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傅國湧（《金庸傳》作者）
整理：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金庸去世了，這是一件值得悲傷的事情，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雖然他的時代早在30年前就開始謝幕，但無論他的肉身的存在與否，仍然牽動著千千萬萬讀者。
作為在近百年曆史中生活過、努力過，對這個民族和世界懷抱過夢想，並且將這些夢想付諸過實踐的一代報人和武俠小說家，金庸的離去將引起人們對他更多的追問、關心和思考。
《金庸傳》
版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9月
“文人論政”最後的一抹餘光
15年前那個酷熱的夏天，在杭州，金庸對中央電視臺“新聞夜話”的主持人說，將來他的墓碑上會寫著這樣一句話：“這裡躺著一個人，在20世紀、21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如果認真考究的話，應該改為這樣更合適，“這裡躺著一個人，在20世紀，他寫過十幾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
遙望當年，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他寫下的14部武俠小說，讓無數人如痴如醉。但更重要的是，在1959年到1989年的30年間，他所創辦的香港《明報》曾經影響過那個時代的中文世界。雖然，大陸讀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知道有《明報》，也沒有看過《明報》，但是《明報》卻關心著那個時代的大陸，關心著那個時代的兩岸三地，乃至整個世界。金庸親手執筆寫的社評，影響過許多讀者。
他的語言乾淨、樸素、明白，也常有深刻之處。早在少年時代，他在《東南日報》上發表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黃花瘦》、《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就顯示出他在寫作上的出色才能。他的文字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相當成熟老練，他的思想在那個時代就開始成形。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經過了內戰的時光，他從1948年來到香港，進入新聞界，他一生大部分的時光，或者說最寶貴的黃金時光，都在從事報業。
從上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大半個世紀，金庸奔波於杭州《東南日報》、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新聞報》，自己創立《明報》，並把《明報》辦成報業集團，成為華人世界傲然獨立的一位報人。所以，他留在新聞史上的影響，和他留在武俠小說史上的影響一樣重要。雖然，今日大眾更關心的是他風靡一時的武俠小說，甚至連他本人在晚年也把武俠小說看得極為重要，但當年創作武俠小說不過是辦報的副產品，辦報才是他的正業。
由金庸創辦的《明報》
金庸在報紙上發表武俠小說，是為了吸引讀者，擴大報紙的銷量。他真正想傳遞給大眾的，是他在社評中表達出來的對兩岸三地、國計民生和世界風雲的關切。他是一個有才華的評論家，一手寫社評，一手寫武俠。在那個動盪時代，他提供了清醒且成熟的聲音。他不是莽撞的人，在任何風雲激盪中，他總有深思熟慮的聲音傳遞給讀者。無論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香港的震盪當中，還是在80年代末大陸的風雲變幻中，金庸始終堅持自己作為獨立報人的立場，而不是人云亦云。他把自己看成是“文人論政”最後的一抹餘光。
金庸的文學堪稱母語的典範
金庸生於浙江海寧的一個書香門第，祖上在康熙年間達到科甲最輝煌的位置，他的爺爺出身進士，所以，他是從一個沒落的士大夫階層家庭裡成長起來的。他身上有中國文化的深厚積澱，但從小讀的是新式學校，飽受了民國中西貫通的教育的滋潤。他生逢亂世，少年時代遭遇抗日戰爭，流亡到浙江南部的麗水碧湖，在那裡繼續唸完初中。開始念高中的時候，差一點被開除，所以又轉學到衢州中學。
雖然，金庸沒有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但無論是在重慶中央政治大學，還是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他都有幸遇到了許多好老師，也有幸遇到了那個充滿了可能性的新聞出版自由的環境。在成長的年代，他顯示出過人的才華，也顯示出對人類文明熱切的嚮往。他讀了很多書，包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萬有文庫”在內，都曾是他最愛讀的讀物。
他年紀輕輕便進入杭州的《東南日報》，成為電訊翻譯和記者。後來又考入上海《大公報》，成為電訊翻譯，後來還有幸跟隨胡政之先生一起創立香港《大公報》。一路走來，他親眼目睹，親身見證了民國在大陸謝幕前文人辦報的最後時光。所以，當他後來親自辦報的時候，他把這種“文人論政”的傳統發揚廣大，在香港延續了百年中國言論史上的最後一脈香火。
他的武俠小說雖然是娛樂作品，但同樣延續了中國歷史傳統，這種傳統近可追溯到清代的“公案小說”和“俠義小說”，更遠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人傳奇和司馬遷的《刺客列傳》，更不用說民國時期他讀得如痴如醉的那些新武俠。在上世紀50到70年代的香港殖民地環境中，他將這一新武俠小說的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創造了武俠小說史上的最高峰。他的文字如此乾淨，如此生動，完全堪稱母語的典範。即便放在一百年的中國白話文學史中，金庸也可以毫無爭議地排進前一百名。無論是他的社評，還是武俠小說，皆如此。
金庸的孤寂和落寞
一個作家，一個報人，無論他有多大的雄心壯志，或者有多少夢想，最終他的生命都要歸於塵土。這一點，金庸從來都知道。1979年，當他的兒子在遙遠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他就對人生有了更深的認識，他知道這個世界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把握的。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作品就已經拍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還被改編成武俠話劇。有一次，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他的作品，當人們知道金庸也在現場，觀眾熱烈鼓掌長達一分鐘之久。他自己說，“我開心得好像飄在雲霧裡一樣。”這是金庸真實的一面。他畢竟是一個血肉之軀，他人生中有無數的缺陷和遺憾，也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地方，但是，他同樣有非常真實誠懇的一面。
有人說金庸是韋小寶，而不是喬峰或者令狐沖。但他卻說，自己肯定不是喬峰，但也不是韋小寶或者陳家洛。活生生的金庸，又要比郭靖、令狐沖多一份狡黠，他身上有許多的複雜性。
他年輕時在重慶讀的是外交系，後來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唸的是國際法，在生命的黃昏，還到英國劍橋大學去唸博士。在他香港寬大的書房裡，放滿了各種外文的精裝書，但從骨子裡，他其實一生都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他的小說政論也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的產物。
他說他寫的政論之所以常常能一語中的，只不過是從《資治通鑑》中讀出來了對人性惡的基本把握。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國主義”的情結，也有香港商業社會帶給他的特質，毫無疑問，它也是香港神話和香港奇蹟的一部分。沒有殖民地香港給他帶來的這些環境，他不可能創造出明報集團，也不可能寫出十四部風靡華人世界的武俠小說。
他常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創造的江湖世界也是風雲跌宕，是是非非如同現實世界一樣變幻莫測。有人說，金庸的小說，除了《天龍八部》和《鹿鼎記》，都會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其實，在榮華富貴、掌聲和鮮花後面，作為一個個體生命，金庸也同樣有他的孤寂和落寞，有他的惘然和茫然。用他自己的話說，其實《天龍八部》裡照樣有“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他說，人生不可能永遠美滿，因而茫然的感覺在所難免。即便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會空虛。
我常想，什麼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過去，變成茫然。金庸，一個幾乎擁有了世上一切的人，他給出的人生關鍵詞竟然是“茫然”。
一個知識分子的現代樣本
今天當金庸離世的時候，想起他一生留下的作品，包括武俠小說和那些尚未結集成書的成千上萬的社評，我們知道一個人能做的，他幾乎達到了極限。在百年白話文學史上，他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存在。
儘管，我對金庸的為人處事和他的所作所為，並不都是那樣認同，但是我仍然深深地感念，作為生在20世紀到21世紀這個特定時空中的金庸，他的故事仍然提供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非常重要的範例。他讓世人知道一個人可以達到怎樣的一種極限，他可以兩手寫文章，兩手都成為時代和眾人的祝福。
他的武俠小說多少年來一直是無數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乃至有人可以靠著金庸筆下的人物和故事，成就一番自己的話語世界。雖然金庸自稱是小人物，但他是做過大事業的小人物，他是在母語的時空中“射過雕”的英雄。我想起錢穆先生對他的學生辛意雲教授說的一句話，“看歷史要有能力從大事中把握，評價歷史人物主要應看他在歷史大事中的作為和影響，而不能只看小事。”這正是錢穆先生常常念茲在茲的“同情之理解”。如果從這個角度說，金庸先生的一生，還真的是要給予高度的評價。
他的離去，只是肉身的離去，他的文字不會淹沒。他留下的精神遺產，他給百年來中國母語時空留下的那些痕跡，都不會被抹掉。我們將繼續地追問和尋找他所關心的問題。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所懷抱的理想，最終也並未完成。雖然，在很多人看來，他是一個成功者，但是在他身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幾分悲涼之氣。
魯迅先生評價《紅樓夢》的時候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一人而已。”也許金庸並不是那個“呼吸而領會”到悲涼之霧的寶玉，但是他仍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他懷抱的那種對大中國的理想，仍然會被後世之人長久地追尋和討論。
金庸曾在1973年4月22號的《明報》發表題為《最偉大的三結合》的社評，提出“平等的社會主義、自由的民主主義、仁愛的人文主義，這種三結合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我想，他心中自有對現實憂患的清晰判斷和危機感，並且也常有承擔。雖然在他生命的最後光陰，我們世人對他的要求可能更多，而他所做的已經力不從心，但就憑他在母語領域所做的貢獻，他在中國歷史上足以傳世。
紀念和哀悼金庸的離去，願他的靈魂安息！讀他的文字，感念他的人，思想他的故事，他依然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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