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去世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值得悲傷的事，因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資料圖 新華社
我想起他曾經說過，將來他的墓誌銘應該這樣寫：“這裡躺著一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他寫過十幾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他寫下的十五部武俠小說曾經讓多少讀者如痴如醉。但更重要的是，從1959到1989這三十年間，他所創辦的香港《明報》曾經影響過那個時代的中文世界。雖然大陸的讀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知道有《明報》，也沒有看過《明報》，但《明報》卻關心著那個時代的大陸、兩岸三地乃至整個世界，他親手執筆寫的那些社評也影響過許多讀者。
金庸是在一位在亂世中成長起來的書香世家的子弟，他身上有中國文化的深厚積澱，又飽受民國時期中西貫通的教育滋潤。雖然年輕的時候他沒有受完高等教育（無論是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還是在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但是他卻有幸遇到了那個時代的許多好老師和充滿了可能性的環境。
他在年紀輕輕的時候進入了杭州《東南日報》，成為了電訊翻譯、記者，在《東南日報》上發表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黃花瘦》《千人中之一人》已顯出了他在寫作上出色的才能。後來他又考進了上海《大公報》，繼而跟隨胡政之先生一起創立香港《大公報》。如同他的武俠小說延續了《刺客列傳》、唐人傳奇和《三俠五義》的傳統一樣，一路走來，他親眼目睹了民國文人辦報的最後一縷餘暉。他一生大部分的時光，或者說最寶貴的時光，都在從事報業——從杭州《東南日報》、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新晚報》，直到自己創立《明報》，把《明報》辦成了一個報業集團，他也延續了王韜以來中國獨特的“文人論政”傳統。
雖然今日大眾更關心的是他的武俠小說，但在當年，武俠小說只不過是“副產品”。他在報紙上發表武俠小說只是為了吸引讀者和擴大銷量，而真正想傳遞給大眾的卻是他在社評中表達的對國計民生、兩岸三地、世界風雲的關切。他是一個能“一手寫社評，一手寫武俠”的作家，他的文字在動盪的世代裡提供了清醒的聲音，他在新聞史上的影響和他在武俠小說史上留下的影響一樣重要。
金庸創造的江湖風雲跌宕，是非紛擾，如同現實世界一樣，變幻莫測。有人說，他的小說除了《天龍八部》和《鹿鼎記》，都會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有人說，他是郭靖、陳家洛、韋小寶。金庸自己倒是回答說：“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因為我做事畢竟是嚴謹的，不可能會這樣瀟灑風流……”他還說，什麼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一個幾乎擁有了世上一切的人，他對人生給出的竟然是“茫然”這個關鍵詞。
這是金庸真實的一面，他畢竟是一個血肉之軀，他人生中有無數的遺憾，也許在榮華富貴、掌聲和鮮花的背後，作為個體生命，他也有他的孤寂和落寞，有他的惘然和茫然。
他曾在垂暮之年遠赴英國劍橋大學念博士；在他香港寬大的書房裡，也擺滿了各種外文的精裝書。但從骨子裡，我想他這一生都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懷抱著理想，最終也並未完成。雖然在很多人看來，他是一個成功者，但在他身上我仍然能看到幾分悲涼之氣。魯迅先生在評價《紅樓夢》的時候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者,獨寶玉一人而已”。也許，金庸並不是那個呼吸領會到“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寶玉，但是他仍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
他讓世人知道一個人可以做到怎樣的極限，他可以兩手寫文章，兩手都為時代和眾人所矚目。他將新武俠小說進一步發揚光大，創造了目前武俠小說史上的巔峰，乃至有人可以靠著金庸筆下的人物和故事成就自己的話語世界。雖然金庸自稱是一個小人物，但他卻是一個做過大事業的小人物，他是在華語文學的世界中射過雕、縱橫過的英雄。
一個作家、一個報人，無論有多少雄心壯志，最終也要告別塵世。但他的離去只是肉身的離去，他留下的精神遺產不會被淹沒。我們將繼續追問、尋找他所關心的問題的答案——他依然與我們同在。
來源：北京晚報 傅國湧（《金庸傳》作者）口述
採訪：李崢嶸
整理：曾子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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