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寄南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即將開啟訪華之旅之際，中日關係迅速回暖的基調不斷增強。此前，安倍也公開表示，中日關係“已經完全回到了正常”。
不過，上海日本學會會長、資深日本問題專家吳寄南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就此提醒說，中日關係仍然處在爬坡過坎的階段，“中日關係相互定位和調整還處在進行時，”他表示，“我們不能過於樂觀，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談及釣魚島問題，吳寄南認為，承認爭議是第一步，管控紛爭是第二步，而解決問題則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要等兩國關係真正轉圜，真正建立相互信賴關係，才可以談解決的問題。
安倍訪華兩大訴求：外交、經濟
澎湃新聞：您認為此次安倍訪華，日方的最大訴求是什麼？
吳寄南：此次訪華，日本主要有兩大方面的訴求。從安倍本人來說，希望訪華成為其外交上的一個加分點。日美關係現在矛盾較多，日俄關係、日韓關係都沒有較大突破，唯有對華關係能夠取得看得見的成果，對於安倍鞏固執政地位非常重要。現在“安倍經濟學”已經是強弩之末，明年消費稅又要增稅，日本明年經濟走勢如何令人擔憂。
從經濟方面來說，訪華是順應經濟界要求緩和對華關係、深度佈局中國的呼聲。特別是11月份中國要舉行進口博覽會，日本有400家左右的企業希望來參加。日本政府希望幫助企業深耕中國市場。此外，日方希望中日之間就維護現有的國際貿易秩序，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達成共識，通過與中國謀求共同立場來應對挑戰。這一點中日兩國領導人可能會在宣言裡要有所表示。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當前的中日關係？
吳寄南：我對中日關係只能是謹慎的樂觀。中日關係仍然處在爬坡過坎的階段，用習主席的話來說就是正在重返正常軌道。安倍說已經完全回到了正常，我們還不能這麼說，現在中日關係相互定位和調整還處在進行時。
兩年前，王毅外長還說中日關係病得很重，病根就是日本當局者的對華認知出了問題，沒有將中國看成是夥伴，而是看成是對手。雖然這幾年“中國崩潰論”已經沒什麼市場了，但“中國威脅論”還頗有市場。比如日本防衛省上個月發表的《防衛白皮書》，就有相當篇幅在說中國威脅。在日本的精英層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崛起根本上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格局，本來這個格局是美日主導，而現在中國為首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這個改變日本難以接受。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一直有相對於亞洲國家的優越感，但這個優越感正在逐漸消失。現在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還沒有到達轉換日本對華思路的臨界點。因為雖然中國GPD總量超過了日本，但人均還只是日本的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在很多領域日本仍佔有優勢，比如諾貝爾獎的數量、製造業領域等等。
普通民眾中間也有不希望看到中國強起來的心態，在日本書店裡，有關“中國威脅論”的書一直有較好的銷量，反映出的就是這種社會心理狀態。日本國民對華親近感還是處於比較低的水平。
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日之間既競爭又合作可能會成為常態。一段時間內，兩國之間的戰略猜疑要大於戰略信任。對於中日關係，我們不能過於樂觀，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稍有處理不慎，中日關係就可能會“引爆”。
建立信任才可以談解決問題
澎湃新聞：日本當前改善對華關係最大的動力和阻力來自哪裡？
吳寄南：改善中日關係，日本國內既有動力又有阻力，且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都在增長。從積極因素來看，中國經濟的不俗表現打破了日本甚囂一時的“中國崩潰論”，一些日本企業也從中國的發展中得到了實際的好處。目前日本企業在華有超過3.3萬家，佔日本海外企業的44%，可以說企業是最大的動力。
第二驅動因素是民間，有調查顯示日本民間認為中日關係重要的人數佔70%，民間認為有必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這也是促使安倍改變政策的原因。
自民黨內也有推進改善對華關係的勢力，現在二階俊博是一面旗幟，是“知華派”旗幟，他現在擔任幹事長，在自民黨黨內地位比較高，但其所在派系的力量在削弱。不過，至少二階俊博對凝聚自民黨內的知華、友華力量還是非常有用的。同時二階俊博堅定地支持安倍，是安倍身邊起積極因素的角色。
阻力則主要來自日本的右翼力量，比如右翼團體“日本會議”，它仍然在日本國內有非常大的影響，同時也支持安倍的基本盤。
澎湃新聞：未來中日之間如何處理好島嶼爭端問題？
吳寄南：首先，承認存在爭議是一個大前提，不能說不存在爭議。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東海的劃界問題都需要雙方妥善處理。
現在我們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建立了海空聯絡機制，未來要更好的管控危機，我們還要做很多事情。比如中美之間已有的海上相遇規則，以及中美之間的重大軍事活動相互通報制度，中日之間目前沒有，在海空聯絡機制的基礎上雙方是否可以進一步談判升級也值得探討。
此外宮古水道的航行問題，以及抵近偵察問題也要解決。戰略信任措施需要兩國防衛部門進一步談判建立。在這一方面，兩國防務會談能否考慮升級，重新舉辦擱置多年的中日防長會談。
總之，承認爭議是第一步，管控紛爭是第二步，而解決則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要等兩國關係真正轉圜，真正建立相互信賴關係，才可以談解決的問題。
澎湃新聞 ：您如何看待日本對華的外交決策？
吳寄南：安倍本身當然是最後的決策者，此外，我認為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的角色非常重要，許多政策是谷內拍板了後再告訴外務省的，外務省目前在外交決策上的地位在下降。
從安倍政府的政治運作模式來看，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谷內和經濟產業省，但兩者方向不一致，經濟產業省是從日本的經濟界的利益出發，希望儘快緩和對華關係，開拓第三方市場合作。谷內是代表日本的戰略利益派，他們認為維護日美同盟是第一要務，他們考慮對華關係時更多從戰略和安全利益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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