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展開的，到目前為止，
這一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改革探索”“框架構建”“體制完善”和“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四個階段。第一， 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的改革探索階段（1978—1991年）。
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直到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時期是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
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逐步向城市推進；從開展改革試點，積累經驗，再逐步推廣；對外開放從興辦經濟特區向開放沿海、沿江乃至內地推進。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人民告別飢餓
在農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區率先進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改革試驗，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隨後推廣到全國。
在企業改革方面，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試點，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
在財稅體制方面，推行兩步“利改稅”，逐步推進“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體制改革。
在流通體制方面，廢除了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逐步培育農產品市場。在對外開放方面，1980年，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同時，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開闢了一批經濟開放區。
第二， 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階段（1992—2002年）。
以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標誌，我國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內容。到200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
宏觀管理體制方面，1994年提出對財政、稅收、金融、外匯、計劃和投融資體制進行系統改革的方案，確立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的財政體制框架和以增值稅為主的流轉稅體系，中央銀行的調控職能得到加強。
國有企業改革方面，黨的十五大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實施“抓大放小”，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佈局的結構調整。
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改製為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許多全國性的行業總公司改組為控股公司；通過改組、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對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了改革。市場體系得到較大發展，取消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進一步放開了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素市場逐步形成。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逐步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了失業保險、社會救濟制度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三， 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完善階段（2003—2011年）。
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全面部署。
與此同時，黨中央總結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構想，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自此，我國改革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取消農業稅、牧業稅、特產稅。
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製度保障。
公共財政體制不斷健全。
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進。
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改革了投資體制，政府投資的範圍進一步縮小，企業投資自主權逐步擴大。
土地、勞動力、技術、產權、資本等要素市場進一步發展，水、電、石油和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步伐加快。
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
第四， 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階段（2012年至今）。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選舉產生了黨的新一屆領導核心。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不僅有效應對了複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風雲變幻，更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取得了經濟的中高速平穩增長。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非常明確地表明，改革不再拘泥於經濟體制改革領域，而是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的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
與此同時，為落實這些改革內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為此成立了6個專項小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就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改革任務分解為336項重要舉措，逐一確定協調單位、牽頭單位和參加單位，為落實《決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截至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召開了37次會議，會議內容囊括了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司法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過去的改革當中一直難以解決甚至迴避的諸多議題，彰顯了新的領導集體直面改革難點的勇氣。通過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
來源|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回顧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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