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週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週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週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梁瑩的論文抄襲事件以及本週刷屏的錦鯉文章背後的社會焦慮。
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抄襲事件：畸形體制造就的一朵奇葩？
上週，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一位教授的撤稿事件引發眾人關注。39歲的社會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入選者梁瑩以第一作者或者第二作者發表的超過120篇中文文獻在過去幾年陸續從數據庫中消失。這些學術成果，曾經幫助她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參與評定職稱，申請研究經費，卻被發現涉嫌學術抄襲以及一稿多投。除此之外，梁瑩的教學能力也遭到很多學生的投訴和質疑。目前，南京大學校方已正式介入，責成有關部門依照程序和規定調查此事。梁瑩事件反映出高校學術系統的諸多問題。一位在社會學科領域以近乎“光速”發表論文的學者何以平步青雲一路晉升暢通無阻？而涉嫌抄襲和一稿多投的論文又如何通過學術期刊的層層審核最終發表？如果一個有學術不端行為的個體能夠利用體制如魚得水，這個體制本身是否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和漏洞？更進一步，社會學科領域甚至是整個學術領域的學術生產意義何在？是僅僅為了維持學術圈內部的運轉還是真的能夠產生真知灼見？
10月24日，“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公眾號發佈了《青年長江學者與她的“404”論文》一文，梳理了39歲的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梁瑩很多論文憑空消失的來龍去脈。梁瑩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項目等多個人才支持計劃的入選者。她於南京化工大學獲得本科學位，之後分別在蘇州大學和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又在北京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做過博士後研究，2009年起，她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任教。
梁瑩的學術著作頗豐，《中國青年報》記者查到以她為第一或者第二作者的中文文獻超過120篇。但在過去幾年中，這些學術成果陸續被從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主要學術期刊數據庫刪除。目前她的中文論文已經無法檢索到，在期刊官網上，這些文章的對應頁碼也無法查看。甚至她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也已經消失不見。其中一家學術平臺上雖然可以檢索到論文條目，但是正文頁面已經顯示“404”。在對比論文時，記者也發現，至少有15篇存在抄襲或者一稿多投等學術不端問題。一位學術期刊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提到，2014年前後他們收到梁瑩從知網撤下已經刊發論文的要求，這種作者主動要求撤下文章的情況，自創刊以來“可能是第一次”。雖然這家期刊並沒有答應梁瑩的要求，但這兩篇論文最終卻從數據庫中消失了。
除了發表論文數量驚人以及涉嫌抄襲以外，梁瑩的教學能力也受到質疑。2017年3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工系2014級全體學生曾聯名舉報梁瑩教學態度不端，南京大學的學風督導員也在課堂中發現過類似問題。據一些上過她的課的學生反映，梁瑩上課期間常常早退，自己玩手機或打電話。她也曾在課堂上公開炫耀自己的學術能力和獲得的榮譽，表達對於教學的不屑。同時學生還反映梁瑩經常利用教學之便讓學生幫自己做私活。
10月23日接受中青報記者採訪時，梁瑩承認自己的一些論文存在學術不端問題，但表示上述情況只出現在學術生涯早期，即2005年以前。當時她剛入門學術，不懂規範。梁瑩表示，2005年之後學術界才開始強調學術規範，她認為如果這樣追查下去，中國很多教授、博導都有問題。“如果你這樣追究下去，所有中國的學者，那麼多，人人都有問題了。”
梁瑩的120多篇問題論文，數量巨大，令人震驚。實際上，與梁瑩類似的學術不端以及教學不認真行為，在國內高校屢見不鮮。在公眾號“一顆土逗”上刊發的《404的長江學者：總有一些教授，爛得讓我們淚流滿面》一文中，作者大姑媽通過一些實例，揭露了大學老師開論文工廠等流水線作業批量生產學術論文的行為。曾經在論文工廠兼職打工的錢曉亮就曾目睹科研論文是被批量生產、通過流水線遞交給“審稿老師”，之後反饋給作者然後發表的過程，他得出結論：“所謂的科研，拿著納稅人的錢，根本就不是為了社會生產知識，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生產垃圾。只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垃圾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去買現成的。”
在教學方面，文中一位名叫林曉的學生現身說法。在大學期間，林曉見過很多不備課的、使出渾身解數（念PPT或者放電影或者介紹自己旅遊見聞）拖延時間的老師。更有甚者，會像梁瑩一樣，利用上課時間讓學生為自己的科研項目打工，壓榨免費勞動力。有的老師會在研究生方法課上讓學生下載整理自己課題需要的文獻，並將其當成課程考核，美其名曰科研能力訓練。
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將科研能力作為高校職稱等級評定以及晉升的主要標準，教師們必然壓縮教學時間，將時間更多投入到論文發表和獲取課題研究經費上面，而學生們常常淪為教授的廉價勞動力。在2018年1月西安交大博士生楊寶德因不堪導師重壓自殺以及2014年廈門大學吳春明教授性騷擾兩樁事件中，均存在導師利用職權壓榨學生的狀況。有鑑於此，英國國王學院政治經濟學系比較政治學講師Alexandre Afonso甚至將當下的學術體制戲稱為“販毒團伙”。他認為在這個體制中，收入分配是極度由上端向下傾斜的，底層街頭的“毒販”不僅收入微薄，還面臨入獄、被槍擊、被層級較高的人毆打等諸多危險。為何他們甘願忍受風險與痛苦，留在“團伙”中？這是因為，只要忍辱負重，當他們爬到頂端之後就會擁有無盡的財富和名聲。大姑媽認為，如今的學術體制也是如此。隨著底層研究生源源不斷地輸入，學術大佬們才有越來越多的成果。頂層大佬的風光和權力，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大多數人為代價的。而造就這些拿著納稅人的錢學術造假、壓榨學生、為己謀私利的教授們的，正是類似販毒團伙的學術體制本身。
除了如金字塔般層級森嚴的學術體制以外，學術成果的審查和發表過程本身也存在一定問題，而這種問題也直接指向人文社科知識生產的有效性。在“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的《學術惡作劇成功發表：人文社科領域被後現代話語敗壞了嗎？》一文中，作者王晨陽集中討論了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助理教授Peter Boghossian和幾位同伴公開揭示他們精心籌備一年之久的學術惡作劇一事。簡單來說，他們將偽造的二十篇論文寄給人文社科領域的知名期刊，這些論文大多數據可疑、結論荒謬，但在時髦學術詞彙和進步政治立場的掩蓋之下，最終有七篇經過重重審議得以發表。這一事件一經公開，引發了美國公眾對於人文社科部分領域嚴肅性和學術價值的嘲諷和質疑。在作者王晨陽看來，Peter Boghossian及其同伴的做法質疑了人文社科領域內部知識生產方式如今存在的問題，即受到激進社會建構論以及後現代話語影響的後果。
Peter Boghossian及其同伴在一篇名為《伸冤型研究和學術敗壞》的長文中詳細解釋了其惡作劇的動機和訴求。在他們看來，人文社科領域的重災區是所謂的“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即一個由文化研究、身份研究和批判理論組成的學術建制的鬆散集合。此類研究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批判分析社會文化生活的細枝末節來診斷“基於身份的權力不平衡與壓迫”。在這類型的知識生產過程中，研究者有意站在支持邊緣群體的道德高地，用懷疑論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用多元話語質疑科學理性的權威性。
作者認為，雖然Peter Boghossian及其同伴的目標鮮明，但他們的惡作劇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證明他們的上述批判，這仍然是個問題。七篇文章得以發表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其實是人文社科部分領域的一些期刊在質量管控和學術審查上存在問題。同行評審質量堪憂、部分期刊學術標準降低，這些現象實則指向高等教育界的發表壓力、研究領域細分導致的期刊過度增殖以及評審體制和評審者待遇等諸多問題。其實不光是人文社科領域，在基於實驗與統計的“硬核”知識生產領域也存在同樣的問題。2005年，John P.A.Loannidis在他的論文《為什麼大多數出版的研究發現都是虛假的》一文中指出，科學研究，尤其是醫學研究的知識生產過程存在嚴重漏洞，包括：過小的樣本量和效應量，實驗設計、定義和分析模式上的自由度，經濟效益和偏見甚至是研究主題的熱度等等。
因此，如果我們再次回到梁瑩事件，就會發現“學術垃圾”的生產並不侷限於中國，也並不侷限於社會學這種社科領域。它是全球學術界和各個學科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與問題。這其中涉及高等教育科研製度如今的弊端，涉及學術成果評審和發表時各個環節可能存在的失誤，也涉及知識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偏差。
拜錦鯉教：幸運崇拜雖然無用但不可或缺？
10月24日上午，一篇名為《在這個從小躺贏到大的女人面前，楊超越真的不算錦鯉……》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這篇文章的作者“一地金啊”自稱是一個家有300畝地的雄安富婆，在文章中，她歷數了自己從小到大受到命運之神眷顧的種種事例，以及她的幸運體質如何給身邊人帶來好運。具體事例包括小時候喝鮮橙多連中八瓶，小升初以超過分數線一分的優勢得到四萬元學費全免的待遇，高考前一天晚上押中了語文考試古詩詞鑑賞的題目，大學六級壓線考過，公務員考試由於筆試第一名的人沒有出現因此輕輕鬆鬆被保送成為北京市公務員。除了營造自己從小到大一路躺贏的敘事之外，作者也描述了身邊人和她接觸之後獲得好運的種種事例，比如張三拿到心儀大學的offer，李四兩個月沒消息的求職郵件得到了回覆，王五和女朋友複合。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到：“我不過一介懶人，能有啥可供借鑑的人生經驗？並沒有。我只是一個運氣比較好的錦鯉女孩而已。轉發這篇文章，大家一起沾下喜氣。”這篇文章迅速獲得了十萬加的閱讀量，並取代楊超越、錦鯉等曾經風靡一時的轉運符號，在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從最早的錦鯉到後來的楊超越再到支付寶錦鯉信小呆，除了營銷者的推波助瀾，在此類轉運符號大行其道的背後，反映了當下中國青年人的何種焦慮？
媒體人方可成在發表於微信公眾號“新聞實驗室”的文章《拜錦鯉教》中指出，最近一次錦鯉風潮背後的一個直接原因是精明商家的背後助推。不久前，支付寶的中國錦鯉信小呆事件以不高的成本獲得了鉅額流量，引發了全民跟風轉發的風潮。與此同時，新媒體寫手也在利用錦鯉事件賺取轉發量。方可成引用了心理學家對於日常生活中迷信現象的研究來解釋這一風潮：以德國為例，在一戰到二戰期間，整個社會處於緊張動盪時期，人們的工資水平越低、失業率越高，迷信水平就越高。在當時的德國沒有錦鯉，人們追逐星相、神秘論、邪教。另一篇文章指出，人們在生活壓力很大的時候更容易有迷信行為，因為壓力導致人們喪失對於生活的控制感。為了重獲對自己生活的控制，人們會通過迷信行為尋求心理上的確定感和對於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如果將這樣的理論放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環境中，如今人們對於錦鯉的崇拜，可能意味著全社會的焦慮指數達到了一個高點。在方可成看來，在如今這個全球都面臨巨大焦慮和不確定性的時代，在年輕人普遍都感受到壓力和無力的時候，拜錦鯉教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這個時代的症候之一。
在“新京報書評週刊”發表的《咦，你也在轉發楊超越！我們時代的錦鯉文化，是在崇拜一種叫做“幸運”的才華？》一文中，作者董牧孜梳理了當代錦鯉文化的譜系，並指出以楊超越為代表的人形錦鯉的轉發風潮，實則充斥著（後）現代的戲謔與荒誕，是當下喪文化的另一種體現。在董牧孜看來，當代錦鯉文化首先是作為一種“自我實現預言”的精神安慰劑而存在的。這在網絡錦鯉文化的鼻祖之一微博@錦鯉大王的賬號簡介中也有體現：願望交給錦鯉，你就只管努力。這句簡介正中拜錦鯉群眾的下懷——既要無可奈何地努力，也要不抱希望地期盼。在董牧孜看來，這群人的共同階級屬性是年輕的預備中產或者中產，他們的未來在充滿可能性的同時也充滿著不可能性，而後者時常會佔據主導。因此，轉發錦鯉可被視為一種問候彼此、試探未來的社交行為，它具有一定的表演性，通過一種對於未來的尚不確定的希望達成社群的共感。而錦鯉圖更加年輕的變體，楊超越、信小呆等等，成為年輕人之間喪氣滿滿的接力狂歡，其中充滿著對於幸運的崇拜，體現出對於努力不抱信任、但又無法不繼續相信努力的生命狀態。進一步說，努力並非錦鯉迷信的解藥，而是症候本身。“錦鯉文化”與“努力文化”相伴相生，其本質是一種自我告誡：“今天也要加油鴨，好運遲早會降臨。”
在鋪天蓋地的錦鯉崇拜中，我們該如何理解“幸運”和“崇拜”的邏輯呢？董牧孜指出，如今的幸運崇拜已經把成功和失敗簡化為隨機的賭博，把社會的複雜性和矛盾性視為不可理解之物，最終通過拜物的方式與之互動。這種行動邏輯恰恰偏離了“幸運”本身的精神內涵，即“作為一種及物、接地的生命體驗，以及富含主體性的存在主義史決斷”——換言之，命運並非天命，而是社會複雜性交織之後的體現和結果，而好運氣也並非真能從天而降，而是紮根於自身的行動脈絡。
因此，錦鯉文化反映了當代青年一代的精神危機：沉湎於一種缺乏創傷性事件、卻無法克服的日常危機。它不同於社會劇烈變動時期那種結構性的撕裂帶來的創傷，它百無聊賴但卻無處不在。它不同於經典現代性成長敘事的危機套路，即受到挫折，獲得提升，不斷展望社會地位的提升前景。如今的人們陷入了模稜兩可、晦暗不明的情況，在彷徨中停滯不前。美國社會學家桑內特將這種情況稱為“無用的幽靈”。人們一度以為透過教育打造有用之才是這種情況的解決之道，可在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新自由主義的衝擊之下，即便是社會精英也無法獲得祛除“無用幽靈”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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