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今天的激情——柏樺十年文選》 文/楊鍵
柏樺在一篇題為《美男馮喆》的文章裡有一個大膽的論斷：“中國現在的演員全部加起來抵不上一個二流京劇演員，惟有京劇演員才能體現中國人的美感，”他接著說：“馮喆的天才和感人之處，正在於他的女性氣質，使文武相扣，張弛有度。”在這篇精美的小文中柏樺所要談論的仍舊是漢風的問題，他對此念念不忘，在此有必要指出，柏樺對東西方問題、漢風及現代性諸問題的認識，有一個活的、漸進的過程。如他在2002年接受凌越採訪時談到“整個西方的入侵是點點滴滴，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是西方，我們身上的每一個角落也是西方的。”他還更悲觀地指出，“我不學西方就沒有可學的，中國古典我想學學不到。”
應該說柏樺是最早一位發現我們詩人的所有源頭都可悲地來自西方，他最早呼喚漢風，一定要漢風。
2005年時柏樺在這些方面的認識又有遞進：“現代性已在中國發生，而且近百年，形成了一個傳統，我們只能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語境中寫作，絕無他途，世界詩已進入我們，我們也進入了世界詩，的確有一種共同的世界詩存在，這裡沒有純中國詩，也沒有純西方詩，”在此情形之下，柏樺認為現代漢詩的本質乃是古今中外。
我最早讀到柏樺的詩，是在1986年由丁玲主編，實際由牛漢編輯的《中國》。我記得我讀到的是《懸崖》諸詩，那是我人生當中最為歷險的一次閱讀，我從未想到還有這樣一種神奇的寫法，而更令我無法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四年，我就在南京見到這首詩的作者，我不想在此談論我們在一起時的那些美好歲月，我只想說，在我認識他以後的三年，我們這位中國詩歌的第一天才，第一任性、激進之士就要放棄他的詩歌寫作了，如同他的詩裡所說：“我決定自暴自棄，我決定遠走他鄉。”柏樺的決絕氣概無人可比，他在放棄詩歌寫作的近十年時間裡，寫有近百本如《商情秘密》之類的書，這本身就是我們時代的傳奇，而我們的天才也正是通過這些消磨自身的方式，從而達以平凡。他用十年時間在平凡上下功夫，他越平凡，我們也就越感慨。這裡是命定的不完整，同他本人無甚關係，這就更是一言難盡了。不過，我還是想引出兩個問題，一是白話詩這種青春激情的體例，是否只能延續到中年？這是一個問題，只能存疑；二是1992年柏樺在他的《演春和種梨》中已出現了軟弱之力。柏樺自己也特別提到軟弱之力。人世之難，或詩歌之難，大概就是在虛與實、軟弱與剛強之間找到一種平衡之力，這平衡之力也許正是孔子講到的中庸之力，中庸之力的困難，孔子說：“期月不可守也，中庸不可能也。”軟弱之力在柏樺那裡剛一出現即迅速消失，中庸之力沒有保持住，使得中國詩人在一個關鍵性的年齡裡大部分瓦解，而柏樺的結果是經過十年之後有了這本文論集，此書乃柏樺軟弱之力的另一表現形式，也是他的落實之處，而他的同時代詩人，或重複，或落伍，他是寧願沉默，也不重複。他在文章中提到的“軟硬妥帖之時”，大概就是真實的漢風之美，同時也是漢風之難。當然，柏樺不是一個單純的復古主義者，他理想的漢風是古今中外之大融合，此乃過於複雜之大問題，更非一代人所能逼近之大理想。
除《美男馮喆》之外，我最喜愛《杜甫的新形象》和《廁所意象的變遷》兩篇文章，在《杜甫的新形象》中，柏樺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除了那些已有的對杜甫的發現和論證之外，還有什麼新發現？柏樺的新發現是：杜甫有一種極樂的自我虐待傾向，且常常十分忘我地陶醉於自身的苦難，達到那種因苦難而勃發的一種極樂狀態，這是一種漢人的極樂，是一種從慢到快的極樂，而不像波德萊爾等西方詩人一味狂飆突進，毫無章法；而在那篇角度較偏無人敢寫的有關廁所的文章中，他以谷崎潤一郎為發端，接著寫到中國廁所的現實，並以他在重慶看見的廁所為例，他說這樣的現實只能讓我們寫出“惡之花”式的文學，他因虹影、尹麗川所寫到的中國廁所的現實而戰慄。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在本書中發現，柏樺道出了許多寫作的奧秘，比如他說，漢語註定了只能寫短詩，再比如，“我身為我處於的這個時代的一員，只要寫我的行動與思想便自然寫出了我的時代，”還有更多的，需由讀者自己去發現。
柏樺在他的詩集《往事》的自序裡問道：“我還能成為愛德蒙嗎？”愛德蒙究竟是誰，也請讀者自己去查，柏樺在近期的文章裡經常寫到：“篤定”、“出入勿需拘泥”、“任意鋪排又輕輕收緊”，我知道，這些講的都是達於中庸境界之後的自由，而他談起這些時的語氣是那樣清晰而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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