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卡託研究所研究員John Glaser 於2018年10月19日撰文。
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沙特籍記者的死亡，以及沙特阿拉伯對於幾乎是毫無防備的鄰國也門的殘酷轟炸運動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關於這兩件事引發了持續的爭議。而這引起了對美沙聯盟的重新檢視。無論是外交方面還是從持續給它提供軍事幫助這個方面來講，白宮方面目前對利雅得方面還是支持態度。共和黨人已經對沙特政權有輕微的批評聲音，然而更多的民主黨人正在呼籲美國對美沙關係從根本上進行重新評估。
其實早就該這樣做了。華盛頓方面和利雅得方面的盟友關係經常被視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至少在美國首都人們是這樣看的。沙特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盟友，這件事很久以前其實就已經表現出來了。事實上，他們經常以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式行動。不遺餘力地支持世界上最駭人的獨裁政權之一，也就是沙特，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或者地區的穩定性來講，事實上並不是有利無弊的。
如果足夠幸運的話，美國和沙特之間盟誼持續展開的戲碼會超越這個棘手的雙邊關係本身而上升到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整個政策方略的高度。美國在這個地區深陷困境：大約有5萬陸上作戰士兵，數十個常備軍事基地和部署資產，以及納稅人交的大量數額大部分都被浪費了。在中東和北非的至少五個國家，美國都參加了積極的戰鬥行動。充斥其中的是無窮無盡的鎮壓反叛，慘不忍睹的反恐行動以及不光彩的代理人戰爭。華盛頓方面要求中央司令部承擔起支持、訓練、武裝、穩定各種腐敗獨裁政體的任務，同時我們也在嘗試去對伊朗施壓。
查塔姆（宮）研究所的 Micah Zenko在一則恰如其時的報道中指明，儘管對它們投入了巨大資源，然而，美國區域目標還是失敗了。Zenko列舉了四個基礎目標：（1）提升區域安全和減少中東政權政治不穩定性；（2）阻止恐怖分子避風港的形成；（3）保證能源的自由流通；並且（4）讓盟友們能取得足夠的軍事能力保障自身安全。
然而，我們每個目標都沒有達成。實際上，與其維穩角色的目標南轅北轍，美國的政策毋寧說是僅僅起到了反作用。伊拉克戰爭顛倒了中東力量對比，使伊朗強大，加速了新一輪的聖戰恐怖分子。華盛頓方面弄砸了埃及的一系列變革，並且（和其他外部因素一起）也促成了敘利亞的內戰。奧巴馬政府的利比亞戰爭創造了無政府狀態，引發了一輪新的難民潮。而我們長期以來的對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作為對伊朗的約束，不僅未能抑制伊朗的地區活動，而且還鼓勵利雅得方面採取挑釁行動並且和好幾個鄰國挑起爭端。
其次，阻止恐怖分子避風港形成的努力是基於一個虛假的前提，即避風港很重要。但是就算接受這個有瑕疵的前提，美國的政策也事實上使作為恐怖組織的孵化器的“無政府的空間”成倍擴大了。正如Zenko指出的那樣，“把軍隊留在外國來阻止恐怖主義實際上增加了這些軍隊的駐在國和全球利益遭受恐怖主義襲擊的可能性。
第三，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國試圖保證原油的自由流通的努力事實上解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自我消解。每個國家都認識到維持波斯灣的原油自由流通對於本國利益的重要性。並且沙特阿拉伯也不再有曾經的主宰地位了。國際能源市場在過去的40年內已經進化得更有彈性、比從前更能克服供應困難。在波斯灣水道上巡邏最多也只能夠震懾某種幻想——由伊朗或者其他方面設想的關閉霍爾木茲海峽——而那已經是一個極端的小概率事件了。
第四，美國已經為無數的中東地區獨裁政權提供了軍事裝備以及如何保護他們自己的方法，這是肯定的。但是，那是不是對美國國家利益和地區穩定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呢？這完全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們給伊朗和伊拉克提供的最終都流落到了ISIS的手裡。美國製造的武器被用於無情地鎮壓從埃及到巴林的和平抗議者。美國對於沙特的軍事支持正在給也門帶來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在那場衝突裡，事實上鞏固了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AQAP）的地位。
華盛頓方面特別不擅於自我評估。我們在中東創下了絕對失敗的記錄。奇怪的是，即便我們有了一位或多或少同意上面的觀點的總統，政策也還是未能改變。奧巴馬總統希望把美國的視線和資源從中東轉移到東亞。結果未能如願。川普於2018年4月說，“我們在中東已經花費了7萬億的財富，而我們什麼也沒撈著。就我所瞭解的情況，比沒撈著好處還倒黴。”然而，他主導下的政府卻將在中東地區的軍備全面升級，孤注一擲地全力支持老盟友，並且形成了一個反伊朗的立場，這一切彷彿又回到了布什時代的新保守主義。
真正重新評估美國的中東政策勢在必行。在幾十年的嘗試之後，華盛頓方面沒有達到它的初始目標。一個新的開明的政策框架應該認識到中東地區對於美國核心安全的嚴重威脅不那麼迫切。而應該強調外交手段作為處理和中東地區國家關係的方式，而不要還是採用以軍事為中心的方法，而這個方法的結果已經被證明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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