文稿照片。吳孟明在回信中說：“前此曾見何之瑜編《獨秀叢著總目》有《甲戌隨筆》條目，惟不知其內容，更不知其下落。幸如今先舅祖此遺著遺墨終不致被淹沒，先生功莫大焉……所云抄件非潘蘭珍所寫，誠然。抗戰時我們全家在江津，知道潘沒有寫毛筆字的基礎，倒很可能是陳松年抄的。我曾見松年叔寫的隸書，寫得很好。其實松年叔是個極聰明的人，平時一直平實而低調。”
當然，這也只能算作較為有力的佐證而已，究竟是否，還有待進一步的論證。
上述陳氏文稿，惟《甲戌隨筆》是陳獨秀手書之完稿。“甲戌”年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這一年是陳獨秀入獄的第三個年頭，也就是在這一年，國民黨的最高法院以“危害民國罪”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8年。所謂“隨筆”是“五四”運動以來十分流行的一種散文形式，屬於筆記文學。《甲戌隨筆》，是陳先生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寫成的，但是，我在讀他這本洋洋灑灑六萬餘言的大作時，感覺到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心情是放鬆的，如果不是處於心手雙暢的狀態，是寫不出的。
筆者收藏了《甲戌隨筆》
《甲戌隨筆》手稿首頁
陳獨秀在江津居住的石牆院楊宅
陳獨秀晚年完成的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是《小學識字教本》，而《甲戌隨筆》則是另一本極為重要的學術著作。
眾所周知，《小學識字教本》手稿至今下落不明，流傳於世的是1940年由國立編譯館油印的《小學識字教本》的上編（共印了50冊）。可以說，《甲戌隨筆》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本陳獨秀著作原稿，也是現藏筆者處的十幾冊陳獨秀手稿中的唯一完稿。
陳獨秀對音韻學和文字學有很高的造詣，這是行家們公認的。《甲戌隨筆》最大的特點是集古史、訓詁為一體，以隨筆的形式，卓然成書。這恰又符合他“對音韻學，文字學的研究直接有助於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的觀點。在這個方面，《甲戌隨筆》多有實踐。
《甲戌隨筆》開篇以西人讀“日本”發音談起，自然地過渡到中國古代少數民族的語言、姓氏的發展演變過程與世傳百家姓的關係，然後以《史記》《說文》和自己的所見所聞考證了百家姓之外的稀見之姓。這一部分大概佔全書的五分之三的篇幅。
陳獨秀對中國民族史有深入的研究。他從古代茶字的讀音、茶和荼字音義的轉變，引申到古苗人與西北戎、狄、羌等少數民族之間的歷史淵源，對西北、西南等大量的古代地名及歷代歸屬等進行了考證。對各民族、地域、支系、源流等，陳獨秀均以簡要的語言作了考證。如：對東胡、鮮卑、烏桓的考證。東胡在戰國時活動於今灤河上游以東地區。戰國後期，向北遷徙，秦初組成了部落聯盟，與匈奴對峙，漢初被匈奴冒頓單于擊敗，部落分散，退守烏桓山的一支稱烏桓；退守鮮卑山的一支稱鮮卑。陳獨秀考證時引用了大量的史籍資料，如《竹書紀年疏證》《尚書》《春秋公羊傳疏證》《左傳》《史記·匈奴傳》《晉書》《戰國策》《魏志·官氏志》……還有大量的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文獻資料，不一一列舉。
《甲戌隨筆》不僅集中體現了陳獨秀的文字學功底，而且充分表現出他的書法造詣。從書法藝術角度看，其手稿雖時有外文和篆隸，但節奏連綿,一氣呵成，在章法的把握上和字體的選用上也是隨心所欲，不作安排，一任天成，堪稱極其精彩的書作。
陳氏編定《楊魯丞先生遺稿》，現存筆者處三冊，三冊分別為：《說文假借例釋》《說文札記》《說文逸字考》。《說文假借例釋》的前半部，是陳獨秀在楊氏原稿上修改的。其時，陳獨秀剛剛住進楊家的石牆院，他對楊氏遺稿的評價是：“雜亂無章沒關係，稍加整理，就有理有章了。”這個階段，他對楊氏遺稿還持肯定態度。而《說文札記》全稿，陳氏修修改改的地方很多，且有陳氏刪掉並自己添加處。據此，可作出這樣的推測，此時陳獨秀已接受了章太炎的觀點，“雜亂無章”的楊氏遺稿，僅靠在其原稿上修修改改是不行的，只能依其思路和觀點，重新修訂手編。
陳獨秀花費一年多的時間閱讀整理楊氏遺稿，逐漸沒了興趣，“開始看還不錯，看多了，就不對胃口了”。根據陳獨秀的性格，“不對胃口”的事情，就是用“八抬大轎”去抬他，他也不願做的。據說，陳獨秀把自己對楊氏遺稿的看法，對楊氏後人講了以後，楊氏後人很不高興。既然再也不想去整理楊氏遺稿了，那麼，憑著陳獨秀的性格和為人，白住楊家的房子是不可能的，付房租的事情，也就順理成章了。
陳獨秀駕馭筆墨的天分一如其治學鮮活的獨特風格，筆者所藏陳獨秀手澤皆為文稿，因涉及文字學的研究，文稿中夾雜著眾多的大篆、小篆結體，表現出多種書寫風格，行、草、隸、篆樣樣可觀，皆純熟自如，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
這裡有一點應加以說明，儘管陳獨秀的書法造詣很深，但他從未將自己作為書法家來對待，也沒有類似康有為晚年以寫字為生的經歷。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為專業工作，他也未將寫字作為謀生的手段（憑名氣和水平，他是完全有這個條件的）。因此，其大幅傳世作品數量不多，且大都是應酬之作。而能夠真正表現其書法水平的，以筆者看來，應該是他的文稿和信札。
《甲戌隨筆》和其他的零稿，從書法角度上乍看並無驚人之處，但細讀之下，不但書寫上字字珠璣，而且是行氣及通篇的氣息也使人拍案叫絕。筆之揮運恣肆率意，字勢雄偉、飽滿，絕無纖弱之病，當是陳氏最真實自然的流露。我曾在夜深人靜時用放大鏡仔細觀之，愈令人感到文雅之氣、剛毅之氣撲面而來，小字放大後能有大氣勢是難事、是例外，即使是專業書法大家也是難以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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