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由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主筆的《大學的根本》，是2013年9月對時任浙江大學校長林建華的訪談。林建華教授自1993年起，歷任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院副院長、院長、校長助理、副校長、常務副校長兼教務長。2013年，任重慶大學校長。2013年6月，調任浙江大學校長。2015年2月，調任北京大學校長，2018年10月卸任。現任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教育改革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作

黃達人(以下簡稱“黃”)：林校長，今天來拜訪，是想聽聽你對大學教育改革尤其是本科教學改革方面的高見。我們知道，你有在北大、重大、浙大的經歷，所以，今天聊的範圍並不侷限於浙大。

林建華(以下簡稱“林”)：謝謝黃校長。作為大學，要清醒地認識到，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核心使命。因此，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應當是大學應盡的責任，也是大學存在的根本理由。目前，我們的教育改革確實面臨一些困難，主要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大學是否真正重視教育，就是說，學校的政策、構架是不是真正以教育、以人才培養為使命來設計的，否則，再好的教學計劃都沒用。其二，就是大學的培養方案教學計劃是否能夠駕馭未來，培養的人是否能夠適合國家的需求和未來的挑戰。一個學校要想真正搞好教育，必須改變它的整個構架。也就是說，要做一個整套的戰略，而且，這個戰略要以人才培養作為線索和切入點，而不是現在流行的指標，等等。為什麼教育改革這麼困難，我覺得現在的社會氛圍和導向存在問題。

教育改革困難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學校內部。教育教學改革是涉及面最廣也是最複雜的工作。教師傾向用過去自己受教育的方式來教育現在的學生。當然，這使很多好的傳統傳承下來，但也使教學內容陳舊，教育方式死板沉悶。在教育觀念上，我們不是把學生看作受教育的人，而是看作被動接受知識的機器，課堂教學猶如知識的輸入和存儲教師和學校很在意傳授的專業知識是否完整，卻很少關心學生的能力是否提高，素質是否更好。在當前急功近利的氛圍中，教學與科研的平衡已經被破壞，真正關注學生和熱心教學的教師越來越少。一位大學管理者的話很有意思：在目前的評價體系下，真正讓人驚奇的不是教師不熱心教學，而是竟然還有一些教師熱心教學。

現在大家都看到了教育的問題，也在積極推進教育改革，但我們習慣於把教改當作一個個分立項目，而不是完整體系，教育行政部門的教改立項熱情更加重了這種傾向。結果是總結交流時頭頭是道，豐富多彩，理念花樣翻新，但學生培養的效果就讓人難得要領了。我們需要全面審視和梳理學校的人才培養，釐清人才培養定位、目標和特色，根據具體情況，全面修訂人才培養方案和實施方案。實際上，不同學院學生培養的情況差別很大，基礎比較好的學院應重點加強學生的能力和素質培養，基礎較差的學院則應當關注課程體系建設。教育體系建設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作，需要動員全校之力，整體規劃，穩步實施。

重拾丟掉的教育傳統

黃：關於大學為什麼要重視教學這個問題，想請你再進一步闡述。

林：回顧歷史，在改革開放前，按現在的標準看，大多數學校都是教學型的學校。我們當時有一批高素質的好老師，他們花了很多工夫來培養學生，當時的中國大學培養出了很多優秀的人才，教育是非常有成效的。例如，大家可能很難記起當時的西南聯大、浙大等取得了什麼科研成果，但一定還會記得他們培養出了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等優秀的人才。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的高等教育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向研究型大學轉型，大學的發展和進步都很快，有這樣幾個階段。首先是教育產業化，由於國家投入較少，要學校想辦法，這階段各種各樣的公司應運而生，但做得好的不多，對學校的文化和氛圍的傷害卻不少。本世紀初開始了大學合併和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應當說這是大學發展最快的一個時期，但人們過度追逐各種各樣的科研評估、指標和大學排名，使大學的風氣比較浮，原來很多好的教學傳統、教學文化都丟了，忘記了培養人是大學的根本使命。要記住，我們和國外大學有一點很不同，在國外好的大學中，學生的學習體驗和教育聲譽是大學生存的基礎，發展比較均衡全面，因此，儘管大學排名僅強調某些側面，總體的結果是比較合理的。中國的學校發展還不均衡，強調科研比較多一些，因此，在不同排名的變化幅度也比較大。

在我們上學的時候，大學教育傳統保持得比較好，教師都把能夠上課作為榮譽。我們的量子化學是徐光憲先生，有機化學是張滂先生，大家都很認真，很用心。北大化學系的張青蓮院士是我國同位素化學的鼻祖，他90多歲的時候，我去拜訪，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60年代的時候，他在上普通化學，傅鷹先生調到北大後，也要求上教普通化學，因傅鷹的資格比他老，系裡讓他把課讓給傅鷹，直到90多歲，他還對這件事耿耿於懷。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老先生對教學的重視和關注，他們都認為教學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黃：而且，他要上的是普通化學。

林：所以，當時這種教育傳統是非常強的，給學生講課，老師是非常有榮譽感的。我們上學那時候，一般新來的老師是不能直接上課的，都得經過很好的老師給他們做輔導之後才行。這種傳統丟失了，現在大家覺得教學是一個負擔了，好像是一件與個人發展沒有什麼關係的附屬工作一樣。

黃：你認為把教學當作負擔是大學裡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林：應該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大學中過分強調論文數量的這種評價導向，非常嚴重。當然，還有另外的原因，比如過去大學承擔的科研任務比較少，現在的科研活動要多得多，老師確實比較辛苦。但是無論如何，教育人是大學最重要的職責，也是國家最希望大學做的事情，大學應當使教學和科研保持平衡，這就要從建立良好的教學文化，教學傳統來著手，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黃：你是覺得這個問題跟我們教育主管部門的評估和指標體系等有關？

林：當然有關。不僅是與教育主管部門的評價有關，還與整個社會的導向都有關係，為了儘快提升學校的影響力，學校內部都對科研有很重的獎勵，這與對教學的重視程度完全不能同日而語。這些因素都使得大家覺得教學不重要了。現在恐怕很難有校長敢拍胸脯說，他是真正把培養人才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不能把人才培養放在第一位，是很難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

黃：有人就認為，科研實力是話語權，一邊講人才培養如何重要，一邊又認為科研實力是敲門磚，很矛盾。

林：其實，這就涉及“大學的迴歸”這個問題了。

黃：丟掉的東西要撿回來。

我們現在常說說，大學有四項功能。其實，大學最早的功能只有培養人，隨著社會發展和要求，增加了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等，但人才培養始終是大學最核心的功能，國家最需要大學提供的就是人才。社會服務當然很重要，我們要為地方服務，要為國家經濟轉型作貢獻，這些都很重要。但是，比較一下就清楚了，學校做的研究對地方、國家經濟上的直接貢獻，與其培養出來的大批學生相比(如果這批學生你用心培養了)，哪個更大?顯然，大批的學生對社會的貢獻，會成百上千倍地放大。人們常說硅谷是靠斯坦福大學產生的，但在我看來，硅谷實際上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創造出來的，它依託了斯坦福，但更多的是斯坦福培養出來的人才創造了硅谷。

黃：論對社會、對經濟的直接貢獻，教授貢獻再大，抵不上他的學生的整體貢獻。

林：對，肯定是這樣的，只有我們真正用心把學生培養好了，創新國家等這些目標才能實現。大學的最重要目標是培養學生，發文章這個貢獻相比培養學生來說，是比較小的。這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考慮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從學校本身聲譽的角度考慮，人才培養也是最重要的，我在好幾個場合都講過，很多大學之所以著名，我們之所以能記住這些學校，因為是它們培養出來的人。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在國家發展當中所作的貢獻，是大學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聲譽，北大、清華、浙大都是這樣，正是培養的人對國家社會所作的巨大貢獻成就了這些學校。相反，如果我們現在沒有把人培養好，幾十年後人們就會指責我們，現在一些部門熱衷於用教師的文章和獎勵來評價學校，說成是績效評價，這隻會越搞越糟。

黃：這種評價方式對學校本身是一個誤導，大家只會注重教師做了什麼，而很少會去關注我們的學生在做什麼。

林：我喜歡那些真正對教育感興趣、能夠把精力放在教學上的教授。現在有很多好教授，國家各種人才引進計劃也吸引了不少優秀學者，但我們在引進人才時，特別是“千人計劃”引進人才時，更多的是關注對研究或學科的貢獻，很少看他們對教育、對學生的興趣，我覺得如果引導這些人真正地關注學生，關注教育，對中國的貢獻就會更大。在北大工作時，曾經有幾位千人計劃學者，如數學的鄂維南、工程的盧志揚等，就明確希望為國內人才培養做更多的事情。這都是很好的跡象，我們的導向和視野不要太狹隘，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得更遠一些

黃：其實，我做校長的時候包括現在，對“千人計劃”都沒有想得像你這麼深。關注的是把一個學科弄上去，然後要發 Science、 Nature。你講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引進高端人才，不要把重心偏移了。這些高端人才如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養人才上，對國家的貢獻會更大。其實，我們不是要看教學改革做了什麼措施，而是要看有多少教師參與了，有多少學生參與了，這樣的教育改革才是有意義的。

林：現在，很多學校特別是“985”院校，都在考慮縮減本科的規模原因之一是生師比數據不好看，當時重慶大學也在討論這個問題，但我覺得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即使把本科生規模縮小了，我們的教育水準還是不及人家，沒有什麼意義，相反，如果好一些的學校都減小本科規模，這些學生只能去更差的學校，這對國家整體人才培養質量是不利的，這是中國國情。所以，好一些的學校還是要保持一定的規模，但要設法提高培養質量。如果我們能使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學校，保持比較好的教育水平，對國家的貢獻會更大。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比較大的規模條件下，提供好的教育，一些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學校，可以重點考慮精英教育，規模不大，但教育要很精。這樣，學校的特色和差異就出來了。

黃：頂尖學者回來後要把重心放在人才培養上，我對你的這觀點非常欣賞，這些人應該把榜樣豎起來。

林：其實，有些頂級的學者，如果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最有創造性的時期可能已經過去了。所以，從中國大學發展看，他們的任務，第一是帶年輕人隊伍，就像你說的，能夠把一個領域或一個學科帶起來；第二就是把教育做好，真正為國家的未來培養一批人。當然，他們自己再能夠取得更好的學術成就和成果，當然很好，我們花那麼大代價把這批人請回來，如果他們能把年輕人帶動起來，能把我們的氛圍搞好，把學生培養好，貢獻就更大了。

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相結合

黃：接下來，關於如何進行人才培養的問題，你有哪些思考？

林：前面談到大學要回歸對教育的重視，後面說的是培養方案。我走了很多的學校，在北大的時間最長，從2001年開始就負責學校的學術事務，北大的教育改革思路有一個逐步變化的過程，開始的主要想法就是學習哈佛，推進通識教育。對於通識教育，當時爭論還是比較大的。當時學校最大擔心，一是我們沒有教師懂得怎麼去做通識教育，二是對如何處理好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係，心裡還沒有底。於是，當時就成立了一個實驗班，就是元培班，先在小範圍內進行通識教育的嘗試。

黃：元培班的設立，實際上是想走通識教育這條路而做的嘗試。所以，按照當時的設計，元培班並不是一個優秀學生組成的精英班，它其實是一個通識教育的實驗班。你對於拔尖人才培養有什麼看法？

黃：對此，你們是怎麼做的？

林：當時北大就提出了要建設一個教育體系的概念。我的一個想法就是，北大的教育，即使對於元培學院來說，也不應該是一種完全的通識，而是一種專業和通識教育結合的模式。關於北大的教育體系，我當時提出了兩個特點：一個是多樣化，一個是全方位。所謂全方位，指的就是對人的教育，不是以專業為本，而是以人為本，把人作為一個整體。我舉一個例子。當時，生命學院有個教授，用英文開設生物化學課大概有七八年了。開研討會的時候、他說：“現在學生對用英文講授專業課有意見，感覺難度太大。”我當時問了他一個問題：你講課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你這節課對學生是有挑戰的，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閱讀、準備，我覺得這個“難”是個好事情；如果我們把學生當作一個人來培養，你會覺得“難”是值得的；如果僅僅是以專業為本，以知識為本，目的是灌輸給學生知識的完整性，當然中文講授更容易。我在化學學院做院長的時候，也有一個例子。當時，要壓縮課程，一個老師就說：“如果這些知識點不教給學生，他怎麼能算是化學系畢業的學生呢？”

黃：這考慮的就是學科的完整性。

林：對。實際上，教師更應該考慮學生將來的發展，要為他設計，或者讓他自己設計更適合的道路。當然，以學生為本，還有關於他的思想素質等全方位的考量。

另一個是多樣化。這涉及學校層面的考量，也就是說怎樣使學生在社會上更好發展。現在大學基本是專業教育模式，比如說化學專業，可以有一兩百學生，你的培養目標是化學家？還是化學基礎比較好、整體素質比較高的人？明確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教育的基礎。浙江大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一些院系的人才培養目標並不清晰，我們即將開展一次全校範圍的教育教學大討論，目的就是要討論清楚各學科專業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進而構建有特色的人才培養體系。要明確人才培養目標，你就必須考慮學生的興趣，考慮學生特質的多樣性。

黃：也就是培養目標的多樣性。

林：

另外，我覺得大學教育很重要一點，就是營造氛圍。呂叔湘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認為教育不像工業，特別是不像現在的大工業，而更像農業。工業是按設計要求，按標準程序，把原料加工成產品；農業則要選好種子，把它種到地裡，設法給予好的條件，水、陽光、空氣和肥料讓它們自己發芽生長，自己開花結果，滿足人們的需要，所以，大學的教育其實是要選好種子，然後要提供好的條件、環境、課程等，形成以學生為本、激勵教育教學的制度和文化。

黃：這樣的人才在多個領域都可以脫穎而出，成為領袖人物。

林：這是北大教育體系建設的一個基本思路。後來，教育部開始了“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其實這只是這種多樣化教育體系中的專業教育部分。

黃：

林：是的，這是當時的基本思路。到重慶大學後，根據學校情況，提出要回歸，迴歸大學的教育本位。我們提出學校要用五年時間，打好基礎，確定了四項任務：第一是學科構架的調整，第二是隊伍建設，第三是教育體系建設，第四是體制機制和制度建設。當時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建立學部。起初，有很多不同意見，為此，我們還寫了一篇答記者問，系統地闡述學部的作用和意義。重大的學部對後來學校很多戰略性事務發揮了很大作用。學部建立起來之後，學校層面的工作有了抓手，可以更多地考慮戰略性的問題。

黃：學部差不多相當於國外的學院，是吧？

林：差不多。我們當時想成立四個學部，即文理學部、建築學部、信息學部和工學部。一開始有些爭議，後來就決定先嚐試設立文理學部，由幹效果不錯，半年後，其他學部也都建立起來了。

學部的設立是從學校放權

黃：對於這個問題，我很感興趣，有沒有說把學校的什麼權力放到學部裡呢？

林：這裡涉及一個概念，就是學部權力的來源。學部的設立，不是從學院收權，而是從學校放權。

黃：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林：學部相當於學校的一個派出機構。學部剛成立時，出現了一些問題，職能部門把很多日常瑣碎的工作，比如評獎等，本來應當由學院負責的工作，都交給了學部，使學部不堪重負，大家的意見也比較大。當時，經過討論，我們把學校的工作分成兩類：一類是發展性的事務，包括隊伍建設、學科調整、規劃、教育改革等，這些由學部來管；而日常的事務，則由職能部門直接到學院。這樣就把學部和學院的責任、任務分清了，大大減輕了學部的壓力。此外，學部的院長們經常在一起開會討論學科的發展，教學改革和學院的建設等，真正把大家凝聚起來。

黃：發展的事情放在學部，就是說實際上學校不會全面去考慮，而是分給學部去考慮。而且，學部也不能多，多了要出亂子的，所以你先嚐試建立了四個學部。

林：實際上，在研討和考慮學部發展的時候，學校的資源也就分下去了，資源使用的重點也更加清楚了，我覺得大家還是挺高興的。

黃：資源配置到學部。

林：比如說，引進人才的資源和權力都給了學部。學部再配置給學院，當時有“百人計劃”和一般教師兩種不同的引進渠道，“百人計劃”是按預聘制，提供比較好的啟動，學院都有相應的指標和任務。

黃：學校有沒有設立一個人才引進領導小組，就是說進來的人要審核一遍？

林：學校有一個學科建設領導小組，負責最後把關。實際上，把引進人才的權力下放，還涉及一些人事制度上的改變。我認為，這對學校人才競爭力很重要，要有清晰的發展路徑和預期。我們當時對百人計劃人才提出了非常明確的要求，也制定了清晰的發展路徑和提供的條件。學部主任和院長知道引進人的工資待遇、啟動經費，而且，這些人的晉升是要與世界同行比較，沒有名額限制。

黃：也可以直接談？

林：都可以談了。如果學院同意某個人作為“百人計劃”引進，就要到學部人力資源委員會討論；最後到學校層面，我們只是監督一下，看看學部的學術標準把握得是不是妥當。當然，個別也會被否定。

黃：否定權還是掌握在校長的手上。

林：如果他們的要求太低了，我們會提醒要把握標準，學校要在學部之間把握好質量和均衡。

黃：也就是說，你這是校、部兩級管理，重心放在學部。

林：可以這樣講，但學部不是實體，實際的實體還是校、院兩級，學部可以看作是代表學校的一個派出和監管機構。例如，教師晉升的條件是由學部討論和決定的，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兼顧不同學科的特點。學校只是控制教師晉升的總量，名額分配到學部，學院提出候選人，學部的學術委員會作最終決定。重大過去的做法是學院提出候選人，學校學術委員會討論決定，由於學校的學科跨度比較大，把握上容易出問題，操作起來也很麻煩。

黃：現在，是你們統籌，還是他們統籌？

林：他們統籌。學校只是幫助做人事方面的輔助工作，幫助瞭解情況，給學部的名額完全由學部自己分配。學校的學術委員會就審查學部制定的標準是否合理。這樣使責任更加明確，操作也就變得很簡單了。

黃：這樣學部的作用就真正發揮了，同時，教學的工作還是在學院。

林；對。浙江大學的學部制開展得更早一些，最初是希望建立較實的學部，這很類似於國外大學的學院。實施了一段時間，發現很多問題，最近學校對學部制度進行了修訂，學部不再是管理實體，主要負責學術事務，責任和權利更多地直接下到院系，包括學術評價、職稱評審、引人用人、教育教學等等，當然配套資源也相應下放到院系，學部則更多地在跨學科協調、跨學科平臺建設等方面發揮作用。中國大學的情況不同，我們是先有學院，再建學部，開始時學部虛一些有好處，可以根據發展情況，逐步增加學部的統籌功能，這樣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

開門辦教育

黃：下一個問題，你在教學上還做過哪些改革？

林：以重慶大學為例。首先，是對大學的教育進行定位，就是要培養什麼人，當時，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具有一般性的定位——培養能夠適應和駕馭未來的人。這是作為學校人才培養的一個理念，或者說一個目標。這裡面有幾個要點：一個是適應未來，不能僅僅考慮現在，我們還希望一部分人能夠引領未來；第二個要點是講，我們培養的是“人”，並沒有講“人才”。當時討論的還是比較激烈的，焦點是用“高素質人才”，還是用“人”，後來，大家覺得“人”更能體現我們教育的整體性和全面性，能夠更好地體現對素質方面的整體要求。關於“駕馭”這個詞，當時也琢磨了很長時間。到底是用“駕馭”呢，還是“引領”呢？也做了一番思考。

其次，如何培養人是最重要的。重大的文科和理科相對比較弱，培養研究型人才沒有很大優勢，因此，重大應把理科教育作為基礎性教育，然後進入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換句話講，要把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放到戰略地位，工程方面讓教務處做了很多討論。後來做了幾個嘗試，我覺得還是蠻有意義的。

對於本科教育改革，我們當時做了這樣的思考：學生現在缺乏的是什麼？應當是價值觀。總體來講，我覺得我們對學生的知識傳授做得還可以，但學生的實踐能力、價值判斷、創新意識等的差距比較大。所以，當時就提了幾個概念。第一個是重大人才培養要以創新、創業為特徵，實際上，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需要有創新創業的精神和能力，第二個是“開門辦教育”，當時提出要打開國門、校門、教室門，更多地瞭解社會需求變化，更多地參與社會實踐。這方面也做了一些具體事兒。例如，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合作開展coop教育模式，“coop”就是cooperation，這是在美國很受歡迎的一種教育模式，有100多所學校都採用這種模式來培養應用人才。美國一般的本科是四年，coop是五年。第一年在學校學習，接下來的三年，有一半時間要到企業裡去工作。所以第二年學校就要給學生找工作。他們實行的是三學期制，學生分兩部分，在學校和企業輪換，最後一年是在學校裡畢業。

黃：中間三年分為九個時段。

林：是的。管理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管理成本也很高。學校要專門設立一個大概幾十人的 coop office，負責聯繫企業和用人單位。重大這學期已經開始辛辛那提大學合作，他們的 coop office派了三個人過來，幫助重大建立與企業的聯繫，合作在中國大學推進coop模式，辛辛那提大學還會派一些老師來上課。我認為，這種模式一方面可以解決現教育與實際脫節問題，同時，經過不同行業的實際工作，我還希望學生更好地認識自己，在價值觀、人生觀方面能夠有更多提升。我們現在的教育有很多問題，很多優秀企業和機構需要人，但又找不到符合要求的人選。我希望，coop教育模式能夠在這方面做些嘗試，這也是很有特色的。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對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要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放在重慶大學的戰略地位。這個判斷是怎麼得出來的呢？我覺得，學術型研究生的培養有兩個方面很重要，一是高度依賴於隊伍狀況，隊伍建好了，學術型人才的培養就有了保障；二是學術型人才培養是個體行為，導師起主導作用，學校也管不了很多，只要把工作條件、質量監管做好就行了。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則不同，學校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們過去(現在也是一樣，很多學校都是)只是把學術型研究生的培養方案用於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像是翻版或者附庸。學術型研究生名額不夠，就用專業學位研究生做研究。這顯然是不對的。專業學位人才培養應當面向真行業和應用領域。

舉一個例子，重大的機械、材料、電氣等工科專業都很不錯，我們準備在工科領域建立2011協同創新計劃，因為重慶市的汽車行業發展得很好，自主品牌的長安汽車很強，我們就選擇了汽車領域。由於重大自己的汽車學科並不強，如何才能真正讓企業受益？是人才！我們成立了一個汽車研究中心，要從汽車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入手，聯合長安、福特、中國汽車研究院等開展研究生的合作培養。這個項目從三年級中招收免試推薦學生，長安和福特都非常興奮，我們共同制定培養方案，福特每年從美國總部派十幾個專家，給學生講課和指導學生，學生最後一年在企業工作實習。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當時還提議，由建築學部主持一個鋼結構研究生培養項目。鋼結構也是跨學科的重要方向，與工學部的機械、材料、力學，以及建築學部的土木工程等專業都有關係，這樣我們可以針對鋼結構這個行業，與企業合作培養專業人才。

另外，我也認為，大學的學科結構應該是網絡狀的。也就是說，像機械、材料、電氣等傳統的學科可以看成縱向的基礎，我們可以針對重大應用和前沿領域，通過跨學科方式，建立一些研究中心，把這些學科結合在一起，這無論對跨學科學術研究，或是專業學位人才培養，都是非常重要的。

黃：應用型人才培養應該以行業產業需求為主導，以社會需求為主導，而不是以學科為主導。

林：是的，我們的應用型人才培養，不應當以學科為主導。實際上，除了上面講的汽車和鋼結構，我們也通過國際合作，開展了物流方面的人才培養，這都是希望在跨學科方向上，開展人才培養的嘗試。

黃：這是專業學位的培養，我覺得也是人才培養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學怎麼和社會聯繫？怎麼能夠讓我們的大學更適應社會？我們當時除了做這些，還有一個概念就是要“請進來”，更多地瞭解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要求，讓社會人士參與到大學教育的改革討論當中。

黃：你對於“985”大學服務地方有哪些看法？

林：區域是大學最直接的客戶，我們理所當然要提供服務。例如，浙江大學的任務應當是什麼？我覺得應當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另一個則是要為浙江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人才和學術支撐。浙江大學在服務地方方面是有傳統的，很早就提出了學術要“頂天立地”的理念。例如，針對浙江優質教育資源比較缺乏的狀況，我們正在設法提升城市學院和寧波理工學院的教育質量。學校正在海寧建設國際校區，將與幾所國外大學建立聯合學院，我們在舟山群島建設海洋學院。這些不僅為地方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也將提升浙大的整體實力。

大學還應當根據國家和地方發展，做好學科的前瞻性佈局。最近我們在機器人、大數據、網絡安全、生物製藥等領域，以及一些重要的基礎學科領域，進行了深入的研討，並開始前期立項，我們希望這些項目能夠為未來的國家和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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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北京大學 黃達人 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