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善辯之士的鼻祖，要上推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孔門弟子宰我、子貢，當時列國合縱連橫，舌辯之士受到空前重視，思維敏捷、善於辭令逐漸成了士大夫不可或缺的才能。秦漢以降，士林臧否人物、議論朝政是製造輿論的手段，時稱“清議”。大約到了東漢末年，黨錮之禍起，在政治暴力的作用下，“莫談國是”漸成共識，清議之士或三緘其口，或改談抽象義理，開清談之先河。此風起於東漢郭泰，發揚於曹魏正始年間，成於“七賢”之一的阮籍。
魏晉時代，對德才同異和名教、自然的論爭，事關政治站隊。嵇康被殺，影響了一大批人，清談由開始的關注實際問題，轉向務虛，晉室衣冠南渡後，改為只談玄理，清談便失去政治意義，做了名士身份的點綴。早在司馬昭掌權時，七賢中的阮籍便是莫談國是、苟全性命的典型，連司馬昭都佩服，認為他是天下最謹慎的人，每次與他交談，“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主張名教的人一直想殺他，在司馬昭的保全之下，阮籍得以壽終。
比之借國帑滿足口腹之慾的腐敗，清談誤國是舌尖上的“另類腐敗”。學士談玄論道，兩耳不聞窗外事，於世事無益，倒也沒有大害。而把持朝政的士大夫整日以清談為事，想方設法保全自己，就是不務正業了，清談誤國之舌尖腐敗指的就是他們。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身居高位的王衍“虛談廢務”，導致“神州陸沉，百年丘墟”。潛心“養望”
王衍是“竹林七賢”之一王戎的從弟，出身“王與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王衍長相俊秀，是個美男子，借用時下流行語“小鮮肉”“娘炮兒”形容他，或許更貼切一些。王戎說自己這個弟弟“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導說他“巖巖清峙，壁立於仞”，王敦評價他“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單論相貌，可與衛玠、潘安看齊。這也符合當時清談之士的特徵，不僅辯論時口若懸河、辭藻華麗，講求學理思辨，還要掌握音律節奏、舉止風度，而且人長得也要好，生有幾分婦人姿色，如唇紅齒白、肌膚如玉。王衍在當時乃清談名士，不是浪得虛名的，各種條件都符合這一身份。
“竹林七賢”身後，清談不再是單純展現才情的手段，而成了進仕的終南捷徑。年輕的士子先要標新立異，崇尚老莊，言必稱玄，行為舉止都異於常人，一副不食人間煙火之態，實則難脫沽名釣譽之嫌，是為“養望”。等名望積攢到一定程度，便會引起士林關注，自然有廟堂之人來請君出山，這時候就要根據自己的門第、師友關係、名望、學識等拿捏分寸，是拒絕推脫，還是欲推還就、欲擒故縱，火候掌握自己手中。像謝安那樣，在一推再推中，名望倍增，一出山就是顯要職位。年輕的王衍怎不懂得此種道理，出身高門的他，門第有了，差的就是名望了，於是，一心撲在清談高論上，自比子貢，尚書盧欽曾舉薦他為遼東太守，王衍堅辭不就，從此不論時事，一心談玄。
名利雙收
常言道，3歲看老。王衍的父親王乂官至平北將軍，曾受到言官彈劾，罷免其官職的公文一到，他就派人去理論，沒有結果。當時，年僅14歲的王衍正好在京城，便為此事去找尚書山濤和僕射羊祜理論。王衍風姿才華出眾，言語表達暢快，事理陳述充分，把山濤給鎮住了。當他走後，山濤由衷地讚歎道：“生兒不當如王夷甫？”（或許這是辛稼軒“生子當如孫仲謀”一句的靈感之源？）羊祜卻說：“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意思是說，將來禍亂天下的，一定是這個人。
王衍的“名士風流”還表現為視金錢如糞土，俗話說，“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紅花還得綠葉襯，他的妻子就是襯托王衍品行的另一種人，見錢眼開，王衍常常為她感到羞恥，並稱錢財為“阿堵物”。王衍的名聲一升再升，朝野人士都很仰慕他，稱他為“一世龍門”。後來，就連晉武帝司馬炎都請他出來做官，王衍感覺時機已到，出為太子舍人，很快官至尚書令。與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不同的是，王衍等人把名教當作進身的手段，為了為自己辯護，他們提出“名教”等同於“自然”的歪理邪說。阮宣子有美名，王衍問他：“老莊與名教有何不同？”回答：“將無同。”王衍大加讚賞，立馬給他封了個官。名教與自然相同，即達官與名士可集於一身，朝端富貴與林下風流可名利雙收，王衍做到了。
狡兔三窟
王衍還有一個本領——會攀高枝，他將女兒嫁給太子司馬遹為妃，後來，司馬遹遭到賈后誣陷，他寫信求救於王衍，王衍卻害怕惹禍上身，不但不堅持正義，將信件私藏起來，還讓女兒跟太子離婚。他的這種苟且偷生、缺少錚錚鐵骨的做派，為人不齒，賈后倒臺後，有人便上書彈劾他。後來，他被成都王司馬穎相中，做了中軍師，屢次升遷，光熙元年（307年），官至宰相。在當時皇權相對弱勢的時代，個人與家族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社會看出身、重門第，士人拼命讓家族掌握政治話語權，王衍也不例外。他雖然身居高位，但考慮最多的是如何苟全性命於亂世，讓王氏家族得以綿延長久。
王衍為自己精心謀劃了一條退路。八王之亂後，東海王司馬越擊敗長沙王、成都王、河間王等諸王勢力，掌控西晉大權，當時青州和荊州是物產富饒的軍事重鎮，他向司馬越進言：“中原業已大亂，要靠文武兼備的重臣出鎮地方。”舉薦了自己的胞弟王澄任荊州刺史，族弟王敦任青州刺史，並恬不知恥地囑咐二人：“荊州有長江、漢江之險，青州背靠大海，你們出鎮荊、青二州，我留守京師，咱們王家可謂三窟了。”狡兔三窟的王衍，受到世人鄙夷。
為敵不齒
西晉八王之亂，加上清談之士把持朝政，終於導致五胡亂華，國破家亡。永嘉二年（308年），匈奴人劉淵稱帝，建立漢趙，開始進攻西晉。危急之下，朝廷把王衍推向前臺，擔起了抵抗匈奴軍隊的重任，他多次推脫卸責，不肯接受封爵。永嘉五年（311年），元帥司馬越在首都洛陽危急時刻去世，於是，眾人推舉王衍為元帥。王衍再次膽怯，推辭道：“我年少時就沒有做官的願望，是朝廷一再找上門來，才累遷至現在的位子。今日面對如此大局，怎能讓我這樣一個毫無才能的人來擔任統帥呢？”他借還葬司馬越於東海為由，和眾人帶著司馬越的棺槨往東海國逃遁。
結果，途中被劉淵部下石勒率輕騎部隊追上，晉軍大敗。王衍及襄陽王司馬範、任城王司馬濟、西河王司馬喜、梁王司馬禧、齊王司馬超等人被活捉。石勒把他們招至大帳中，想聽聽這群亡國之臣對西晉即將滅亡的教訓總結，怕死的王衍、司馬濟等人紛紛搶著陳述。十分仰慕名士的石勒把王衍視為座上賓，尤其想聽聽他的說法。王衍本就是清談高手，對朝中掌故又如數家珍，話題一開，便一發而不可收，又極力為自己辯護，說西晉亡國和自己沒多大關係。王衍為了討好石勒，竟厚顏無恥地勸石勒稱帝。石勒看到清談名士竟是這樣一副嘴臉，呵斥道：“你名蓋四海，身居要職，從年輕受重用到現在已白頭，如何說不參與朝政？如何說亡國與你無關？晉朝之所以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正是用了你這樣的人！”
“清談”與“清議”，一字之差，功能頓失；清談誤國，說到底，是空話、套話誤國。幾十年後，桓溫北伐，進兵洛陽，來到北邊的淮河、泗水一帶，登上船樓，眺望中原，不無感慨地說：“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衍諸人難辭其咎！”桓溫的評價可謂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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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虛談廢務”
兩晉時期的士大夫尚虛避世與國運的衰竭有直接關係。《世說新語》中記載：右將軍王羲之和太傅謝安一起登臨冶城（在今南京城西），謝安以一種超凡脫俗的高雅情趣悠閒地翹首遠望，王羲之卻沒有謝安的氣定神閒，因為他對當時的清談之風極為不滿，於是對謝安說：“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目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意思是說，夏禹終日操勞國事，手腳都長了繭；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飯，總覺得時間不夠用。現在國家四周敵人的營壘很多，人人都應當自覺地為國效勞。而空談荒廢政務，浮辭妨害國事，恐怕不是當前所應該做的。其實謝安倒不是真的虛談廢務，而有的身居要職的人卻真的是虛談誤國，兩晉王衍即是其中一位。他因高談闊論成名，年紀尚輕卻迅速進身，後來卻在軍中推脫使命，最終身死國滅，死時自嘆因“祖尚虛浮未戮力以匡天下”而遭此下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人在事上練，刀在石上磨。有些幹部，看簡歷有基層工作經歷，但並沒有經過實實在在的磨鍊。有的“名在人不在”，有的“身在心不在”，有的“時在時不在”，這是混基層經歷的！戰國趙括紙上談兵、兩晉學士虛談廢務的歷史教訓值得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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