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詠走了。有網友（@喬得克）在微博上寫了這樣一段話：“抗癌17個月，得癌的時間可能更久，這個過程一絲風聲沒有走漏，之前在美國被拍到，還被罵撈夠就走……悄悄抗爭，慢慢退去，漸漸被遺忘……這挺酷的，也挺讓人難受的，李詠。”很快被數萬次轉發。
李詠得到了人們的尊重。
李詠（1968年5月3日-2018年10月25日）。圖為李詠個人作品《詠遠有李》（版本: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9年11月）書封。
而同時，他的離開，就像以往所有引起關注的“患癌逝世”一樣，也再度喚起我們對於癌症的恐懼。長期以來，我們好像已經習慣了通過公眾人物、新聞事件或身邊的例子，來提醒自己生命的脆弱。
癌症，眾疾之王。癌症起於人，亦止於人。
我發現，幾乎所有壽命超出統計學預期之外的癌症患者都有著一種活在當下的態度：“是的，我也許會比預計的更早去世，但是我也有可能比預計的活得更久。無論發生什麼，我都要從現在起儘可能地好好活著。無論最後發生什麼，這都是最好的應對方式。”
這句話出自一位叫大衛·塞爾旺-施萊伯（David Servan-Schreiber）的醫生，他身為壁球隊隊長、醫學博士、“身體非常健康”，在學術事業正走向巔峰的時候，被意外檢測出核桃大小的腦部腫瘤。
他和朋友喬納森·科恩，正在攻讀博士，年紀輕輕就因為傑出的學術成績，聯合創辦並一道管理著一個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出資建立的腦功能成像實驗室。該實驗室的目的是探索人類思維和大腦之間的聯繫，從而瞭解人類思維的機制。然而，
在那個普通卻令人絕望的夜晚前，他從未想到這個研究會向他揭示的東西：他自己的絕症。那年他31歲。 大衛·塞爾旺-施萊伯（1961年4月21日-2011年7月24日），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精神科臨床教授，因其在精神病學所取得的成就，他贏得了2002年賓夕法尼亞州精神病學協會總統獎。他是“無國界醫生”在美國分支機構的創始人之一，並於1991年作為志願者前往伊拉克。
從那之後，癌症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這位醉心於科學研究，對看護病人無甚興趣的醫學高材生，開始走近癌症患者，與他們一起審視生命和死亡恐懼。2011年，與癌症抗爭18年後他走了，遠遠超過所謂的醫學統計預期。期間，他每週騎一次自行車，常常打壁球，“帶著癌症健康地生活”。
他將自己的抗癌經歷，加以醫學解讀寫成一本書《每個人的戰爭》（Anticancer: A New Way of Life），一度成為全球暢銷書。在書中，他對醫學的進步和侷限，以及社會不平等都作出了自己的反思。如何直面、審視並克服恐懼，抗癌考驗著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限度。
譯者 | 張俊
摘編 | 西西
《每個人的戰爭》
譯者: 張俊
版本: 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9月
“大衛，你知道嗎？這完全可能。”
在30歲及其以前，我從沒有真正地對與病人的接觸和溝通產生興趣，而是忙於精神病學實習和實驗室研究。我取消了（博士）培養計劃所要求完成的輪崗任務：花6個月時間在普通醫院看護那些因身體疾病而產生心理問題的病人（有的接受了冠狀動脈搭橋手術，有的做過肝臟移植手術，還有的身患癌症、紅斑狼瘡、多發性硬化症......）對阻礙我繼續進行實驗室研究的輪崗工作，我毫無從事的慾望。而且，這些病人都不是我真正的興趣所在。
我想要做的是研究大腦、撰寫論文、在學術研討會上演講，以及為科學的進步作貢獻。畢竟，我還年輕，又野心勃勃。
匹茲堡大學校園。大衛·塞爾旺-施萊伯是該校醫學院精神科臨床教授，也是整合醫療中心的聯合創始人。圖片©視覺中國
但是隨後（指作者31歲之後，期間經歷婚變、再戀愛——編注），我的生活卻急轉直下。
我至今還記得那年10月匹茲堡的那個迷人夜晚，秋色染紅了街道兩旁的樹葉，我正騎著摩托車前往核磁共振檢測中心，喬納森、道格和我將會在那裡與一些學生碰面，這些學生是我們某個實驗階段的“受試者”。我們會花錢讓受試者鑽進掃描儀，並讓他們完成預先設計好的腦力測驗。第一個學生8點鐘過來了，按照計劃，第二個學生的實驗時間是9點到10點，但是他沒來。
喬納森和道格問我是否願意上掃描儀。自然，我同意了。我躺進掃描儀的窄筒裡，胳膊緊貼著身子，像躺在棺材裡一樣。很多人都受不了掃描儀那令人憋屈的空間：有10%到15%的病人患有幽閉空間恐懼症，無法進行核磁共振掃描檢查。
就這樣我進了掃描儀。10分鐘後，解剖圖像掃描完成了。在我眼睛的正上方有一個小屏幕，我等著從那裡看到之前設計的用來激發腦前額葉皮層（這正是實驗的研究對象）活動的腦力測驗題。這個測驗的內容是：屏幕上會快速不斷地出現一組組按順序排列的字母，每當你看到有一組字母與之前出現的完全相同時，就按一下電鈕。我一直在等著喬納森給我發送腦力測驗題。
但是，掃描遲遲沒有開始，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喬納森和道格就在屏蔽玻璃後的控制室裡，我們只能通過對講機交流。這時，我的耳機裡傳來了說話聲：“大衛，我們遇到了點問題，圖像上有個怪東西，我們必須再做一次掃描。”好吧，我可以等。
我們又做了10分鐘的解剖圖像掃描，接下來就該開始腦力測驗了。這時耳機裡又傳來了喬納森的聲音：“聽著，情況不大對勁，我們要進來了。”他們走進掃描室，把我從掃描筒里拉了出來。我一出來便發現兩人的神情有異，喬納森一手扶著我的胳膊，說道：“實驗不能進行下去了，你大腦裡有東西。”於是，我讓他們給我看看剛才掃描兩次記錄下來的腦部圖像。
在我腦前額葉皮層的右部區域，有一個核桃大小的球狀物體。在這個位置的腫瘤，既不是那種有時人們認為可用手術去除的良性腦腫瘤，也不是最惡性的腦腫瘤，比如腦膜瘤或腦下垂體的腺瘤。但是，我的身體非常健康，積極參加體育鍛煉，我甚至還是壁球隊的隊長，因此，這不可能是什麼囊腫或膿瘡。
問題十分嚴重，晚期的腦部腫瘤要是不進行治療，6周內就會要人命，即使採取治療，患者也只能撐個一年半載。我不知道自己的腫瘤到了哪個階段，但是我很清楚以上的數據。
大衛·塞爾旺-施萊伯在他的書房接受媒體採訪。圖片©紐約時報網nytimes.com
我騎上摩托回到城市另一頭的小屋時，已是晚上11點，皓月當空，萬里無雲。臥室裡，我躺在床上，睜眼望著天花板。這些年在科學探索的漫漫長路上，我一直苦心孤詣，蓄勢待發，在求學和工作的過程中，我犧牲了很多，為未來打拼，突然間卻發現，我可能再也沒有未來了。
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葉孤舟，原本在順河漂流，突然間卻被一個大浪託至岸邊，掉進了一潭死水，再也到不了大海。造化弄人，我被困在一個了無牽掛的城市裡，在匹茲堡獨自一人，即將離開人世。
我並不想睡去，而是躺在床上胡思亂想，眼睛盯著印度小卷煙燃起的絲絲煙霧，這時，不同尋常的事發生了，我突然聽到腦海裡冒出一個聲音，一個溫和清晰，自信果敢，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確鑿無疑的聲音。這不是我，但這的確是我的聲音。
當我反覆唸叨“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這不可能”的時候，這個聲音說道：“大衛，你知道嗎？這完全可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既令人驚訝又令人費解的是，這個回答令我不再軟弱無力。是的，這當然是可能的，這只是人類經歷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很多人都經歷過，我並沒有什麼特別。
審視恐懼，它們並非不可抗拒
作者抗癌史 Anticancer: A New Way of Life 2008年封面。
在我發現自己得了癌症的那一週裡，我瘋狂地看醫生，從這個預約衝到下一個預約。一天傍晚，天下著雨，我正在15樓的候診室裡等著醫生。我站在平板玻璃窗前，向下俯瞰著街上如螞蟻般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了，那些人是如此鮮活；他們有事可忙，有未來需要規劃。至於我，死亡就是我的未來。我把視線從這群路人身上移開，感到一陣恐懼。
與出生一樣，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是特例，那麼我怕什麼呢？在接下來的歲月中，我的病人教會了我如何去認識和掌控對死亡的恐懼。藉助他們的經驗，我開始懂得，對死亡的恐懼只是眾多恐懼中的一種。而一旦審視這些恐懼，它們便不是那麼不可抗拒。
《抗癌的我》（50/50 ，2011）劇照。
1
對痛苦和虛無的恐懼
我見到丹尼斯時，他只有32歲，卻即將不久於人世。我們年紀差不多，而且像我一樣，他也是一名醫生。他已經被淋巴瘤折磨好幾個月了，治療也已經沒有效果。
“首先幫助我的是一天早上我醒來時意識到，我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會死的人。雖然我會死得很早，但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和其他人在同一條船上，路人、電視新聞主播、總統，甚至還有你。”他說這番話時沒有看我，“你也會死，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是想想這個我就很欣慰。這個我們共有的命運意味著我是一個完整的人，和你們大家、我們的祖先還有我們的後代緊緊相連。我沒有丟掉我的人籍。”
延伸閱讀：人類抗癌史
《眾病之王》
譯者: 李虎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3年2月
作者歷時六年，以歷史資料、專業文獻、媒體報道、患者專訪等信息，向讀者闡述了癌症的起源與發展，人類對抗癌症、預防癌症的鬥爭史。
丹尼斯經常夢見自己被吸血鬼追趕，這顯然象徵著他正被死亡追趕。他總是在吸血鬼抓到他之前驚醒，但是有一天，他的夢做出了一個不同的結局。吸血鬼抓住了他，用尖牙利爪撕咬著他的血肉。丹尼斯大叫著醒了過來，驚出了一身冷汗。直到現在，他才想通自己從中領悟到了什麼：
“我現在意識到，自己不只害怕死亡，還害怕那會很痛苦。”
丹尼斯擔心自己長有不同的腫瘤，不會死得那麼平靜。有一回，腫瘤壓迫到了他的神經，令他痛不可當。直到我與他的腫瘤醫生制定出一個詳細的計劃後，他才感到放心了一些。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希望能注射足夠劑量的止痛劑來去除所有的痛苦。他知道大劑量的止痛劑可以帶來平靜，甚至可能會讓他停止呼吸。
2
對孤獨的恐懼
我們害怕死亡帶來的痛苦和虛無，也常常擔心會孤獨地面對死亡，就像《伊凡·伊里奇之死》一書中描述的那樣，面對如此可怕的環境，我們會害怕臨終時沒有人來安慰自己。托爾斯泰將這種死亡稱為“莊嚴而令人敬畏的死亡”。這種孤獨感常常比身體上的痛苦還要折磨人。
有一天，醫院讓我和一位病人的妻子談談，因為她“煩透了”。她不斷向護士和實習醫生問問題，提要求，叫他們對丈夫做這個，不要做那個。她扯起嗓子在走廊裡大喊，打擾到了其他病人。這位叫黛博拉的女士和她的丈夫保羅今年都是42歲，他們曾經一起在一所最好的商學院唸書，品學兼優，後來都成了頗有雄心的貿易商。
當我走進保羅的病房時，他看起來很可憐，黃疸使他深陷的臉頰更顯得虛弱。在我們互相介紹的時候，他的手緊張地搓弄著床單。他認為自己能夠康復。他必須保持樂觀，直到最後。但是他有沒有擔心過結果也許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呢？他沉默了半晌，然後說他經常這樣想，但是從來沒有說過，因為他的妻子會受不了。
我為保羅和黛博拉感到深深的悲痛。他們是那麼用心地保護對方，以至於最終阻止了對方談論那些最令他們害怕的事。對他們倆來說，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孤獨感！我和保羅談到了他們倆的第一次見面，他們在一起時最幸福的回憶，還有猶豫很久之後想要一個孩子的願望。
延伸閱讀：醫學與癌症
《癌症：進化的遺產》
譯者: 聞朝君
版本: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0年12月
作者認為癌症並不是新生疾病。儘管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癌症的主要類型和發生率不盡相同，但它在自然界普遍存在，貫穿於整個人類社會。從來沒有也永遠不可能有遠離癌症的烏托邦。
3
對拖累別人的恐懼
比起被人照顧，我們通常更習慣去照顧別人。而且我們一般都很自信能照顧自己，身體慢慢衰弱直至死亡的念頭之所以會使我們害怕，還因為這會使我們不得不極度地依賴別人，而與此同時，我們卻什麼也給不了別人。
然而，在最後的那些日子裡，還有一個生命中最偉大的儀式需要我們去傳承。我們每個人對死亡的認識通常都來自於自己曾經見過的例子，如祖父母的死、父母的死、兄弟姐妹的死，還有好友的死，等等。當輪到自己時，這些場景就成了我們的指引。
我有幸也曾有過這樣一位重要的導師——我的祖母。她是一個含蓄的女人，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但是在我那看似艱難的童年的每個階段，都有她的身影。後來我長大後又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穿著一件很乾淨的睡衣，美麗而安詳，我和她都知道告別的時候快要到了，我握著她的手，鼓起勇氣告訴她，她對我這個已長大成人的孩子有多重要。當然，我哭了，淚水止不住地流下來。她用手指沾了一滴我的淚水，溫柔地笑著說：“你知道，對我來說，你的眼淚和話語，就像金子一般珍貴，我會帶上這些的。”我至今仍記得她最後幾天的樣子，儘管她已經不能自理，身體已經不聽使喚。
延伸閱讀：醫學與癌症
《細胞叛逆者》
譯者: 郭起浩
版本: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8年5月
關於癌症的形成與起源。
4
對丟下孩子的恐懼
在所有對死亡的恐懼中，我常常覺得最可怕的是一位母親或一位父親對無法將孩子撫養成人的恐懼。45歲的萊斯利有兩個正處在青春期的孩子，一個12歲，一個13歲。她的卵巢癌已經轉移，第二次化療沒有起到效果，醫生告訴她，她只有6個月可活。她最不安的就是會丟下兩個孩子。在努力幫她克服這種恐懼時，她具體描述了想象中自己死後孩子們最糟糕的情況。
首先她把自己看作一個幽靈，能看到孩子的生活，但觸摸不到他們也不能和他們說話。孩子們傷心失落，她卻無能為力。一想到這些場景，萊斯利就會感到胸口鬱悶難當，以至呼吸困難。我建議停止治療，但她還想繼續。然後，她看到女兒正在為她的大提琴表演做準備，萊斯利以前常常陪著她參加這樣的音樂會。現在，小索菲不得不一個人去了，她坐在演奏臺上，完全不知所措，塌著肩膀，眼神空洞。想到這些，萊斯利的臉變得更加扭曲了，我開始懷疑這次治療是否會有害無益。但就在我準備打斷她的時候，她看見女兒笑了。她好像聽到了女兒的心思：
“媽媽不在這兒，但是我還清楚地記得她總是在這裡陪我的情景......我腦子裡聽得到她說的話，還有她的鼓勵。我能感到她在背後支持我，我的心能感受到她的愛。好像現在她會在任何一個地方陪著我。”然後萊斯利看到女兒帶著深沉而成熟的情感演奏起來，和以前完全不同。兩年後，我收到了萊斯利的信，她還活著，還在接受治療。她回憶說這次治療是她經歷過的最艱難的時刻之一。但是這次治療驅走了她的恐懼，使她收穫了自信，讓她能夠繼續與疾病抗爭。
延伸閱讀：個人抗癌史
《當呼吸化為空氣》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年10月
作者獲得過美國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即將獲得斯坦福醫學院外科教授職位並主持自己的研究室。2013年，即將抵達人生巔峰的保羅，忽然被診斷出患有第四期肺癌。點擊書封，查看關於該書文章《面對死亡，對“活著”這件事更加篤定》。
5
對未盡之事的恐懼
死亡即是永別。為了走得祥和，我們須得與一切告別。事實上，要捨棄我們未能實現的抱負、旅行的夢想或者曾經珍視卻很快夭折的愛情，並不容易。通常最好的告別方式就是去做最後的嘗試。寫下自己一直想寫的詩句，做一次夢寐以求的旅行，趁著一切還有可能的時候。因為這是最後的嘗試，所以即使所有的嘗試都失敗了，那我們也不會有任何遺憾。但是，最難釋懷的往往是那些深深刻在我們生命中的痛苦情感。
36歲的珍妮弗得了一種侵略性極強的乳腺癌，任何治療都沒有效果，她即將離開人世。6歲的時候，父親拋下她和11歲的哥哥，移居墨西哥，再也沒有回來看過他們。在給他寫信之前，珍妮弗猶豫了很久，離開30年了，他還會感到羞愧嗎？他會不會漠不關心甚至連信也不回？但是死亡的莊嚴時刻常常會叩開最冷酷無情的心門。珍妮弗的父親來了，雖然感到害怕和羞愧，但他還是來了。這是珍妮弗成人後與父親的唯一一次談話，她終於可以告訴父親自己希望能瞭解他，希望父親能保護她，把他生活中所知道的教給她。
她給父親看了自己的照片，那是一張她患病之前的照片，依然光彩照人，還有她兒子的照片。面對著她憔悴的身體和麵龐，他無心為自己辯解，只是聽著，最後對她說了對不起。他說他那時焦慮不安，如果是今天，他不可能這樣做，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他祈求她的原諒。不久後，珍妮弗就平靜地病逝了。
延伸閱讀：個人抗癌史
《此生未完成》
版本: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1年5月
一個母親、妻子、女兒的生命日記：“我們要用多大的代價，才能認清活著的意義？”
“虛假的希望”，還是意識的力量？
醫生，尤其是腫瘤醫生，最大的擔憂之一就是“不要給病人虛假的希望”。我們都知道，對一個病人來說，沒有什麼感覺要比被醫生欠考慮的承諾所欺騙更痛苦的了。還有一種危險是，某些病人會天真地相信這個希望，因為這些自然方法，他們有可能會繼續抽菸、不去做乳房X射線掃描或是拒絕做化療那樣艱難的治療。出於這些合理的擔憂，我的同事有時會拒絕採用所有超出常規的療法。
不過歸根結底，這會將我們侷限在一種讓每個人的自我抵抗能力都受到抑制的醫學理念裡。就好像面對癌症時，我們什麼也做不了，無論是在病前還是病後。鼓勵這樣的被動行為其實是在創造一種絕望感流行的文化。
更糟的是，這是一種虛假的絕望感，因為一切科學證據都表明，我們能夠通過深刻影響自身的抵抗力來解除癌症機制帶來的危險。這正是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在那份產生巨大反響的報告中所強調的。
這份報告指出：
“在原則上，大多數癌症都可以預防。”
我個人已經不再屈從於這種虛假的絕望感，它使我情緒消極無所作為。寫作這本《每個人的戰爭》時，我無意向那些沒有準備好的人強行推薦改變生活方式的辦法，每個人都可以自由決定什麼是最適合自己情況的方法。不過，我選擇了分享，與每一個想知道怎樣才能更積極地促進自身健康的人分享我的經歷，還有我從科學文獻中學到的一切。
這些主要方法，可以簡單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體勢”的重要性；自然之力的協同作用；意識的效用。
作者在演講。圖片©amessi.org
我發現，幾乎所有壽命超出統計學預期之外的癌症患者都有著一種活在當下的態度：“是的，我也許會比預計的更早去世，但是我也有可能比預計的活得更久。無論發生什麼，我都要從現在起儘可能地好好活著。無論最後發生什麼，這都是最好的應對方式。”
“體勢”的重要性
我的藏族同行毫不否認在緊急情況時，西醫有著神奇的效果，西醫會針對具體的疾病採用特定的藥物或療法。多虧了闌尾切除手術、治療肺炎的盤尼西林和應對急性過敏反應的腎上腺素，西醫每天都在拯救著生命。
但是當治療慢性疾病時，西醫的短處很快就暴露出來。癌症是典型的慢性病。想通過全力發展新的檢測和清除腫瘤的技術來消滅癌症不太可能。在這裡，我們還必須得照顧好“體勢”。正如世界癌症研究基金2007年度報告中所強調的那樣：加強身體抵抗機制的方法，如營養學和身體鍛鍊，確實能起到預防癌症的效果，並對治療癌症有重要作用。因為這些方法靠的是自然作用，所以消除了預防和治療之間的界限。
一方面，這些方法能夠阻止我們所有人都攜帶的微腫瘤發展成腫瘤（預防）；另一方面，這些方法能強化手術、化療和放療的作用，防止復發（治療）。
每個人都會認識一些這樣的人，他們患有癌症，有時候是很嚴重的癌症，但他們的腫瘤經過治療後便退化了，有的人從那之後就一直正常地生活著。有時候，掃描還發現他們的腫瘤變小了。不管怎樣，這些患者的自然防禦力現在已經抑制住了癌症，使其無法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正如發現血管生成現象的猶大·福克曼在《自然》雜誌上所寫的那樣，這些人患著一種“無病狀的癌症”。
雷內·杜博斯（Rene Dubos）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學度過，被認為是20世紀生物學界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發現了第一種用於醫學的抗生素，還發現了生物體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因此成了一位積極的生態保護主義者。
“我一直認為科學醫療的唯一問題是它還不夠科學，只有當醫生和患者都學會了用自然的治癒力量來駕馭身心之力時，現代醫學才是真正科學的醫學。”
延伸閱讀：個人抗癌史
《滾蛋吧！腫瘤君》
版本: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2012年9月
“在睜眼就是治療室，入耳就是化療、吃藥、體溫、白細胞增減的環境裡”，作者記錄了自己的每一段經歷，用畫筆捕捉了來自父母、親人、朋友的關懷和生活中的點滴感動。
自然之力的協同
身體是一個處於平衡的巨大系統，每一種功能都與別的功能相互作用。改變其中的一種，整體也必然會受到影響。因此，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從哪裡開始：是飲食，身體鍛鍊，心理練習，還是其他能讓你的生命更有意義、使你更具生命意識的方法。
每一種病情、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防治癌症的方式也獨一無二。最重要的是，要培養自己的生存意志。有些人通過參加合唱團或看喜劇來培養它，有些人則通過寫詩、記日記或是更多地與自己的孫兒們待在一起來做到這一點。
提高人對某一方面的認識似乎也可以自動提高人對其他方面的認識。例如，康奈爾大學的研究者科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發現，多吃蔬菜、少吃動物蛋白的老鼠運動也變多了，就好像飲食的平衡更容易使老鼠從事身體鍛鍊一樣。同樣的，冥想或瑜伽練習也與身體的意識相聯，久而久之，我們會失去對非平衡飲食的興趣，非平衡飲食加重了我們胃部的負擔，總體上也會加重我們身體的負擔。我們也會喪失對菸草的興趣，菸草帶來的影響要比飲食具體一些，它會影響我們的呼吸系統，加速心率，就像菸草留在我們頭髮和指間的氣味那樣清晰可見。我們還會不那麼愛喝酒了，酒精會讓我們不能清楚地思考，動作也變得不利索，這種效果更加顯而易見。健康是一個整體，每朝著更為平衡的狀態走一步，下一步就會變得更加容易。
延伸閱讀：個人抗癌史
《重生手記》
版本: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一位癌症患者的抗癌親歷記。
意識的效用
每個人都能夠充分利用癌症知識的革新來防治癌症和照顧自己。但是這首先需要我們革新自己的意識。最重要的是，必須意識到自己生命的美麗和價值。我們必須關注我們的生命，呵護它，就像呵護一個信任我們的孩子一樣。這種意識使我們的生理機能不致遭到破壞，癌症不易發生，使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一切事物來滋養和支撐我們的生命力。
要開始真正嚴肅地對待自己的生命，理解生命的美麗，身患癌症不是必要條件。相反，我們離生命的價值越近，對生命那充滿生機的美麗越敏感，我們就越容易預防癌症，也越有可能從生命的旅程中受益。
我們所有人都受到生命意識缺失的困擾，對那些異常貧困者更是如此。恢復全球性的環境平衡將減少這種極度不公的社會現象。因為最底層的人群同時也是患癌率最高的人群，他們最容易受到工業勢力的傷害，為了填飽肚子，他們不得不吃最便宜的食品，也是最不健康（糖分最高，ω-6脂肪酸含量最高，反式脂肪最多）、受殺蟲劑汙染最嚴重的食品。而在工作中，他們又最容易暴露在會誘發癌症的產品之中（牆壁或地板塗料、油漆、清潔劑等）。至於他們的住所，則主要集中在汙染最重的地區（靠近鍋爐廠、有毒的垃圾場、冒煙的工廠等），他們暴露在工業垃圾之中，使自身的免疫系統壓力重重。這些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是最突出的受害者，是一群最需要利用自然方法抵禦這些致癌因素的人，但是他們也是最難獲得這些方法的人。
紀錄片《癌症：眾疾之皇》（Cancer: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2015）海報。
本文內容經“理想國”授權整合自《每個人的戰爭》（作者: 大衛·塞爾旺-施萊伯；譯者: 張俊；版本: 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9月）一書第一、四、十及十三章，內容有刪節、順序有調整，標題為編者所取。整合與編輯：西西。題圖素材來自《抗癌的我》（50/50 ，2011）劇照局部。未經出版方或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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