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今天，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歲。
1955年，金庸先生的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在報紙上開始連載。從此，幾代人的武俠記憶緩緩展開。
刀光劍影，兒女情長，家國天下，肝膽相照。
金庸先生一生只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每一部都是精品。其十四部小說的名字首字連綴起來，便是大家多年來津津樂道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謹以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老師的此文紀念金庸先生。
作為本世紀最為成功的武俠小說家，金庸從不為武俠小說“吆喝”，這點值得注意。在許多公開場合，金庸甚至“自貶身價”，稱“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點點文學的意味，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如此低調的自我陳述，恰好與在場眾武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鮮明的對照。將其歸結為兵家之慾擒故縱，或者個人品德之謙虛謹慎，似乎都不得要領。
電視劇《神鵰俠侶》，小時候暑假看了很多遍
在幾則流傳甚廣的訪談錄（如《長風萬里撼江湖》、《金庸訪問記》、《文人論武》、《掩映多姿跌宕風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對於武俠小說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俠小說是一種娛樂性讀物，迄今為止沒有什麼重大價值的作品出現；第二，類型的高低與作品的好壞沒有必然聯繫，武俠小說也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有好也有壞；第三，若是有幾個大才子出來，將本來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俠小說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為個體的武俠小說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如此立說，進退有據，不卑不亢，能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並非純粹的外交辭令，其中確實包含著金庸對武俠小說的定位。
電視劇《天龍八部》喬峰和他最愛的阿朱
可是，請別忘了，撰寫“娛樂性讀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鏞的一隻手；還有另外一隻手，正在撰寫“鐵肩擔道義”的政論文章。據我猜想，在很長時間裡，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據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這話用在查氏創業之初，當不無道理。為了吸引廣大讀者，查良鏞以《神鵰俠侶》等作為誘餌——如此陳述，很容易消解小說家金庸的“意義”。但我寧願相信，這是實情。因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個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也正是這一點，使其在本世紀無數武俠小說家中顯得卓爾不群。
電影《笑傲江湖》開場，東廠眾人
“五四”以降，創作態度稍為認真的武俠小說家，面對新文學家義正詞嚴的道德討伐，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敢於理直氣壯地為自家創作辯護的，寥寥無幾，而且也都說不出什麼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學家多為“大知識分子”，政治上舉足輕重，在文壇上更是能夠呼風喚雨，其社會地位及影響力，絕非賣文為生的平江不肖生們可比。另外，新文學家之批評“舊派小說”的“金錢主義”以及以“消閒”為惟一旨趣，基本上擊中要害。在本世紀末以前的中國，文人無論新舊，對於純粹“遊戲”、“消閒”的作品，評價歷來不高。一句“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便足以使金庸放棄為武俠小說辯護的責任。至於金庸本人，為何一面自貶身價，一面樂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體說來，便是《明報》的事業。
電影《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中
邱淑貞飾演的明教聖女小昭
有了《明報》的事業，金庸與無數武俠小說家拉開了距離。一個武俠小說家，不只是娛樂大眾，而且可以引導社會輿論，在金庸奇蹟出現以前，實在不能想象。據說，金庸撰寫的社論與政論，總共約兩萬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
電視劇《天龍八部》，喬峰與段譽
查氏之政論文章，讀者面自然遠不及其武俠小說，可備受學者及政治家的關注。前者以金耀基為例：在率領香港中文大學諸學者“文人論武”時，金氏大談對於查先生所撰社論之熱愛，稱其“知識豐富，見解卓越，同時有戰略，有戰術，時常有先見之明，玄機甚高，表現出銳利的新聞眼”。後者則有查氏《北國初春有所思》記錄的與國家領導人的會談為證：“沒有仔細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的國家領導人，卻很關注查先生髮表在《明報》上的政治見解。
電視劇《鹿鼎記》，涼風有信，秋月無邊
作為小說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為政論家的查良鏞仍然寶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時間差，可這不妨礙我們將其相提並論。因為，在金庸創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論，右手小說。我關注的是，這種寫作策略，使武俠小說家金庸一改“邊緣”姿態，在某種程度上介入了現實政治與思想文化進程。
電視劇《雪山飛狐》，劇照時間1990年10月6日
既不完全認同新文學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於武俠小說家的“俗”，而是兩面開弓，左右逢源。支撐起如此獨立不羈的言說的，乃是其作為“輿論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義感”。晚清以降，文學的雅俗之爭，有審美趣味的區別，但更直接的，還是在於社會承擔：一主幹預社會，一主娛樂人生。查氏起步之處在新聞，現代中國的新聞事業，恰好與武俠小說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絕大部分武俠小說，都是先在報刊連載，而後才單獨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張報紙，頭版的社論與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幾“不可同日而語”。金庸之自辦報紙，並且“赤膊上陣”，下午褒貶現實政治，晚上揄揚千古俠風。有商業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負。長期堅持親自撰寫社論，實際上認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擔當精神——這才能理解金庸為何對作為一種“娛樂性讀物”的武俠小說評價並不高。
電影《東邪西毒》，王家衛取材金庸武俠
金庸曾表示，當初撰寫武俠小說，固然有自娛的成分，主要還是為了報紙的生存。如此“動機不純”，難怪其對於僅侷限於此的同道，不太恭維。時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個在小說之外還有顯赫功績的武俠小說家。查氏本人對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儀式上，出現一個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聞學家”，金庸演講的是“中國歷史”。至於武俠小說，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並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如此立說，確實讓無數“金迷”大失所望。不願意只是被定義為“武俠小說家”，金庸於是不時提醒讀者，請關注他真正的“學問”。
電視劇《神鵰俠侶》,過兒與姑姑
其實，關於金庸的傳記或著作，大都會提及其值得誇耀的“《明報》的事業”。本文只是將常見的“並列句”改為“因果句”，而且不是從《神鵰俠侶》對於《明報》銷量的決定性影響立論，而是反過來，強調辦報紙、寫政論對於《笑傲江湖》等小說創作的意義。政論與小說，一訴諸理性與分析，一依賴情感與想象，前者需要“現實”，後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熱交替，再清醒的頭腦，也難保永遠不“串行”。只要對當代中國政治略有了解，都會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中讀出強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極力否認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後記》中，金庸稱：
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
83版《射鵰英雄傳》
黃蓉說，靖哥哥，我死後你要答應我三件事
其實，小說家之追求普遍意義，與政論家的注重現實感慨，並不完全牴牾。說“影射”或許過於坐實，但對“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極度反感，畢竟包含著明顯的現實刺激。
即便小說家無意影射，政論家的思路也不可能嚴守邊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錯使用之際，不可避免地，“串行”發生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有無影射，二說皆可。就像六朝人嫻熟藻繪駢偶，即便無意為文的著述，在後人眼中，也都頗有“文章”的韻味。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人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閒”。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裡，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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