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8日，清晨，寧夏隆德縣。西北的陽光像金子一般撒在古城高低錯落的建築上，天空是湛藍的。七月的風，不似南方那般燥熱，帶著些許清涼，溫柔地掠過我的面頰。我和弟、妹，還有親屬一行，回到了父親的家鄉，祭奠他，追思他。
車子沿著蜿蜒的山路，向六盤山西麓的北象山進發。前不久的一場大雨，把上山的路沖刷得溝溝坎坎，在幾個“之”字形的急轉彎處，開車的師傅必須要倒一次車，才能把車重新開上正路。車子在北象山山腰處停下。父親陵墓旁的松柏，是1984年栽下的小樹，現在已長成參天大樹。山上的植被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觀。以松柏為主、山桃為輔的綠色，把盛夏的北象山裝點得鬱鬱蔥蔥。
我的父親李友祿，1918年7月出生，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二十五軍。投身革命的父親在戰爭中迅速成長為一名勇士。入伍後，父親因驍勇善戰，三個月就任班長，十個月任排長。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父親身經百餘場大戰，負九次重傷，九死而一生。父親的左臉頰上一直留著很大的傷疤，那是在一次衝鋒時，父親揮著駁殼槍，高喊著：“同志們，跟我衝啊！”一顆子彈在父親的口腔中炸開，炸爛了他的臉，甚至有子彈碎片留在了父親的顱內，父親卻神奇地活了下來。1955年，國防部簽署命令，授予父親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和解放勳章。
父親從來沒有向我們炫耀過他的戰功，母親則一直珍藏著父親的一個公文包。直到父親去世後，我們才在這小小的公文包裡，看到了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獎章、紀念章和勳章。
父親對自身的名利看得很淡，離休後堅持回到當時貧窮落後的家鄉。父親經常下鄉，不坐車，不帶人，和基層幹部研究改善農民生活的問題。他時常把自己的離休金用來接濟生活困難的百姓。除了到銀川去看病，父親極少用公家的車。他常常拖著因負傷而行動不便的腿，到部隊學校，給戰士和孩子們講革命故事。每年家中院子裡種的蘋果、梨和杏子熟了，熱心的父親就把它們送給老人和孩子。晚年的父親生活極為樸素，他穿的衣服經常打著補丁。走在家鄉的大街小巷，不熟悉的人，誰也想不到，這和藹的老人曾經是一位叱吒風雲的戰鬥英雄。
父親養育了五個孩子，他們青年時期都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都是各自工作崗位上的骨幹。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無論上學、就業還是提拔，父親從沒為此找過熟人或領導。大弟入伍後，參加了邊境作戰。戰鬥打得激烈時，父親整晚睡不著，一杯杯地喝酒。那時，前線有他的戰友，他沒打一聲招呼。戰後，大弟榮立三等功。回家探親時，父親親自下廚，為他燒了幾個菜。
有一年，我探親結束後返回兵團。父親幫我提著行李，一直把我送到車站。直到車子開動了，父親還在揮動著手臂。六盤山的風吹拂著父親的白髮，我忽然覺得，父親老了。父親愛孩子，不是為他們提供豐厚的物質享受，而是把融於血液的堅定的人生信仰、英勇無畏的奮鬥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遺傳給了子女們。
1984年5月14日，離休後回到家鄉居住的父親，突發腦溢血，未來得及見上三個遠在外地的孩子，就匆匆離開了他熱愛的家鄉和鄉親，離開了聚少離多的孩子們。追悼會原定在小禮堂舉行，但自發來悼念的幹部群眾太多，只好臨時改在大禮堂，但還是容不下前來的人們。父親一生都在實踐自己的革命理想，將入黨時的誓詞真切地化作了畢生的努力。
風吹過樹梢，太陽在綠葉的縫隙中撒下迷人的金光。我閉上眼睛，彷彿看見年輕的紅軍戰士、勇敢的八路軍指揮員，揮著短槍，舉著大刀，一次又一次穿雲裂帛地高喊著：“同志們，跟我衝啊！”這句話，父親一生中喊了多少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生都在衝鋒！
7月27日，我們子女還有親屬，到六盤山紅軍長征紀念館瞻仰。紀念館海拔2832米，車子盤旋而上，一行人中年齡最小的是妹妹的孫子，只有11個月大。小傢伙有些暈車，但沒有哭鬧，哼哼著、堅持著。也許在他的血液中，也流淌著曾外祖父的勇敢和堅強。
快離開這個魂牽夢縈的地方了。我站在渝河旁眺望六盤山時，突然想起一句話：“由於他的生存而許多人能夠生存，他的生存便更有意義。”父親英勇奮鬥了一生，他的生存是有意義的。此刻，他的家鄉已由昔日貧窮落後的古城，變成國家園林縣城。嶄新的博物館、寬敞的市民廣場、鮮花盛開的公園和兩岸楊柳依依的渝河，都在生動地述說著改革開放以來家鄉的變化。
晨曦中，北象山公園傳來秦腔高亢激越的演唱，不是專業勝似專業；暮色中，廣場上樂聲歡快，舞者翩躚，那一招一式，不是表演，而是抒發，抒發著這個全國文化先進縣人民的幸福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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