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來源｜清友會 文｜陳瑩瑩
（本文發表於中國證券報9月24日頭版名家連線專欄）
民生證券副總裁、研究院院長管清友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今年上半年經濟企穩，主要因前期穩增長政策持續發酵。一是2016年年初開始基建投資持續反彈，在6月達到20.31%，創14個月新高。二是房地產多環節鬆綁，房地產銷售量價齊升。然而，這兩個主要的經濟增長引擎，下半年都面臨放緩壓力。
基建投資方面，最主要風險在於財政收支壓力加大，財政自有資金難以滿足基建投資大規模資金的需求，而PPP項目儘管在加速落地，但絕對規模不大，難以替代財政資金對基建投資的影響。
房地產方面，房價快速上漲積累了風險，地產調控政策趨嚴，從9月高頻數據看銷售出現回落，“金九銀十”可能難出現。由於滯後效應疊加去年低基數，今年地產投資有望維持5%左右的增速，但與上半年相比，也出現了明顯回落。
預計三季度GDP增速為6.6%。8月經濟數據出現了一定回暖，一是因7月洪澇消退後地產、基建等投資活動加快以追趕工程進度，二是汽車消費增速大幅提升，三是因需求側管理加強，8月單月財政赤字達4293億元。季節性因素消退後，經濟仍面臨下行壓力，預計9月經濟數據將較8月出現回落，三季度GDP增速小幅放緩至6.6%。
8月CPI同比為年內低點，預計9月為1.6%。上半年對CPI影響最大的是豬肉和蔬菜兩個分項，而去年8月是豬肉和蔬菜年內的最高點，基數效應下8月CPI同比大幅回落至1.3%。9月CPI同比回升，並非源於供需結構的變化，而同樣主要由基數原因所致。
管清友強調，在貨幣向實體傳導受阻、財政收支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政策託底空間有限，未來穩增長需以類財政政策為主。超常規財政政策可能有必要啟動。
究其原因，管清友指出，2014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間6次降息、5次降準，但寬鬆所釋放的流動性與融資成本降低，並未帶動實體經濟回升，最主要原因在於貨幣傳導機制受阻，流動性在金融體系內空轉。因此，接下來有必要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創造良好條件。
第一，遏制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的趨勢。正確看待民間投資下滑的產業原因，改善民間企業融資環境，增加融資渠道，如加快核准使更多民間企業有機會獲得低成本的股權融資，引導商業銀行加大對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信貸投放，財政設立專項引導基金等。加強預期管理，減少政策層面上對企業預期的誤導，使企業能形成穩定預期，從而做出投資決策。在制度上必須進行改革，包括產權保護、降低國企壟斷、財稅制度改革、降低宏觀稅負率、加快形成統一市場減少物流成本等。
第二，從需求端引導長期過剩資金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領域。一方面，我國面臨區域發展差距；另一方面，城鄉差距發展大，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發展參差不齊，廣大農村地區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短缺更為嚴重。未來要擺脫過度依賴貨幣信貸政策的傳統做法，在超常規財政政策上發力，發行特別國債、建設國債，吸納資金用於長期建設。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國債收益率仍有下降空間，對於追求穩健的長期投資者而言，不失為合意的投資品種。
首先，支持一批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市成為新的一線城市。對於經濟發展快、資源相對集中、處於航空與高鐵等節點的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市，如杭州、南京、武漢、重慶等城市，可以按照一線城市去發展，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可通過適度放權、調整央地關係、改變城市管理方式等途徑，釋放這些城市的活力。
其次，加強中心城鎮建設，通過產業政策引導、財稅政策支持的方式，加快這些中心小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產業和人口的聚集。
再次，加快區域間、城市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互聯互通。可以與一帶一路、區域發展戰略結合起來，加大交通基礎設施的供給，提高高鐵站點、通航機場、高速路網等普及率。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額大，短期有助於擴大總需求，長期有助於通過輻射效應加快區域發展。
最後，加快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公共服務供給，一是財政資金向供給短缺的地方傾斜；二是推廣PPP模式鼓勵民間資本參與；三是放鬆市場準入條件，教育、醫療、養老符合人口結構變化下的產業轉型。
精彩對話
中國證券報：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7月30日，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入庫的項目數量為10170個，入庫項目金額約12萬億元。而不少觀點認為PPP模式將成為接下來經濟穩增長、民間投資回暖的有力抓手。我國PPP項目未來將呈現何種趨勢，應重點克服哪些困難？
管清友：PPP模式在我國發展空間和潛力巨大，目前中國的PPP項目集中在市政建設和交通領域，而PPP成熟的國家如英國主要領域是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未來這些領域也會大有空間。
當前PPP面臨十大問題：第一，主管機構交叉重疊，權責利界限難分清；第二，PPP上位法體系未建立，下位法衝突；第三，地方政府信用缺位，契約意識淡薄，社會資本顧慮重重；第四，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設不到位，社會資本參與運營十分被動；第五，PPP項目用地政策尚未明確，項目土地取得困難；第六，PPP項目收益偏低，社會資本財務投資的動力不足；第七，金融工具和市場不完善，融資渠道不通暢；第八，PPP項目監管環節相對滯後，導致隱患突顯、問題頻發；第九，缺乏專業人才和中介服務機構，PPP方案設計水平不高；第十，金融體系配套不完善，退出機制不暢。
建議相關主管部門釐清各自職責範圍，協調推廣PPP；並儘快推動PPP立法；政府運作PPP項目必須高度重視，把握好自身定位，強化商業意識和契約精神，保障項目穩健持續合作。同時，將“退出機制”作為重要的一環予以規範，政府應借鑑國外PPP交易所，依託各類產權、股權交易市場，為社會資本提供多元化、規範化、市場化的退出渠道。另外，相關各方應儘快完善PPP融資市場，積極吸引和整合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社保基金等資金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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