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遵義？遵義會議那個地方？
是的。
遵義？
不知道。
茅臺酒知道吧？
當然。
茅臺酒就產自遵義啊。
遵義產茶？我沒喝過。
沒關係，嘗一口，你就會驚歎遵義茶的醇香，那是來自雲霧山嶺的味道。
遵義？當然知道，我的父親，曾在那裡工作生活30年……
與上海相距1800公里的遵義，是黔北一顆璀璨的明珠，竹海茶園、青山碧水，既有繁榮的城市，又有寧靜的鄉村。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遵義市播州區（原遵義縣）楓香鎮花茂村，看到乾淨的民居、盛開的鮮花，感慨道：“怪不得大家都來，在這裡找到鄉愁了。”
在中國現代近一百年的歷史上，上海與遵義多次相逢，對於上海人來說，遵義，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遠方。
遠方，是什麼樣？本期《新民週刊》帶你去看一看。
記者｜黃 祺 策劃｜袁雲超
龍坑立交橋夜景。遵義龍坑立交橋由8座大橋組成，全長近12公里，為貴州最大的3層互通式立交，是連通杭瑞、蘭海高速兩條“大動脈”。攝影/唐正
遵義，離上海最近的一座城
遵義，距離上海有多遠？
如果從地理距離和文化傳統上看，遵義離上海，的確很遠。
一個是有著巴蜀文化基因的黔北重鎮，吃辣椒，喝茅臺，粗線條。一個是有著一百多年商業傳統，中國最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都市，吳儂軟語，講規則，重效率。
登上飛機，飛行3小時，到達遵義。
坐上汽車，跨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行程1800公里，到達遵義。
但，歷史是神奇的黏合劑，將相距近2000公里的兩座城市，拉到了一起。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繁華淮海路後的一樁石庫門小樓誕生。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在遵義老街的紅色小樓裡，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兩次會議，後來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和中國的國家命運。2013年，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遵義時說：“遵義和上海都是紅色城市，在黨的發展史上，都有著特殊地位。”
1964年，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戰事，中央書記處決定，集中力量建設內陸地區，重要企業搬遷至內陸地區，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上海多家企業，搬遷至遵義，為遵義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第一次飛躍。當年的上海三線建設者“獻了青春獻子孫”，這批如今已經退休的上海人，把遵義和上海都當作故鄉，很多人的後代仍在遵義。
上世紀60年代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括作家葉辛在內的一大批上海知青到貴州，其中一些上海青年，到了遵義。
就在這一段歷史漸漸淡出人們記憶時，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開展對口幫扶貴州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上海市對口幫扶遵義市，第一批援遵幹部踏上征程，遵義，再次回到上海人的眼前。
現在，遵義和上海兩地黨政幹部、醫生、教師、商界人士、遊客來往頻繁，上海許多機構和公司，與遵義開展了各種層次的合作和交流，上海到遵義的航班幾乎天天爆滿。遵義機場原設計規劃2040年達到65萬人次，2014年遵義機場完成旅客吞吐量67萬，提前26年就超越了計劃，2015年旅客吞吐量83萬人次，今年半年旅客吞吐量51萬人次，預計全年吞吐量可突破100萬人次。
原本對遵義陌生的上海人發現，原來，遵義曾經離上海那麼近，現在，離得更近。對於上海人來說，原本只是出現在歷史課本中的地名“遵義”，因為這種頻繁的交流，從陌生變得親切。
遵義·婁山關。
有美景、有美食、有美酒、有投資優勢、有事業空間……遵義，逐漸展現出後發優勢。2015年，遵義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168億元，同比增長13.2%，在西部30個同類城市中，增長速度排名第一，經濟總量排名第六位。在2014年和2015 年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中，遵義市均位列市級行政區中盈利競爭力第一。
這是一座充滿著活力的城市，是一座有濃厚人情味的城市，是一座綠色又安逸的城市，值得細細品味。
歷史選擇了上海和遵義
每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有時候看似偶然，細究，常常又是必然。
1921年7月，10多位年輕人來到今天的上海興業路上，走進一樁紅磚石庫門小樓，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次發生在繁華淮海路後的神秘會議，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起點，中共一大的召開，開啟了中華民族新的歷史篇章。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為何是上海？
1920年代的上海，是中國的工商業中心，有數量龐大的工人階層，是工人運動的熱土，這為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社會基礎。同時，上海是華洋文化交融的都市，新的革命思想在城市中滋長和傳播，為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輿論基礎。再加上當時上海獨特的租界格局，給革命火種帶來了可以利用的生存空間。上海還是一個交通便利的城市，為國際進步力量的支持提供了可能性。
歷史的波瀾，將上海推到了轉折點，讓上海變成了一座紅色的城。
13年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經歷了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各種考驗，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但卻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陷入危機，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的奇蹟”的長征。
1935年1月紅軍突破烏江，智取遵義城。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集中批判王明“左”傾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嚴重錯誤和給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損失。會議作出了四項決定：一是改組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三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歷史最終告訴我們，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一次重要的轉折會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寫道：“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戰事時局，讓遵義成為重要的轉折點，但與上海一樣，轉折會議發生在遵義，也與遵義這座小城的客觀條件有關。
公元639年，唐貞觀十三年，現在的遵義市區域，被稱為播州，領轄範圍比如今的遵義行政區域還要大。播州從唐末到明末的725年間，為楊氏土司所世襲統治。楊氏土司的軍事工事海龍屯，如今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
2015年6月，習近平參觀遵義會議舊址。
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後，土司制度被取消，實行“改土歸流”，次年分播州為遵義、平越兩個“軍民府”，分別隸屬四川、貴州兩省。清康熙年間直稱遵義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義府由四川省劃歸貴州省管轄。
遵義位於貴州北部，與重慶交接，由於歷史上長期隸屬四川，交通比貴州南部便利，因此文化和經濟上也相比貴州其他區域更加開放和發達。
紅軍到達遵義時，湘江河岸的遵義小城，已經是西南一座繁榮城市，從遵義會議會址的兩層小樓，可以想象1930年代這座小城的面貌。遵義會議會址，原系國民黨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磚木結構，中西合璧，有多個房間，帶有精緻的庭院。除了這幢會址小樓，參加遵義會議的多位代表的居住地，也是國民黨官員逃跑後留下的私宅，同樣是氣派的黔北庭院建築，與上海的一大會址相比，並不遜色。
遵義自古是黔北重鎮，也被譽為黔北糧倉，經濟上富庶，這首先為長征中的紅軍駐紮和休整提供了補給上的保障，有了駐紮的條件，才有可能召開會議。
更加重要的是，作為文化上比較開放的內陸城市，遵義自古崇文重教，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北上投身革命，民眾對革命思想的接納比較容易。紅軍進入遵義城，遵義市民夾道歡迎，併為紅軍婁山關戰役、四渡赤水提供補給保障。
遵義當時的經濟實力和社會氛圍，給遵義會議的召開營造了寶貴的客觀環境，讓長征中的紅軍得到了難得的休整，為後來更加艱辛的征程，儲備了力量。
紅色，是遵義這座城市的底色，紅色基因已經植根在每一個遵義人的血脈中。歷史選擇了上海和遵義，兩座城市的名字，註定將永遠是中國紅色歷史上最閃光的名字。
一群人，兩個家鄉
19歲的青紅，站在上世紀80年代初貴州的濛濛細雨中，背景遠處是青色的山，近處是青色的工廠宿舍樓，青紅眼中的憂鬱也是青色的。青紅出生在貴州三線工廠的宿舍裡，父母都是上海人。父母準備舉家遷回上海，而青紅卻難捨戀情。對於這個上海人的孩子來說，貴州是故鄉，上海卻成了異鄉。
這是王小帥導演的電影《青紅》中的情節，電影獲得2005年戛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王小帥1966年出生在上海，幾個月大時被父母帶到貴州，在貴州度過13年，是一個標準的三線建設者子弟。《青紅》中描述的故事，發生在千千萬萬三線建設者的家庭中，是一段特殊的遷徙史。
位於遵義市區的“1964文化創意產業園”內的三線建設博物館，記錄了這段特殊的歷史。
遵義，是上世紀60年代三線建設的一個重要基地，上海企業，是遵義三線建設的主要組成部分。三線建設，給遵義帶來第一次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契機，上海的工人、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將上海的生活習慣、社會風氣帶到遵義，讓這個內陸城市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如今遵義市區繁華的上海路，被法國梧桐簇擁，很多當地人說，上海路的風情，就如上海的衡山路。
上海路得名，還真與上海有關。上海路早期的名稱叫青年路，是1958年大躍進時代修建的一條泥結碎石路。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更名為反帝路。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又更名為井岡山路。
這條路曾處於遵義市區的外圍，周邊是鄉野荒山。1964年5月中旬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研究第四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時，根據毛澤東主席關於“備戰、備荒、為人民”和“要準備打仗”的指示，提出了“一、二、三線的戰略部署和建設大三線”的戰略方針。
國家計委和第一機械工業部（簡稱一機部或機械工業部）在安排機械工業第四個五年計劃中，規劃在我國西南地區新建水、火發電站，同時部署在貴州遵義建設一個年產低壓電器主要元件60萬件的電器生產基地。1965年1月，一機部正式下達搬遷項目通知書，決定將上海華通開關厂部分設備和人員內遷貴州遵義，先建磁力啟動器廠，定名永佳低壓電器廠。
以這些工廠為基礎，遵義最終建成了長征電器基地，基地裡幾乎全是上海內遷職工，工廠分佈在青年路一帶。隨著上海內遷遵義三線企業的建設和投產，近萬上海人來到遵義。遵義本地人發現，只要走在青年路上，常常聽見上海話，來往都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大家便把這條路叫做了上海路。
投入三線建設，在當時是一項光榮而艱鉅的任務，很多上海人，是滿懷著理想與信念投入那段激情燃燒的特殊生活的。
退休的長征基地職工傅國華還記得，1969年8月14日，帶著支援“三線建設”的理想，他坐火車從上海出發。“那時因為湘黔鐵路還未通車，從上海到重慶的火車要經過浙江、江西、湖南、廣西、貴州五省區，火車在途中運行了三天三夜。”
以上海企業為主的長征電器基地，經歷了艱苦的建設階段。三線工廠按照“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選址建設，可以想象，要把原本城市裡的工廠搬遷建設到山區，在當時交通條件差、機械設備差的情況下，何其艱辛。
三線工廠也曾有過生產上的輝煌記憶，三線工廠的產品，為中國軍事、工業、科技事業的起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計劃經濟時代，三線工廠按照國家計劃生產，工廠職工生活保障和福利都要比當地人好，是當地人羨慕的對象。三線工廠就像一個小社會，有自己獨立的學校、醫院、食堂、娛樂設施，甚至電力系統也是獨立的，當時遵義城區經常停電，但三線工廠絲毫不受影響。貴州氣候冬天潮溼陰冷，三線工廠利用生產剩餘的熱氣，為職工宿舍建立了暖氣系統，更是讓遵義當地人羨慕不已。
三線企業到遵義之前，遵義工業落後，人口不多，內遷工廠的到來，不僅帶來工業，還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
馮道謙是遵義當地人，1968年，從學校分配到永佳廠子第學校任教。他回憶，初到上海人家家訪，非常驚訝。“這些上海人啦，不知是怎麼想的，把廁所修到了家裡。廚房裡的大鐵桶裡，裝滿了黑黑的、圓圓的、像湯圓一樣的東西，後來問了才知道那是煤球。過去，煤球是從上海運來的，後來廠裡有了煤球廠，可以自己生產供應職工生活用了。廚房的窗戶上掛著從上海帶來的鹹帶魚、鹹肉，散發著很濃的腥味。一位朋友告訴我，星期天你到田邊、河邊去看，在田埂上用鋼絲鉤釣黃鱔、撿田螺的肯定是上海人；在河邊用網撈魚蝦的肯定是湖南人。這倒是件好事，給當地的村民開闢了一條生財之道。當地的村民撈著田螺、黃鱔、鯽魚之類的到廠門口叫賣，後來松桃路菜市場上也有賣的了，是遠處的農民弄進城來的；再後來，當地村民已經把它端上了自己的餐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帶領上海黨政代表團，到遵義市正安縣大坎農業示範園區視察。
上海人的到來，也引起了街頭的時尚之風。上海路，就像是遵義的T臺，遵義第一條前門襟女褲是上海舶來的，第一個穿這種褲子的也是上海女青年。本地女孩紛紛效仿，曾在不少家庭引起風波。
三線工廠，就像是為遵義人開了一扇窗。無論是衛生習慣、社會文明還是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遵義整個城市，都因上海內遷職工的到來而發生了變化，讓這座城市具有了開放和現代化的氣息。費孝通曾評價：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
四十年後回憶，傅國華感慨：“剛到遵義時我才25歲，而今，我已年逾花甲了。作為一名上海支內職工，和許多內遷人員一樣，經歷了長征基地從創業到改革的漫長歲月。可能因為自己為長征基地的創業付出過熱血和青春的原故吧，所以對那段艱苦創業的歲月和同時期支內到遵義的戰友們，總有一種不可言表的情懷。”
上世紀8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三線工廠開始轉產、停產、轉制等，不同的企業迎來各自不同的命運。五十多年過去，三線建設已經成為歷史，但三線建設在遵義留下的工業遺產和精神遺產，卻值得珍惜。
今年，一個名為“1964文化創意產業園”的城市綜合體在遵義正式開放，園區本身由長征基地的廢棄廠房改建，保留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建築風格，這種工業LOFT風在50年後又成為了新的時尚。園區集創意類企業辦公和市民休閒功能為一體，現代生活與工業歷史奇妙地在這裡交匯。
“1964文化創意產業園”的投資方長征產投公司，由原長征基地的一家公司改制而成，骨子裡也流著三線企業的血液。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情感，園區專門設置了三線建設文化博物館，將20世紀60年代的工業設備、生活用品陳列展示。一進入展廳，參觀者彷彿穿越到一個火紅的年代。
遵義長征產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何可仁向《新民週刊》介紹，很多三線建設老職工從上海回遵義，會到博物館回憶自己的青春時光；而年輕人，則帶著好奇的眼光，打量這段特殊的歷史。
記者一次在上海的火車站候車，遇到幾名60多歲的上海人，也在等候開往貴州的火車。這幾人交流的語言，在上海話、普通話、貴州話之間靈活切換，就好像在說一種三語雜交的新語言。
三線建設，又一次將上海和遵義緊緊地連接在一起。
山海再相連
再次感慨歷史的奇妙。2013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2年，遵義會議召開78週年，三線建設49週年，遵義與上海再次相遇。
這一年的2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開展對口幫扶貴州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上海市對口幫扶遵義市。從此，遵義的街頭巷尾，再次迎來一大批上海人，隨之，上海的文化、上海的資源也來到了遵義。
幫扶任務明確僅僅5個月後，上海第一批援遵幹部，飛躍2000公里，抵達遵義。與幫扶其他貧困落後地區不同，遵義雖然在經濟社會發展上比上海落後，但自身經濟基礎並不算太差，社會開放程度也較高，遵義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幫扶，這給上海援遵幹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到了遵義，瞭解了當地情況後，上海援遵幹部們，把單純的幫扶擴充為“幫扶與合作交流”，為提升遵義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尋求方法和資源。
第一批上海市援遵幹部合影。
上海第一批援遵幹部領隊、上海市普陀區副區長黃慶偉說，遵義的發展，首要的是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貴州重要講話為根本遵循，走出一條有別於東部、不同於西部其他省份的發展新路。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外經處副處長韓大東到遵義掛職後，擔當起了遵義的“推銷員”。每每接待外來的客商，韓大東總是要說一句：“請高看一眼遵義，因為遵義是配得上外來者高看的。”韓大東說，到遵義有三個想不到：一是想不到遵義的經濟社會發展這麼快、這麼好；二是想不到當地幹部群眾的幹勁這麼足；三是想不到遵義的文化底蘊這麼深。
2013年10月，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到遵義，與上海援遵幹部座談。韓正說：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於國家整體發展，進入小康社會是13億人民共同的事情，通過各種方法逐步縮小地區差異，這是全國的大事，是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和實現“兩個100年”戰略目標的必然要求。中央決定上海對口幫扶遵義，既是中央對革命老區的關懷，也是對上海的信任。上海一定把對口幫扶遵義當作自己的本分，全力以赴完成好各項任務，不辜負中央的重託，不辜負遵義人民的期盼。
第一批上海援遵幹部三年的付出，換來累累碩果。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上海市對口幫扶遵義市項目重點投入新農村建設、產業發展、社會事業和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幫扶項目共計122個，幫扶資金1.9232億元，項目覆蓋惠及9個片區縣58個鄉鎮72個村。截至2015年底，上海援建項目直接受益貧困群眾16萬人，助推4個重點縣和111個貧困鄉鎮減貧摘帽。教育幫扶成效明顯，其中尤以職業教育幫扶更為顯著。上海市對口幫扶遵義市教育幫扶項目32個，幫扶資金6326.7萬元，佔總幫扶資金的32.9%。
在智力幫扶上，三年中雙方共同推進人文互動交流。共完成培訓班80期，培訓各類幹部、專業技術人才4367人，培訓項目涵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事業等領域。選派30名遵義市黨政幹部、後備幹部到滬掛職鍛鍊。
上海幫扶遵義，不僅僅是幫扶，也是一種合作。著眼合作共贏，援遵幹部在完善平臺搭建、促進產業合作發展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援遵幹部挖掘滬遵兩地所需所能，圍繞遵義的資源稟賦、特色優勢產業和千億級新興產業發展戰略，全力聯絡協調滬遵兩地相關產業部門、園區、行業、企業，既當“招商員”又當“推銷員”，探索創新對接機制，兩地產業合作發展呈現工作面擴展，項目點數增加，平臺型活動型對接頻度、效果提升的良好態勢。
另外，援遵幹部開拓社會幫扶，匯聚各方力量共建大扶貧格局。三年來，幹部們主動聯絡協調上海市有關部門、區以及各類社會組織、慈善機構、企業、愛心人士等社會各界捐資捐物6751.88萬元，用於受幫扶縣（市、區）的產業發展、社會民生、新農村建設、幫困助學等。
今年7月，第一批上海援遵幹部，將接力棒交到第二批11名幹部的手中，第二批上海援遵幹部領隊、上海市普陀區副區長李忠興表示：三年來第一批援遵幹部做了開創性、積累性、階段性的工作，成效顯著，第二批幹部要學習傳接下去。
上海的對口幫扶，給遵義帶來新的騰飛契機。貴州省省委對遵義提出了“堅持紅色傳承，推動綠色發展，奮力打造西部內陸開放新高地”的新定位、新要求，遵義正在朝著這個目標發生著深刻的改變。
金色赤水河。攝影/李巍
遵義是貴州省的第二大經濟、文化、貿易城市，強勁的發展勢頭和巨大的市場潛力，吸引著越來越多上海人關注的目光。遵義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有歷史悠久的工業基礎，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遵義，又是一座宜居的城市，是長江上游重要的生態屏障，是一個“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地方。2015年遵義中心城區PM2.5優、良天氣349天，空氣質量與海南三亞並列排名全國第6，光這一個數據，就已經值得上海人豔羨。遵義夏季無酷暑，火爐重慶的市民，喜歡夏季到遵義避暑。
作為革命聖地，遵義還有巨大的政治優勢和疊加的政策扶持。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到貴州考察，首站選擇遵義，對遵義的發展寄予希望，並稱贊遵義：“怪不得大家都來，在這裡找到鄉愁了。”
夕陽西下，鳳凰山麓，湘江河邊，遵義人開始了晚飯後的休閒時光：散步的，喝茶的，跳廣場舞的……上坡下坎的山城，街道也變得立體，霓虹閃爍處，是年輕人們的喧囂。
欣欣向榮的內陸城市遵義，有她自己的精彩——積極又安逸，開放又質樸，底蘊深厚卻又步履輕鬆，用自己的節奏展現出發展的後勁和潛力。
《新民週刊 》本期主題策劃預覽：
（鳴謝遵義市政府駐上海辦事處對本次報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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