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2018年7月18日，由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與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全球中國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Exeter）聯合主辦的第一屆法意暑期學校進入第三天。下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在北京大學理科教學樓403教室為學員講授“帝國主義時代的帝國與革命——作為思想對象的20世紀中國”。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許孟洋擔任課程助教。
帝國主義時代的帝國與革命
作為思想對象的20世紀中國
20世紀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世紀，一個至今陷落在各不相讓的敘述之中而難以構成思想對象的時代，如何才能將20世紀中國建構為思想的對象?
一、世紀、世紀末與作為時勢的世紀
“世紀”這個概念在中國基本是從20世紀開始的，事實上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紀年概念，也只是在20世紀才普遍化。總的來說，我們對歷史的總結並不是從18世紀的啟蒙運動的時代、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革命所奠定的19世紀，發展到20世紀。我們人類歷史的敘述其實是通過20世紀回溯的過程，18世紀、19世紀或者之前的歷史是通過20世紀自我界定被界定下來的，並不是一個自然產生的歷史。
可是一直沒有一個歷史時代可以用一個世紀這樣一個基督教的紀年——所謂的格利高裡歷的紀年來加以清楚地描述，18世紀史、19世紀史、幾世紀到幾世紀史，這都是世紀的歷史，但是事實上所有這些敘述都是20世紀的時間觀念的一個產物。但是我們很難把一個歷史時代和時間精確的100年聯繫起來，所以歷史學家們常常用“長世紀”和“短世紀”來描述歷史。最典型的一個關於長世紀的論述，就是傑奧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寫的《漫長的20世紀》。
20世紀它不只是一個對於時間的界定，用中國思想的概念來說是對一個時勢、一個獨特的歷史情境的判斷。20世紀或者“世紀”這個範疇的到來是和一種獨特的自我意識相關的，就是意識到自己已經沒有能力在舊的時空框架下把握現實的複雜性，才會需要完全新的範疇、完全不一樣的時空概念，如此才能把握新的條件。因此，20世紀的概念不只是一個分期的概念或時間的刻度，而是歷史行動者對於當下時勢的把握、行動根據的判斷，一切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理解都要在這種劇烈的歷史意識或者時勢意識的變遷當中來重新組合。
“世紀”這個概念進入中國，首先是傳教士翻譯聖經的時候，用“創世紀”這樣的範疇。但是“創世紀”的範疇很早就有了，為什麼從來沒有把它沿用於對歷史時間的標記？這跟歐洲的思想有關係，也就是說中國的世紀誕生跟歐洲的“世紀末”有非常深的關聯，因為這個時期歐洲思想當中把世紀作為一個主要的意識，這在19世紀的晚期才出現。所謂的fin de siècle（“世紀末”）的意識，不只是一個頹廢的唯美的意識，它是在科技和政治領域，標誌著帝國主義的知識，尤其是地緣政治學的誕生。所以“世紀末”在這個意義上是什麼？是什麼樣一個時代？就是地球作為有限空間時代的到來，地球再也不是作為無限的空間，而是一個有限的空間。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新的時勢的意識，20世紀就是在廣闊的背景下，從邊緣走向中心。無論說它是長的世紀，還是短的世紀，都不是一個客觀的分析的方法，而是一種對獨特時勢的把握，來重新確定歷史行動者的主體行為。所以世紀的降臨是一個事件，啟用這個時間的概念正是為了終止舊的時間概念。從而20世紀不可能從先前的時間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發展而來，既不可能從王朝紀年、黃帝紀年、孔子紀年等時間序列中來說明這個概念，也不可能從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的時間序列中去把握這個概念，一切其他的時間概念都將在這個時代被重構為20世紀的前史。所有這些都是在這個時代被重構為20世紀的前史，而不是說20世紀是這些時代的自然的延伸。所以20世紀不是它的前史的結果，而是它的前史的創造者。20世紀在整個的歷史上，尤其在中國歷史上，擁有一個獨特的地位，也正是這一點使得無數的歷史學家不知道如何理解20世紀，創造了認識論上的難題。
二、短世紀的條件：帝國主義與太平洋時代的興起
短世紀最經典的論述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極端的年代》、貝利 (Sir Christopher Bayly)《現代世界的誕生》、奧斯特海默 (Jürgen Osterhammel)《世界的演變：十九世紀史》。霍布斯邦的論述是從1914年世界大戰到1991年蘇聯解體，他把它看成是一個短的世紀。他還說過一句話，這個世紀很特別的一點就是和一個國家相始終，指哪個國家呢？蘇聯。也就是說由於獨特的一個歷史，一戰到冷戰的終結，尤其它的終結幾乎就等同於蘇東體系的解體。
可是蘇聯跟20世紀相始終，並不只是因為它是一個大國，在19世紀俄羅斯就已經是個巨大的國家，也不僅僅是因為蘇聯是一個如同羅馬、英國和美國這樣的世界霸權，而且因為它是產生於20世紀的戰爭和革命當中並試圖創造不同於16世紀以來任何一種國家類型——以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為組織形態——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不是一般的國家，不是一個單一的國家，而是一個國家體系。要想理解20世紀離開這些政治性的範疇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在一般地緣政治上來解釋20世紀，而忽略這些政治嘗試也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呢？20世紀的帝國主義兩次戰爭規模很大、冷戰規模很大，但如果只是從帝國主義戰爭的角度來看，20世紀很難和19世紀截然區分開。
毛澤東敘述中國革命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1840年帝國主義就入侵了。在西方的帝國主義理論通常是以1870年為它的主要界標，但對毛主席來說沒什麼區別。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無法區分出一個時代性的界標。他說由於長期的侵略帝國主義的軍事進程不僅以經濟掠奪為動力，而且造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不僅產生了殖民主義經濟相適應的買辦制度和官僚資本，而且也產生了抵抗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也就是民族工業、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所謂的跨國資本和民族資本當中產生出來的工人，或者是工人階級。還有為了侵略的必要，以不等價交換的方式，造成的城鄉新一輪的分化，使得大規模的農村破產，這樣就產生出了農民無產階級，這是後來中國革命的主要的人力的來源之一。從一個政治經濟的總體的視野裡面，在動態的歷史變遷當中，他意識到出現了新的社會主體，或者是出現新的社會主體性的條件在這個過程當中誕生了。所以他更加重視的是什麼？他更加重視的是從太平天國以來的歷次的反抗運動，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前奏。換句話說，不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而是革命才是區分20世紀和19世紀的根本差別。
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政策差別，確實沒有辦法徹底的來描述帝國主義的性質。在經過了30年殖民土地和人口的急劇的擴張，大概從1876年到1900年前後，六大殖民宗主國的殖民地土地領土增加了一半以上，比各宗主國的面積要多一半。其中三個強國在1876年尚未有殖民地，六大殖民強國當中有三個在這之前，沒有真正的殖民地。而到1900年世界瓜分完畢，這是所謂的一個獨特的歷史時勢。在這樣的一個轉變當中，在亞洲地區兩個特別重要的東西：一個就是美國的轉變，美西戰爭是一個獨特的轉變，因為夏威夷、關島、波多黎各、古巴、菲律賓，都使美國開始轉變成為一個亞太帝國；再一個就是日本，日本在1860年後明治維新，但它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實相對落後，1870年開始，日本一方面在朝鮮半島和滿洲與俄國爭奪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對琉球、臺灣的征服活動，這些活動預示著20世紀日本作為一個新霸權與西方霸權尤其是美國霸權之間的競爭。
三、中國革命與短世紀的起點：非均衡性與薄弱環節
剛才討論的是短20世紀的條件，主要是帝國主義和太平洋時代的問題。現在要討論的是短世紀的起點，我把它叫做非均衡性和“薄弱環節”。因為剛才講1870年以後帝國主義的崛起，列強競爭聯合瓜分殖民地的格局，全球權威中心向太平洋轉移。當然還有資本主義生產、壟斷、金融等等所有這些變化構成了理解20世紀基本問題的一個歷史條件。但是如果僅僅就帝國主義的現象來說，很難在1840年和1870年之間劃出清晰的界限，從中國歷史的視野來說。真正在20世紀與19世紀劃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內外條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內容、革命的主體、革命的目標、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發生並持久化的區域、革命對於世界格局的改變。換句話說，討論20世紀的起點和終點，實際上就是要討論這個時代的革命浪潮的多重的起源、曲折的進程和衰落的形態。
那麼革命的問題需要從哪開始來分析？革命的問題需要從分析帝國主義體系，我把它叫做非均衡性或者不平衡。20世紀是整體，從時間的角度說是共時性的出現。空間關係可以被時間化，這是20世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平衡意味著同一個時間關係被構造出來，才變成它的內部的不平衡。由多強競爭格局造成的兩種狀況：一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存在著國際性的“薄弱環節”；二是在一個國家內存在著區域性的、地區性的“薄弱環節”。前一個“薄弱環節”就是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理論後來被髮展為斯大林的 “一國社會主義論”。而另一種由於國內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被壓迫民族內部的帝國主義代理人之間的矛盾、造成的縫隙，後者為中國革命力量在廣闊的鄉村、諸省邊界和邊緣區域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條件。
在討論“薄弱環節”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們應該指出 “薄弱環節”不僅僅是指不發達，也不僅僅是指統治秩序的脆弱，而首先意味著突破體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薄弱環節”的存在是和能動的視野的存在有關的，而不只是客觀的“在那”，而是要有不同的力量在那兒。“薄弱環節”依賴於革命力量的生成，一個地方它要能生存出革命力量，這個地方才能成為“薄弱環節”，如果沒有這個力量就不存在“薄弱環節”。換句話說，如果不存在致力於突破統治體系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理論，也就不存在“薄弱環節”；如果不能將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薄弱環節”與國內統治的“薄弱環節”結合起來，也不能形成革命的戰略和策略。
從全球關係當中，20世紀的誕生是以兩個革命為最重要的標誌：一個是俄國革命，一個是中國革命，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的革命就是從這兒開始。20世紀的第一場革命就是由日俄戰爭觸發的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革命有它的內部條件，但是在對日戰爭中的戰敗和俄國整個的被孤立，導致其內部的革命力量找到了可能性，從而發生了一次革命，但是由於它內部的“薄弱環節”不夠薄弱，能動的力量不夠強大，使得革命迅速失敗。可另一方面1904年俄國的戰敗很快就導致了波蘭對於沙俄帝國的抵抗。1905年革命之後，很快波蘭工人起義——羅茲起義反抗，這是東歐開始。1905年到1907年，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出現了伊朗憲政革命。到1908年到1909年，出現了土耳其的革命——青年土耳其黨人的革命。1911年發生了中國革命。
四、空間革命、橫向的時間與置換的政治
離開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和範疇，20世紀的政治和它的歷史含義是很難呈現的。但同時如果將這些通過翻譯或者轉譯而來的概念，作為構築和解釋歷史圖景的基礎範疇的話，話語體系和社會條件之間的錯位又常常是非常的明顯。20世紀最流行的概念絕大部分都是對19世紀概念的翻譯和移植，但不僅是沿用和翻譯，而且是內涵上的替換。幾乎革命跟反革命的雙方都遵循著“置換”的邏輯，幾乎一系列的這些東西都需要在“置換”當中。
但是置換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概念和思想的置換？置換我覺得就是所謂空間革命的產物。因為世紀的誕生意味著多重時間中的變遷轉化為共時性內部的非均衡性，也就產生了從橫向的軸線觀察歷史的絕對需求。概念的橫移及其在不同歷史實踐中的作用，正是20世紀最為醒目的現象之一。這一時間性的轉換實際上是以所謂“空間革命”為條件的。在空間革命的前提下，時間性的關係越來越具有橫向性，當代的變遷以及用以描述這一變遷的話語，無法在歷時性關係的縱貫線上加以敘述，而必須在多重時間之間給予說明。所以我把這個解釋概括為“概念的橫移”，它的功能就是在共時性的框架下將不同時間軸線中的歷史內容轉換為可以在同一套話語當中加以表述的現實。換句話說，概念“置換”的本身就是新政治發生的過程，必須置於由空間革命所造成的橫向的時間關係當中才能解釋——在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於迥異於誕生它們的歷史條件的時刻，新的意識、價值、行動以至於新的主體性誕生了。所以空間的拓展不但是一場深刻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而且也重構了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一系列的分類的原則。
五、失敗與勝利：鬥爭的哲學
最後一個問題，對20世紀的一個基本看法：怎麼看待失敗和勝利的辯證關係？
當我們習慣於以失敗作為起點來回顧20世紀的時候，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那些與世紀意識同時誕生、發展和轉化的關於失敗和勝利的全新的解釋，也就是說20世紀自己產生過關於失敗和勝利的解釋。這些關於失敗和勝利的解釋是和我們今天對於失敗和勝利的解釋是不一樣的。我覺得中國革命發展了對於失敗和勝利的豐富的思考，這些思考也從革命的進程內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因此離開中國革命的內在的視野，也就難以把握失敗和勝利之間的辯證的關係。
魯迅的“反抗絕望的文學”和毛澤東的“從勝利走向勝利”——我稱之為“勝利的哲學”，是兩個內在於中國革命進程的有關希望和絕望的、有關失敗和勝利的文學/哲學的解釋。“勝利的哲學”是什麼？這是一種將自身全盤地融入集體鬥爭而產生的歷史思考，也就是革命主體的戰略思考，犧牲和悲劇被置於致勝的行動綱領中加以處理，從而徹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學和思想領域當中的寂寞、無聊、頹唐和無可措手的困頓。“勝利的哲學”植根於集團鬥爭的殘酷和悲壯的歷史，也體現在失敗的境遇中尋找轉向勝利的戰略的考量。失敗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勝利的哲學”的邏輯的起點。失敗是邏輯的起點，不但是革命策略的起點。因為從失敗開始意味著在困境中重新識別“薄弱環節”，尋求克敵制勝的戰略和策略、進而在創造新的形勢的過程中重建敵我關係的進程，這實際上就是重建自我或主體的過程。失敗因此就具有了辯證性，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失敗，失敗和勝利就連在一塊。魯迅的反抗絕望是以失敗作為起點，對絕望的反抗。什麼叫反抗絕望？絕望就是認為希望不可能，魯迅說的反抗絕望是說絕望跟希望一樣都不可能，都是虛妄的。在這個意義上，行動的必要性出現了。
“勝利”不是作為一個最終的結果，而是作為不被失敗擊垮的、持續奮鬥的進程來呈現自身。“勝利的哲學”所以是樂觀的，是因為它始終與困境的辯證理解聯繫在一起，始終與基於這種理解的戰略性行動聯繫在一起。勝利不在抽象的未來，不在抽象的烏托邦主義，而在敵我力量對比中持續地尋求薄弱環節的這個過程中辯證分析的能力和具體的實踐。這就是20世紀中國革命提供給我們的政治的哲學，是在這樣的分析當中產生出的思維和行動力所展現出的背後的理論和哲學性。
閱讀更多 法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