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去參加讀書會，來了一位00後，我也終於被後浪拍在沙灘上，不再是讀書會最年輕的成員。
每次在廣州看到中學生，總是感慨，他們的起點太高了，能接觸到的信息太多了，想想自己那個時候真是傻得要命，天天和自己較勁。
上了大學，應試壓力小了，才接觸到這個世界。
2015年，5月底，我拿到了我自己的第一臺只能手機。我生日在5月底，6月份就是高考，爸爸把這臺手機送給我作為生日禮物。高考那兩天爸爸問我要不要他把手機收回去，他怕我玩手機晚上睡太晚，影響考試。
我說不用，感覺手機也沒啥好玩的。因為我也不知道都有什麼好玩的應用，不知道去哪裡找我可能喜歡的東西。那時候，距離2012年微信公眾平臺上線已經過去了3年。
當時還習慣用QQ，用不慣微信，覺得微信的界面太醜。發動態不叫發票圈，叫發說說，每次跟朋友轉述別人的動態，總是“誰誰誰又發說說說”，連著三個說。看完電影寫個觀後感，還習慣發在空間裡。
我第一次接觸到觀點和想法的世界應該是2015年底，因為羅振宇的跨年演講。當時挺迷羅胖的，感覺他胖乎乎的挺可愛，還啥都懂，挺厲害的。之前也不知道商業世界跟打仗似的，覺得很新鮮。過年的時候把著手機一集接一集的刷《羅輯思維》，每看他推薦一本書，就更焦慮一分，覺得自己應該更努力，應該懂得更多才好。
那時候，真是想一口氣吃下整個世界。
後來開始自己寫公眾號，接觸到了一個做號江湖。
當時感觸比較深的是給一個大號寫拆書稿，每本書拆成12篇文章，一篇1000字左右，報酬是500元，外加在大號上寫上自己的公眾號名字，做一下導流。那是我第一次對這個平穩運行的世界產生質疑。我既不是這本書的作者，也不是文化界的人物，我寫的稿只是經過簡單的語法、別字糾正，就發給“轉述師”去錄音，過幾天就上線，這事兒是不是有點不對？
上線之後看著下面的留言，除去一些每天回覆固定句式的托兒，真的有人寫大段大段的話說我寫的東西對他多有啟發。而我只能皺皺眉頭。
那時的我很不解，想找人聊聊我的不解，但我沒有在周圍人身上看到同樣的不解。我當時覺得有兩種可能，要麼是他們在中學的時候已經經歷了這樣的不解，要麼是他們也有這樣的不解，只是不願意和我說。
我還看到了無窮無盡的觀點之爭。看到了無處不在的撕逼，明白了原來在現實生活中和氣生財的人們，在屏幕後面的時候就無法再維持這種和氣了。
我試著找到每件事的平衡點，分辨哪些觀點後的情緒成分更大，邏輯成分更少，找到每個問題的最優解，但我從沒有找到過。人們總是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可我不明白這樣的話公婆如何一起生活呢？
我“目睹”了投資人朱嘯虎揚言“共享單車之戰90天之內就會結束”，而橙黃大戰到今天還沒結束，朱嘯虎卻仍然在各大投資講壇誇誇其談。我也“目睹”了共享單車創業者們一哄而上，把彩虹的顏色都要用完了。又一鬨而散，轉眼就見不到人了。其中，還有我沒退回來的300塊押金。
我只得帶著這種不解繼續“吞下世界”，當然，這時候羅振宇之流就入不了我的法眼了。《羅輯思維》不看了，得到APP也卸了，我需要的是逼格。直到後來我發現網上那個文藝青年群體推薦的一些電影，我怎麼看都覺得不好玩，甚至需要用1.5倍速看，因為實在是太無聊了。
至此，我應該是來到了大學生活中情緒的最低點，我開始不知道什麼是實在的了，不知道那個確定的源頭在哪。那時候我幾乎無法行動，也無法發生思維活動。因為我不知道怎樣的行動和思想是reasonable的。
其實，我來到這裡已經很久了，一直在原地追問，想得到一個皆大歡喜的回答。卻始終沒有等到。當一個人心裡聲音太多了的時候，他能做的就只有沉默。
《十三邀》採訪張藝謀的時候，他說，“這個時代就是大家都要，但是人才只有那麼多。”這句話並不符合現代漢語語法，它並沒有說清大家都要什麼。但這卻很好的表達了時代情緒，那就是每個人都要，至於後面的賓語，可以隨便填。因為確實沒有什麼是我們不想要的。後面那句“但是人才只有那麼多”戳穿了大數據背後的真相，道出了這個荒誕世界的本源。
我們經常說要弄清楚自己是誰，但我覺得，我們沒有能力弄清楚自己是誰，我們只能在不斷的弄清自己不是誰的過程中，漸漸地得到一幅模糊的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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