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模式的橫空出世，無疑是浙江40年改革開放史最重大的標誌性事件。
它的姿態是那麼的異端，它的內核是那麼的莫測，它的震撼是那麼的猛烈，以至於作家丁臨一曾發出了與溫州傳奇同樣“瘋狂”的斷語：
【請允許我向你們說一句多少有些強加於人的心裡話。我不僅自己在愛著溫州，愛著溫州人，而且我還覺得，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每個真正兒子都應該熱愛溫州和溫州人，都應該以一種十分獨特的、溫柔的、迥於尋常的、近乎病態的愛去愛溫州和溫州人。因為，在今天，只要審視一下某個中國人是如何理解溫州和溫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淺，便可立即測定和判明那個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態度、作用乃至他整個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
沒有一個改革典型，曾經像溫州那樣引起過如此劇烈且持久的激辯。溫州模式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溫州街頭的“五馬奔騰”雕塑（圖源：視覺中國）溫州街頭的“五馬奔騰”雕塑（圖源：視覺中國）
1被遺忘的城市
多年來，溫州從來都是一個極易被人“遺忘”的地方。
溫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內擁有聞名遐邇的雁蕩山和楠溪江兩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清人孫廣圖在《憶江南·溫州好》一詞中就發出由衷的讚美：“溫州好，別是一乾坤！宜雨宜晴天較遠，不寒不燠氣恆溫，山色異朝昏。”
然而，溫州之美只是“異域之美”。
當中原文化、經濟迅速發展時，古屬東越、東甌或甌越的溫州，還因“斷髮文身”和以蛇蛙為食而被嗤以蠻夷之地。秦末，群雄紛起，擁兵抗秦。越王勾踐的後裔騶搖也率甌人起義。西漢漢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騶搖獲封東海王，都東甌，建東甌國，這是溫州歷史上第一次見諸記載的行政建置。由於偏居東南一隅，天高皇帝遠，這裡歷來是躲避戰亂的世外桃源。
溫州三面環山，且多為山高壑深，甌江和飛雲江攔腰橫截，行路難不輸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詩云：“我行窮水國，孤帆天一涯。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個開放城市中，僅溫州既不通鐵路，也沒有機場。
公元998年，甌人周佇第一個漂洋過海，遠走高麗（今朝鮮）經商，水路成了溫州人唯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來，溫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搶手貨，雖然需歷時20多個小時，仍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這已屬豪華舒適的出行方式了。無怪乎溫州人嘆言：溫州、溫州，只有水（當地方言諧音同“死”）路一條。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佇出國定居1000年之後，溫州至上海的水路航班才宣佈停開。
1988年時溫州市區最繁華的路段大南交叉口1988年時溫州市區最繁華的路段大南交叉口
自然條件先天不足，又地處浙江距離臺灣最近的前哨，長期以來，國家除了從戰略角度考慮，在溫州修築必要的軍事設施外，經濟建設投資基本不予考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30年，浙江得到的國有投資在全國各省市區中就是最少的，溫州更是可憐。到1978年，國家對溫州工業的全部固定資產投資6億元，僅為寧波的1/4。在同期國家對浙江省的投資總額中，溫州只佔3.24%，與其作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極不相稱。大型國營企業一個沒有，市屬1000人以上的中型國營企業只有冶煉、礬礦、日陶、面磚等7個，500—1000人的企業也不過區區20個。城市面貌殘破不堪，基礎設施嚴重滯後，以至於“姑娘、小嫂挑著糞桶滿街跑”一直是溫州人羞於啟齒的心頭之痛。
直到改革開放之初，溫州百姓的窮苦仍可以用“令人震驚”來形容。
溫州國家級貧困縣文成民政局曾做了個調查，稱全縣當時有104戶人家賣兒、賣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糧的人口占全縣的35%。縣裡的一位年輕幹部不相信，下鄉核實。在一個村子，他發現有一位農民因自己頑疾纏身，為餬口活命，將老婆典給鄰居1年，換得區區番薯絲200斤；還有一對老光棍兄弟，由於沒錢討媳婦，竟然暗地裡共用一個老婆。時間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默認了。
2“四千精神”
正因為窮、因為痛，當改革剛剛透出第一線鬆動的光亮，溫州人就蜂擁而上了。改革往往需要付出難以預料的代價，但溫州人已經窮得沒有什麼值得自己猶豫了。
誰也說不清確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的許多地方——無論泱泱都市或窮鄉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們操著奇怪的方言，喜歡聚居，行色匆匆。在他們身後浩浩蕩蕩尾隨而至的，是鋪天蓋地、五光十色的各類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緊缺、當時更為稀缺的貨幣，一點一滴地裝入了這夥人的囊中。
他們是誰？他們從哪裡來？
順著歪歪扭扭的行進路線，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個地方：溫州。
當中國各地還在為奮力翻越“兩個凡是”的藩籬大汗淋漓，為真理標準的確立慷慨陳詞之時，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爐火正旺熱翻了天：家家戶戶不知從何處拼裝而成的機器瘋了似的旋轉；大街小巷的店鋪一家緊挨著一家，密得連蒼蠅都叮不出一道縫；河埠頭、鄉間路上，肩挑車載的商販如集市般嘈雜。
溫州人富起來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這裡首先成為歷史明證。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髮長篇報道《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文中指出“溫州市農村家庭工業蓬勃興起，短短几年，創造出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蹟。如今‘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已為人們公認。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道路，被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溫州模式’”。溫州模式自此與蘇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各領風騷。
這是目前有據可查的第一篇將“溫州模式”這一概念見諸媒體的報道。
33年前的那次採訪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溫州瑞安市塘下區農民告訴他，當地家家戶戶都生產編織袋。一臺國有廠子淘汰的生產編織袋的舊機器只需300多元，而一年所創造的利潤超過1萬元！塘下每年可創產值1.8億元。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報樣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報樣
“這簡直是天文數字。而且創造這天文數字的竟然是一群第一次擺弄機器的地道的鄉巴佬。”祖籍江蘇無錫的桑晉泉由此確信，依靠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並非中國鄉村工業化唯一的致富路徑。為了揭示溫州家庭工業爆發式生長的動因，這篇報道還首次概括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萬水，講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歷盡千辛萬苦。
據統計，到1986年年底，當時人口600餘萬的溫州共有120萬人從傳統農業轉入工商業，家庭工業已飛漲為14.65萬戶，470多個專業市場粗具規模，10萬農民購銷員遍佈全國。
3到溫州去
可以說，溫州是在沒有預謀、沒有準備、沒有人為策劃的情況下，極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巔峰的。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經過反覆熱烈的討論，通過了送交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於建立溫州試驗區的報告》。報告設計了五大試驗內容，提出：溫州的試驗帶有“投石問路”性質，因此，試驗內容、範圍、方式、步驟不受傳統理論、現行體制和具體政策的限制。允許打破常規、放手探索，準備承擔一點風險。
中央領導來了，體改謀士來了，經濟學家來了。通往溫州的幾條年久失修、崎嶇顛簸的山路上塵土飛揚。
這是一支不見首尾、“滾雪球”式的參觀考察大軍：從中央各部委，各省委、省政府，擴大到政協、顧問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紀檢委，繼而是各廳、局、處、科，再接著是各地、市、縣，各區鎮和廠礦……
彈丸之地的溫州終於招架不住了。
*溫州市委、市政府的辦公大院成了停車場，大型長途專車魚貫出入，一撥撥“對口學習”的考察團擠滿了會議室、辦公室。
*溫州市區大大小小的飯店、旅館，一萬多張床位爆滿，就連走廊、過道、飯廳裡也支起了臨時鋪位。
*一些有名氣的專業戶家中參觀者盈門，全家整日忙於招待，講得口乾舌燥，無法生產。不得已，有的被迫倉皇出走，以閉門謝客。
*新興“農民城”蒼南縣龍港鎮每天要接待上萬人，所有飯店、食堂24小時開餐，仍無法滿足需求。
1986年11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前往溫州考察。同天抵達的全國僅地市級以上的參觀團就有10多個。田紀雲大吃一驚，當即給國務院打電話，要求堅決制止這一現象。
幾天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共和國第一個要求控制參觀區域模式的文件——《關於各地立即停止到溫州參觀考察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從現在起到明年春，各地各級政府要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溫州參觀、考察的安排。確有必要去的，也需事先徵得浙江省政府同意，嚴格限制人數，分期分批前往。希望各地從嚴執行，以利於溫州市各級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開展經濟改革。
“截至1986年，溫州突如其來地遭遇了第一輪席捲全國的“溫州熱”，累計參觀人數超過60萬人次。其中被稱作“溫州年”的1986年，僅副省級以上官員就達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從杭州、寧波連接溫州的兩條公路上車流阻塞，車禍激增：兩個月發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車57輛，死71人，傷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對於那些為中國的未來虔誠祈福的真正的改革者來說，溫州的爆發式發展呈現出了來自民間的巨大生命力。
4每一天都有奇蹟發生
在1983年年底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溫州蒼南縣宜山的再生紡織業，第一次引起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的注意，並建議“大家都應該到宜山看看”。令萬里興致盎然的，是宜山發生的匪夷所思的“奇蹟”。
宜山一片商品經濟的海洋：當地各類紡織機達3.7萬臺，從業人員6.7萬人，有4個專業鄉，58個專業村，7個專業市場。全國各地國有、集體企業吃剩的晴綸布邊角料，在這裡經過農婦們粗糙的大手開花紡線，每年1.5億件再生腈綸衫、2億件腈綸拼料童衣褲、50萬公斤再生腈綸棉，又被銷往大江南北。
據統計，每年，流進宜山的腈綸布邊角料達1700萬公斤。
1990年，時任物資部部長的柳隨年來到宜山。耳聞目睹了這一場面後他算了一筆賬：1700萬公斤也就是1.7萬噸，按一節車皮載重20噸——紡織品是拋貨，載重少於常規——每列火車掛30節車皮計，共需850個車皮、約30趟專列。加工後再生腈綸產品外銷全國，又是一個1700萬公斤！
“就是我這個部長手裡也一下子調不出這麼多車皮指標。而這些甚至可能連火車都沒坐過的宜山農民，卻將這麼多的原料和產品從不通鐵路、不通公路的宜山調運自如。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柳隨年大為感慨。
創造“宜山奇蹟”的，都是些土得掉渣的小人物。下面舉兩個例子。
先說說小人物趙開良。1985年，他44歲，搞購銷已經整整19年了。像他這樣的購銷員，在11萬人的宜山區就有8500多個。
宜山的土紡土織頗有些年份了，幾乎家家都置辦手搖紡車和老式織布機。購銷員牛得很，是紡織作坊的龍頭，從原料進購、選擇品種、質量鑑定到產品推銷，都是他們說了算。能幹的購銷員下面固定或流動的紡織工業戶會多達500—1000家。
1979年，完全是不經意間，趙開良改變了日後的宜山。
那年6月，他在邯鄲一家紡織廠搞到了一批棉布邊角料。這家廠的倉庫裡還積壓著一大堆腈綸布的邊角料沒法處理，廠方趁機一定要他“搭了去算了”。他想，好在這種邊角料只要幾分錢一斤，咬咬牙就揹回了宜山。
在宜山街頭擺了好些天，幾乎無人問津。問題在於，當時宜山的再生布原料從來都是棉布，而腈綸、滌綸的邊角料放上開花機，轉速一快，就會冒煙起火。
正當趙開良一籌莫展、準備自認倒黴時，第二個小人物出現了。
孫阿茶是宜山一個村子裡的普通老太，搖了一輩子的紡機。這天清晨，她喊女兒上街去買廢棉布。結果，不內行的女兒恰巧買回來一堆趙開良的腈綸布邊角料。退貨，別人肯定不認賬了。犯難的孫阿茶不思茶飯，關在屋子裡反覆琢磨。
她嘗試著用手工操作對腈綸邊角料進行“開花”。接著，又製作了一架改進型的簡易“開花機”。
當孫阿茶惴惴不安地捧著第一匹再生腈綸布來到集市上的時候，大家都吃了一驚：這是什麼布呀？這麼光滑、柔軟。腈綸的？可比土紡棉布強多了。
宜山轟動了！鄉親們潮水般湧進了孫阿茶家。你想想看，因為工藝太難處理，當時腈綸邊角料可是沒人要的，價格比廢棉布便宜多了。這意味著，再生腈綸的利潤會翻番。
孫阿茶沒有指望靠這個“絕活”獨自發財。對每一位上門求教的鄉親，她都熱心地指點訣竅。
風一般地，宜山家家戶戶轉而搞起了再生腈綸加工，山鄉處處機杼之聲。孫阿茶的“絕活”變成了宜山人的“絕活”，無數的小人物你追我趕，“宜山奇蹟”衝出了山坳。
最後，這兩位孕育了“宜山奇蹟”的關鍵性小人物都很風光。
趙開良：幾年後，他作為宜山區的唯一人選，出席了浙江省購銷員先進分子代表大會，還受到了省政府官員的接見和親切握手。
孫阿茶：1983年春天去世。整整3天，沒有人通告，也沒有人組織，宜山村村不聞機杼聲。數千戶家庭的男男女女停下了上萬臺紡機，向這位被譽為“當代黃道婆”的老人致敬。出殯那天，送行的隊伍長又長，繞過了一座山。
“宜山奇蹟”只是溫州巨大的改革創造力的最初序曲。在浙江乃至中國改革史冊上，溫州向我們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蹟”：
1980年，溫州人章華妹領取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編號“10101”1980年，溫州人章華妹領取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編號“10101”
*全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
*全國第一個探索“掛戶經營”；
*全國第一批股份合作企業；
*全國第一個私人錢莊；
*全國第一個實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國第一個制定私營企業條例；
*全國第一個實行全社會養老保險；
*全國第一座農民城；
*全國第一個農民包機公司；
*全國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
*全國第一起農民告縣長案；
*全國第一個成立個體私營企業聯合黨委；
……
支撐這些“溫州奇蹟”的主體，是無數趙開良、孫阿茶式的小人物。
5膽大包天“包飛機”
隨著各類“奇蹟”的廣泛傳播、演繹，有些小人物就成了知名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膽大包天”的王均瑤。
王均瑤和趙開良是小同鄉，蒼南縣金鄉鎮人，而且也是購銷員出身，主要的業務點是湖南長沙。1991年春節，已經跑了5年購銷業務的王均瑤準備回老家過年，因買不到火車票，就與一幫生意朋友從長沙包了一輛豪華大巴趕往溫州。途中，他突發奇想：我能包汽車，為什麼不能包飛機？長沙一帶的溫州商人就有1萬多，從長沙到溫州陸路行程1000多公里，乘火車轉汽車起碼得要兩天。如果開通一條空中航線，還愁沒人坐？
他越想越興奮。大年一過，王均瑤一腳跨進了湖南省民航局。接待他的官員被嚇著了，什麼，私人包飛機？還是個農民？
但方案很誘人。由王均瑤承包長沙至溫州的航線，每週兩個航次。他必須按飛行架次、里程上繳營運費，而且是提前把承包款打進民航部門的口袋，盈虧自負。也就是說，王均瑤包飛機，民航部門包賺。於是，門開了一條縫：不聲張，試試看。
說王均瑤膽大包天，那可是一點沒錯。此前，王均瑤沒坐過飛機。生平第一次見到飛機，是十幾歲時在金華市的公園裡，和一架部隊贈送的報廢戰鬥機合了個影。
時任溫州民航站站長張德志回憶說，其實，在王均瑤之前，1990年7月溫州機場剛建成開航時，溫州樂清有兩個農民曾經包過杭州至溫州的安24飛機。但很快，他們就以“非法經營”的罪名，被公安機關拘留起來，白白關押了17個月。要知道，那時候，買飛機票還需縣團級以上政府部門的介紹信呢！
這一次，王均瑤成功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被王均瑤“包”了的客機從長沙起飛，1小時30分鐘後，穩穩地降落在了溫州機場。一夜之間，王均瑤的大頭照被登上了全國媒體的顯著版面。
從始至終，王均瑤都不是生意做得最大、最成功的溫州商人。但王均瑤肯定是迄今全國知名度最高的溫州人之一。正是他，將溫州創業的草根時代推向了名人時代。
這，與王均瑤的個性有關。他可能是最善於“弄出響動”的溫州人。與絕大多數行事低調，習慣“少說話多賺錢”的傳統溫州商人不同，無論是登臺亮相包飛機還是此後的大小生意，王均瑤總是能以“最開放的浙商”形象聚焦媒體的目光，謀事與謀勢始終交織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瑤見到記者就來精神。”
但最重要的，還在於當年王均瑤包飛機的這一“奇蹟”，徹底顛覆了千百年來面朝黃土的中國農民的臉譜。想想看，還有什麼比“膽大包天”，更能充分體現經歷了改革洗禮的中國農民的新形象呢？無意間，王均瑤成為了一種象徵，一種精神圖騰。他自己，也借勢一步登天。
首次包機後，王均瑤成立的中國第一家農民民營包機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條航線，但結局可以說是“慘淡經營”：溫州至昆明航線半年就虧損230萬元；深圳—義烏—北京航線兩年竟鉅虧500萬元。
王均瑤並沒有倒下，而是繼續弄出了更為巨大的響動：請香港當紅歌星張學友為自己推出的均瑤牛奶做廣告；以18%的股份參股東方航空武漢有限公司，成為中國第一家入主壟斷性民航業的私營企業；宣佈投資6億元收購併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機場。
2004年11月7日，38歲的王均瑤因晚期腸癌病逝。此時，旗下均瑤集團總資產達35億元。
王均瑤“膽大包天”15年後的2006年9月25日上午9時55分，一架空中客車A319飛機從上海虹橋機場騰空而起——均瑤集團全資控股的民營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實現首航，其目的地：長沙。
溫州的“奇蹟”，幾乎總是與“奇蹟”般的溫州人聯繫在一起。於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發問：這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他們的行為方式有何特別之處？他們又是怎樣將貧瘠的溫州變成財富之地的？
6膽子大又肯吃苦的溫州人
站在溫州的大街上，你一定會得出這樣幾點深刻的印象：
茫茫人流中，目光遊離者不多，形態倦怠者不多，無所事事者不多；他們神色矍鑠，活力四溢，步伐堅定且節奏很快，在你面前匆匆而過。
有媒體在報道中做了一個橫向比較，溫州人走路的頻率基本上要比北京人快一拍，比上海人快半拍。這是一座富有動感的城市，這是一群充滿生命力的人。他們日夜忙碌，就像一盤永遠活潑潑的海鮮大蝦。
有好事者進一步推論說，溫州人頭腦天生靈光，這與他們和大海為鄰，喜食魚蝦有關。事實上，溫州人在商戰中的機敏，恰恰源於他們為求生存而永不停息的創業衝動。
溫州人善於經商辦廠是出了名的，被讚譽為“中國的猶太部落”。他們的這一稟性既有傳統淵源，更多的是迫於現實生存的必然選擇。
溫州背山面海，歷代戰亂的大批難民紛紛南遷於此，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僅三分。土地難以養生，就只能遠走他鄉，在農業之外的工商業求活路。早在一兩個世紀以前，成千上萬的溫州手工藝人和小商販就揹著黃楊木雕、石雕、甌繡，從故鄉出發，跋山涉水、漂洋過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歐洲以及世界各地艱難謀生。至今，流落海外的溫州人多達60餘萬。這一點，與痛失家園的猶太人頗有相似之處。
飽受磨難、浪跡天涯的闖蕩經歷，培育了溫州人不安分、不守舊、“敢為天下先”的闖蕩精神。離開了這樣的土壤，王均瑤的“膽大包天”就會成為無源之水。
肯吃苦，也是許多人談論溫州人時最容易得出的結論。
描繪溫州人肯吃苦最經典的一句比喻是“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此話絲毫不誇張。
1988年7月，我第一次從上海坐火車去新疆採訪。說出來嚇你一跳，此行全程約4000公里，按當時的時速，你得老老實實在火車上搖晃四天三夜。因為作為新華社記者的小小特權，我買到了硬臥票——這在當年屬於很值得仰慕的待遇——而且是下鋪。
差不多兩天兩夜之後，車過甘肅蘭州。天色漸暗，窗外全是讓人生厭的單調的黃土戈壁，睏乏的我決定早早寬衣入睡。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隱隱感到鋪板下有窸窸窣窣之聲。睡意迷濛間彎腰探頭：我的天，我的身下還有“下鋪”，還睡著一個大活人！
我趕緊喊來乘警。這個30多歲的男子從高度絕不會超過30釐米的“下下鋪”——準確地說那只是車廂地板與下鋪鋪板之間一道較寬的縫裡——鑽了出來，一臉歉意。
一盤問，溫州樂清縣人，在烏魯木齊做服裝生意已有7年，有兩間鋪面，個人資產不少於百萬元。這次是去蘭州進貨，返回買不到票，花50元賄賂了硬臥車廂的服務員，乘黑摸上車。累了、困了，墊幾張舊報紙，就地一滾，躺進了“下下鋪”。
“睡著了，什麼都不知道了，地板和席夢思又有啥區別？”他一面接受罰款，一面極自然地向吃驚的我作解釋。不用問，這位八成是經常旅途睡地板的溫州老闆了。
頭腦機敏、膽子大又特別肯吃苦的溫州人，並不僅僅在生意場上表現出色。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對溫州人來說，只要是有助於改善自己命運的事，什麼都可以試一試，一切“奇蹟”皆有可能發生。
7“中國第一農民城”
現在，有了點錢的溫州農民準備“造城”了。
1985年1月2日，《人民日報》向全國報道了來自溫州的又一個奇蹟——《龍港鎮發動群眾集資建鎮》，並配發編者按語以示重視：“龍港鎮僅一年多就興旺起來，這種建設速度實在令人振奮。”
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奇蹟。因為，所謂龍港鎮本來並不存在，如今，已經崛起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農民城”。
龍港地名很大，其實很小，原本是蒼南縣方巖下村的一個渡頭，距離溫州市區約60公里。就因為緊依鰲江又地處蒼南、平陽兩縣交界，這裡被批准建鎮。但此地既沒有龍，也沒有港，只有數十間泥坯農舍，再就是一大片灘塗、蘆葦和野鴨。
1984年6月，毛遂自薦的第一任鎮委書記陳定模來了。他的全部家當，就是上級的一紙建鎮批文，派給他的7名幹部，3000元開辦費。
萬事開頭難，最難的是沒錢——這可是要造一座城啊！還好，先富起來的溫州農民有錢。龍港周邊是蒼南縣的宜山、金鄉、錢庫江南三區，此前章節中出現過的許多溫州創業者皆此地人士。1981年時，江南三區的家庭工業產值已佔全縣工業總產值的60.3%，萬元戶一抓一大把。
問題是，收錢的理由是什麼？就算口袋裡有了幾個錢，赤腳的農民又憑什麼能進城做穿皮鞋的城裡人？“農轉非”，中間橫著一條巨大的城鄉鴻溝。
這可難不倒當過幾年縣委宣傳部理論科科長的陳定模。他從馬列經典和各種文件的字裡行間發現：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農民可以“離土”卻不能“離鄉”。但這個“一號文件”同時規定，“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務工經商”。好了，進城的依據有了。《資本論》裡馬克思還說過“級差地租理論”，這樣，龍港有4.1平方公里土地，就可以按不同地段向願意投資進城的農民“徵收公共設施費”。
理論撐腰，底氣十足，陳定模動手了。1984年7月，一則《龍港對外開放的決定》在《溫州日報》頭版刊登，公佈了8條優惠政策，提出“地不分東西，人不分南北，誰投資誰受益，誰出錢誰蓋房，鼓勵進城，共同開發”。
《決定》發出第10天，申請進城的報名農民已近3000戶。1984年12月31日，首批登記建房交款的最後一天，一包一包的鈔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在簡陋的龍港鎮政府“歡迎農民進城辦公室”堆成了小山。
原本認為千難萬難的“造城”由此變得勢不可當。到1987年，龍港的進城農民已達6300多戶，擁有“市民”3萬人，集資投入2億多元，建成區面積102萬平方米，修建縱橫街道27條，總長23公里，並建起了5所學校、7所幼兒院、3座電影院，還有一個標準溜冰場。
從某種意義上說，陳定模的造城理論只是為龍港的破土而出找到了一個恰當的藉口。這場驚世駭俗的“造城運動”大獲成功，根本上緣於其順應了一個早晚都會到來的趨勢：生活的富裕並不是千百萬農民參與改革的全部目的，他們還渴望得到一次社會結構重組的機遇，以期在這一機遇中徹底改變自身的生存形態。龍港的橫空出世，正是這樣的“機遇”。
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堅持認為，蒸汽機之生就是磨房之死，傳統的鄉村小工業根本無法進化成社會化大生產，並滋長出現代城市的新文明。歐洲200年工業化進程，相伴隨的只能是大批農民被迫放棄土地，掙扎在大城市的邊緣，骯髒且充滿血淚。
龍港的崛起，展現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前景：中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擺脫了貧困，進而發育城鎮，完成從鄉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歷史嬗變。最難得的是，在這種嬗變中，他們始終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
在今後，在浙江各地，我們其實都可以找到龍港的身影。
歷史上，浙江僅有杭州、寧波、溫州等少數幾個所謂的大中城市。1978年後浙江全省性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並非依賴於上述大中城市，而主要依靠如龍港般數以萬計的小城鎮的興起，如溫州的柳市、橋頭，台州的路橋、澤國，金華的稠城、吳寧，紹興的楊汛橋、大唐，湖州的織裡、嘉興的許村等。農民城——小城鎮，這是溫州農民的創造，這是中國農民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之後的第三個偉大創造。
同樣的改革起點，同樣的改革政策，為什麼溫州活力迸發，每一天都有奇蹟發生？
8“假的”還是“真的”
溫州也是富有爭議的，這種爭議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直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開。
有爭議是因為溫州有“小辮子”。其一是“姓資還是姓社”；其二就是假冒偽劣。這可是一條真真切切的“小辮子”，連溫州人自己亦有口難辯。
溫州假冒偽劣的主打產品肯定是皮鞋了。
說起溫州人做鞋可是有傳統的。“明代溫州靴鞋即為貢品，進奉朝廷”；“全國第一雙豬革皮鞋，第一雙硫化、壓模、粘膠皮鞋誕生於溫州”；“我國第一雙高跟女鞋的創造者也是溫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溫州民間手工業者溫馨的自稱。
到了20世紀80年代，作為既有傳統投資又不大的致富之門，溫州皮鞋真正的春天來了。全國最大的鞋革專業市場興起於溫州鹿城區的來福門。僅鹿城一個區，就冒出了大小皮鞋廠1254家。當時全市的皮鞋產量就達到年產2400萬雙，幾乎佔全國的1/10。
溫州鞋價格低廉，款式新穎，在市場上沒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發現上當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費者向《經濟日報》投拆，稱她買了一雙高跟鞋，誰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細瞧瞧，竟是用糨糊黏起來的，而所謂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有記者進一步在報道中證實，親眼看見溫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廠裡搬糨糊。
輿論譁然。一時間，“晨昏鞋”“禮拜鞋”“偽劣商品”“粗製濫造”等惡名鋪天蓋地。全國各大中城市開始紛紛驅逐溫州鞋，無數商場掛出“提高警惕，勿買溫州鞋”或“本店無溫州貨”的招牌。
杭州武林廣場火燒溫州鞋杭州武林廣場火燒溫州鞋
高潮出現在1987年8月8日，地點：杭州市商業中心的武林廣場。工商局和憤怒的市民們將5000餘雙溫州偽劣皮鞋扔進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假的就是假的，但還是有不服氣的。溫州海螺工業集團的總經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考察溫州。這位死不認輸的溫州人曾同李瑞環圍繞偽劣皮鞋問題有過一番“經典探討”。
那天，李瑞環來到海螺集團。在樣品室，他拿起一雙皮鞋裡裡外外摁摁擰擰：“我這次是帶著一個怎麼看溫州皮鞋質量的疑問來的。現在外面有兩種觀點，有的說溫州皮鞋穿半年就壞，是坑人；也有的說溫州皮鞋價格便宜，更新換代快，壞了就買新的。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邵奇星應聲答道：“作為產品，質量當然要保證。但這裡有一個價格和價值對等的問題。溫州皮鞋才20元左右一雙，如果上海皮鞋也是這個價格，會不會也做出像溫州這樣的皮鞋？溫州皮鞋本身價格比較低，至於中間商拿到北京賣六七十元一雙，那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這番話，並非他的獨門發明。在溫州，這套邏輯十分深入人心，併成為他們生產低價低質產品的“理論支柱”。
1990年，我在溫州採訪。晚上散步來到市區最著名的五馬街，發現街邊攤販出售兩元一條的“金利來真皮皮帶”，不由得大驚。拿在手上翻來覆去看，竟看不出什麼破綻。那攤販倒實在，大聲說：“別看了，馬糞紙做的。買一條回去，有大場面時繫系。花兩塊錢撐足面子，划算不？”
我追問：“但是如果有人拿這兩元的皮帶到別處賣20元呢？”
攤販看了我一眼，笑道：“那是他們的本事。”
當時，李瑞環聽邵奇星講完，沉吟片刻：“對對，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著闡述他的“理論”：“這種20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壞一雙，一年穿兩雙，也只要50元，花的錢同外頭那種60多元一雙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這樣就可以穿兩種款式了。問題是北方人拿過去賣到70元，那消費者當然會認為應該穿一年嘍。”
假的所以便宜。假的當作真的賣，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賣，那就沒錯。
一些溫州人的邏輯似乎很正確，很理直氣壯。
雖然邵奇星的“價格價值對等論”頗能自圓其說，並道出了一定的事實，但是，這肯定不是事實的全部，也一定無法使溫州的假冒偽劣現象搖身一變成為真理。
許多前往溫州參觀取經者必到樂清柳市。這個如今的溫州第一經濟強鎮誕生過著名的“八大王”，也培育了溫州民營企業“形象大使”中國正泰集團的南存輝、德力西集團的胡成中、天正集團的高天樂等熠熠生輝的明星。
最初，柳市卻因造假而聞名，而且是臭名昭著。
當商品經濟的第一縷暖風吹過，這個雁蕩山脈南麓的小鎮就按捺不住地隨風搖曳。大約20世紀70年代末，鎮上就已經有2300多家低壓電器家庭作坊，叮叮噹噹的敲打聲響作一片。你隨處可見這樣的場面：
*剛剛放下鋤頭的莊稼漢們正在一臺臺鏽跡斑駁的機床邊，把從全國各地國有企業收購來的廢舊交流接觸器肢解，用砂紙和鞋油將之擦得鋥亮；
*河邊的埠頭上擠滿了一群群村婦，她們在清洗一筐筐的電器，然後在河灘空地曬地瓜幹似的晾開成片的電器零件；
*爐火通紅的鍋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們一邊煮飯，一邊慢悠悠地搖著漆包線；
……
市場混沌初開，慾望摻和著醜惡泥沙俱下。
1989年，國家技術監督局在一份《打擊偽劣低壓電器活動的總結報告》中憤怒地指出：“這次全國共檢查了近7000個經銷單位，查出的偽劣低壓電器產品超過170萬件（臺），價值3000多萬元……各地在檢查中發現，大多數偽劣低壓電器，來源於浙江溫州地區，特別是溫州樂清縣的柳市鎮。”
在全國各地媒體上，小小柳市的曝光率越來越高，被曝光的事實越來越觸目驚心：
*黑龍江雞西煤礦由於柳市產的劣質電器漏電，引發嚴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傷；
*新疆巴州工模具廠，因柳市產空氣開關起火，一名電工燒傷致殘；
*河南某鋼鐵公司建成剪綵時，因使用柳市假冒偽劣低壓電器，一包鋼水正要傾倒卻突然卡殼，上百萬元的產品全部報廢；
……
蒼南的假商標、永嘉的假廣告、瑞安的假汽配件……鋪天蓋地的假冒偽劣，使繁華風光的溫州人和溫州經濟招致嚴厲的質問。這種質問更多地來自傳統人士，往往具有居高臨下的道德優越感：溫州，資本主義氾濫，是假冒偽劣醜惡現象的必然溫床！
然而，我們在溫州觀察到的更多的事實是，在這片市場經濟的海洋裡率先躍躍欲試、大展身手的弄潮兒，絕大部分是剛剛洗腳上田的農民。對他們來說，保持濃厚的法制意識暫時只能是一種奢望。同時，他們有一股被壓抑已久的難以遏制的致富衝動。快速致富離不開資本。如同瘋狂走私一樣，生產低劣產品甚至造假，往往是溫州農民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實施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捷徑。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時候，假冒偽劣成為市場經濟綠樹最初萌發時形影相伴的養料。這是我們想極力迴避卻又難以迴避的現實。
超越規律和發展局限性，很多時候只能是美好的願望。
當然，溫州正在改變。
9向溫州人學什麼
中國有句俗話，“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時有發生。
溫州人可不這麼做。溫州人是否幹某件事情，不看別人做過沒有，只是看實踐中需要不需要，實踐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實踐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們都會千方百計地去做。農民手裡有錢卻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他們就集資建一個農民城；城裡的國營商場不賣溫州產品，他們就把國營商場的櫃檯租下來自己賣，在全國一下子就租了5萬個；從外地回溫州沒有航班，他們就包飛機，自己開闢航線；國家銀行不給貸款，他們就創辦信用社、基金會，發展民間金融，實行浮動利率，自己給自己找資金；分散的家庭經濟規模，而且被斥之為私有制的樣板，他們就創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決規模小的問題，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
可見，在溫州的經濟模式之後，隱藏著一個更重要的“模式”，即溫州人的思維無模式。這個思維的特點是：不是從教條出發，而是從實際出發；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不管什麼事情，不管你旁人怎麼講，我都要試試看。試不成拉倒，試成了就要千方百計地堅持下去。同時，在溫州人思維中，沒有“等、靠、要”這一說。
溫州人精神可以概括為：白手起家、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闖蕩天下、四海為家的開拓精神；敢於創新、善於創新的創新精神。向溫州學習，關鍵是要學習溫州人的這種精神。
在溫州，正是由於有這種思維，才有一系列的創新，才有溫州模式和溫州的經濟奇蹟。可以說，溫州的經濟模式是溫州人思維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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