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的法治道路｜徐顯明教授最新巨獻

關於中國的法治道路

徐顯明 教授

按：

2018年9月29日上午，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徐顯明以“關於中國的法治道路”為題，在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開講。演講3小時，內容皆出口成章，遍及大學之精神、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國選擇法治道路的原因、中國法治建設的十個堅持和中國法治構建的模式等重大問題，旁徵博引，汪洋恣肆，實可謂國慶鉅獻。本次活動是“北京高校理論名家講堂”（北京市委高教工委舉辦）第十一講。本文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士生閆強樂根據現場速記，並參考錄音和筆記整理而成，按者校訂。

——王健 教授

（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

中國法律史研究會執行會長

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

何謂“大學”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剛才他說我是法學家、教育家，其實，“家”在英文單詞裡面就是個“的”字結構。“法學家”就是從事過法學工作的人，“教育家”就是從事過教育工作的人，“歌唱家”就是唱歌的。

今天學校給我的命題是，讓我和大家談一談中國的法治建設，想來想去選了這樣一個題目——中國的法治道路怎麼走。但是到了大學裡邊，又不能不講一下大學。前些天我在你們的隔壁（清華大學），在他們的法學院廖凱原樓落成的時候，我出席他們的啟用儀式，講過什麼是大學。在最高學府講教育，有兩個故事要講：

（清華法學院新樓）

第一個故事是1996年，我到哈佛大學法學院去，同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交流，為什麼格林斯潘、比爾蓋茨這兩個人，都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感到自豪的學生，可是到最後這兩個學生都沒有取得學位？我問他們院長什麼原因。這個院長是“水門事件”的獨立檢察官，是典型的法律職業人。他思考了半天以後給了我一句話：“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大學”。什麼是大學？大學就是那些原本比較聰明，但他/她還不是絕頂聰明的人，能夠把自己變得更加聰明和更加智慧的地方。這句話大家可以認真思考，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大學，真正絕頂聰明的人，大學對他來說是多餘的。他這句話解釋了格林斯潘和比爾蓋茨為什麼不能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原因。因為他們絕頂聰明。而只有那些一般聰明、比較聰明的人才需要大學。大學就是把這些一般聰明、比較聰明的人變得更加聰明，而最後變成智慧的人的殿堂。

第二個故事是2002年我到耶魯大學去的時候。我第一次到耶魯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第二次到耶魯作講座，他們說，你應該看一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兩幅浮雕。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正門有一幅浮雕，這個浮雕是：老師在講課，慷慨陳詞，手舞足蹈，而下面所有的學生都在睡覺。所以說在大學裡面，學生睡覺是天然的權利。另一幅浮雕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後門，這個浮雕正好相反：學生們分成了兩排，一看就知道，爭論的已經不可開交，甚至相互指責的手勢都有，這個時間老師在睡覺。

大家思考一下這兩組浮雕。大學的主體在任何時候都是學生，沒有學生就沒有大學。如果不把學生作為主體，而只把老師作為主體，實行這種教育觀，學生的積極性就調動不起來。所以老師再有積極性，如果不以學生為主體，這個老師就是多餘的。我在中國政法大學做校長的時候就明確提出來：要以學生為主體，要以學生為本位。中國高等教育需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恢復學生的主體地位。當把學生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的時候，老師可能是多餘的，老師可以在那兒睡覺。

對耶魯的這兩幅浮雕各有各的解釋。同學們將來有機會到耶魯去的話，一定要看這兩幅浮雕，然後你會獲得你的理解。

什麼是大學？哈佛大學1909年到1933年做了24年校長的雅培勞倫斯說過一句話：“哈佛大學之所以備受尊重，不在於哈佛大學有多少座高樓，而在於哈佛大學有一代又一代備受人尊重的大師”。這句話我們隔壁的老校長梅貽琦把它總結為：“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這句總結非常精確，我認為比哈佛校長說的更有雅氣。

大學之“大”，在於大德、大愛，在於大學問，在於有大師，在於大樓，在於大業、。“大德”，意味著一所大學有擔當民族責任的德性。集“大德”、“大愛”、“大學問”於一身的，堪稱“大師”。大學之“大”，也包含有“大樓”的意思，大學應有良好的辦學條件，包括為教員提供維持其尊嚴的待遇。大學之“大”還應當包括“大業”，也就是大事業，一所大學要肩負起科教興國、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大業。

所以我在隔壁講：

大學之大之第一大：大學必須有大師。沒有大師難以稱得上大學。大學的高度是由大師來代表的，有時候一個人就代表一個學科，這一個人的高度就是這個學院的高度，就是這個學科的高度，也是這個學校的高度，所以大師在任何時候都是大學之首大。

但是在當今，大學和大樓是矛盾的嗎？不是的。大學必須有“大樓”，這個“大樓”在我的心目當中，它不是建築物，指的是這所大學的辦學條件。當今中國辦學條件最好的兩所大學就是你們兩家，你們擁有中國最豐富的法學、教育的資源。要從辦學條件的角度來看待“大樓”，包括它的實驗室、實驗條件和設備等，有了“大樓”才能引來大師。

排在第三位的是什麼？大學裡邊一定要有“大樹”。北京大學120年的歷史了，在這個校園裡應該見到120年的樹，可惜現在沒有見到。你們現在的校址是用的燕京大學的，至今不到百年。原北京大學的老校園、京師大學堂的老校園，在五四大街的北側，現在還保留著幾棟建築，包括新文化運動的紀念館，那就是當初北大圖書館樓，也就是北大的法學學科所在地。我原來工作過的中國政法大學就是從那兒起源的。1952年院系調整的時候，北大、清華、燕京、輔仁，這四所大學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彙集成北京政法學院。這一棟樓，就是北京政法學院，她是北大原來的圖書館。這兒講的“大樹”不是指的植物，是講得這所大學的歷史和傳統。好的大學一定有好的傳統，好的大學一定有她輝煌的歷史，所有的好大學都是用美妙的故事塑成的。因此大學裡面一定要有大樹。

大學還需要什麼？還需要“大道”。這個“道”不是指的我們每天行走的道路，這個“道”是指的道理，是指的道統。大學是做“大學問”的地方。她追求的是“大道”，而非以逐利謀生為目的的職業訓練所。學有學統，道有道統，法有法統。大學裡邊就是要探討、傳承學統、道統，因此大學裡必須有“大道”。

大學還需要什麼？大學裡特有的一種“大”，叫“大學之愛”，大學之愛為大愛。這個愛和其他的愛有區別嗎？“大愛”指的是以真理為信仰對象而昇華的愛。教師對學生的愛，學生對老師的愛，因除去了世俗私利而成為“大愛”。父母之愛尚有自私的因素，教師基於傳播真理而對學生的愛則是超越了回報要求而獨具神聖性的愛。所有的教育都基於愛，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哪個老師對你愛過，對你偏愛過，你這一生都記得。但是大學的愛和中小學的愛區別在哪裡？大學裡面老師要愛學生，學生也要愛老師，除了這兩種愛，大學裡面的大愛其實是大學應該更愛真理，這就是哈佛的校訓，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對真理的愛超過一切，這就是大學的使命。大學是探討真理的地方，大學是把真理作為靈魂和生命的地方。真正的大學，為了真理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大愛。

這就是大學之“大”。

大學還有個“學”字。這個“學”代表什麼？大學之“學”，即“學府”、“學科”、“學人”、“學問”、“學業”。大學是學者的共同體，是為“學府”。大學裡面要有“學科”，所以分成了一個一個的院系。大學裡面必須有“學人”。老師是“學人”，我們同學也都是“學人”，所以你們是學術共同體，只有大學才有學術共同體。大學裡面要有“學問”，真正的學問就是思想，大學問就是大思想。教師的活動是“學術”，學生的活動稱為“學業”，他們共同維護學統，都是追求“學問”的“學人”。合之則成大學之“學”。代表著這個地方是學問之地。

一個“大”一個“學”組合起來，就構成了“大學”。大家都知道，它是收藏思想的地方，它是收藏良心的地方，它是收藏知識的地方，它也是創新的地方。所以它應該是社會的燈塔，大家是在燈塔當中。但只有點亮你的思想，燈塔才會亮起來，大學才能引領這個社會。那麼我們如何理解“大學”？

大學是自由者的樂園。

1929年，陳寅恪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向中國兩千年“學”、“仕”不分的傳統提出了挑戰，堪稱體悟現代大學精神的知識分子的先驅。“自由”不是排斥權威，而是要挑戰資本的權威、管理的權威、宗教的權威，確立知識的權威。有思考能力的人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階梯。有獨立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方有發現和創新。

大學是新民的搖籃。

《大學》有言：大學之道，在親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大學”，即大人之學，是做大學問的地方；“親”，同“新”，大學的使命在於培養一代又一代的新民，當每個人都成為新人時，“民”也就形成了。當年梁啟超辦《新民叢報》，“新民”也是意在“去愚”，變換民智，以圖民族富強。

大學是社會的燈塔。

大學不限於傳播知識，她還是傳遞價值觀的地方。她應占居社會的精神高地，成為普羅大眾心靈中仰望的淨土。大學是社會的燈塔，當社會陷入黑暗時由她發出光明。點亮燈塔的是思想，沒有思想的大學，就是沒有光明的大學，也是被籠罩在黑暗和世俗中的大學。

大學是創新的活水。

大學是一批值得尊重而又有經驗的人和一批充滿激情而又渴望知識的人激盪思想的地方。魯迅先生在《我觀北大》中說：北大是常新的。其實這是對所有大學的期望。為什麼大學是常新的？她每年都有新的學生，每年都有新的教師。如果她每天再有新的知識、新的見解、新的思想產生，大學就真正成為社會精神財富的源頭活水。這樣，不但大學是常新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將是常新的。

大學是真理的福地。

哈佛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對此，我們心生景仰之餘也不免慨嘆其深意：聖賢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者，其地位也高不過真理！倘若沒有“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的境界和勇氣，蘇格拉底之後就不會有柏拉圖，柏拉圖之後也不會有亞里士多德。耶魯大學的校訓是“光明和真理”，是否有光明在於真理、真理即光明之意呢？哈佛校長索馬斯在出席耶魯建校三百週年慶典時說，哈佛與耶魯實乃互相鞭策、共同進取的戰友，他們共享信奉真理、寬容和思想的力量這一價值觀，併為之奮鬥不息。

大學是文化的酵母。

一個人一生中需要三個“母親”來塑造他的品格：自然人格是母親給的，民族品格是祖國給的，文化品格則是母校給的。大學既傳遞知識，也滋養文化。不同的大學必然有不同的文化，其區別既是不同的大學必有不同的傳統、所秉持的理念以及洋溢於外的校風。一個人進了大學，就像進了一個發酵池，他會受到大學的薰陶。母校的文化味道，必將與他終生相伴。

大學是知識的源泉。

知識是大學生活的中心。大學對知識有五種處理方式：傳播知識、運用知識、收藏知識、創新知識、交換知識。大學不是公司，她是非營利性的，因此可以專心於知識和真理；大學不是政府，無需隨一時的政治需要或俯或仰，因此可立足長遠，心無旁騖地追求知識。斯坦福大學校長在造訪中國的一次演講中說，在歷史上，大學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的大學，在這方面又被賦予了更多的期望，特別是在知識創新方面。由於產業界對長遠的基礎研究缺乏興趣，大學的作用再次凸現。只有紮根於基礎研究的肥沃土壤，才會有應用研究的百花齊放。

大學是道德的高地。

大學有兩堵牆。一堵是有形的牆，牆外是世俗的，牆內是高雅的。大學內的人，要成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遵從高尚，創新文明，拒絕世俗，拒絕功利。另一堵牆是無形的，是心靈上的。大學教師應有一種道德的擔當，自覺做公民的表率、社會的楷模，人之師表。只有共同遵從高尚，才能組成道德的共同體。

大學是良心的堡壘。

有大學對社會的良知，才有五四運動。大學關心政治進步、法治昌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公正。這五個方面，是大學的良心所繫。大學是收藏社會良心的地方，當社會無德時，大學還有德。當社會因為物慾橫流、吏治腐敗而使人們心靈墮落的時候，大學還應以其獨立、自由、公正的品格予以阻卻。企業會因唯利是圖、不顧公益而無德，政府會因喪權辱國而無德。如果一個社會連大學都墮落了，社會的良心也就淪喪殆盡了。

大學是知識的共同體、學術的共同體、思想的共同體、文化的共同體、道德的共同體。這就是大學的本質所在。

開場之前，我先我對“大學”的理解，簡單的跟大家交流一下。在坐的每一位都是中國最幸運的人。因為你們置身於中國最好的大學。

但是前幾天我在吉林大學講過幾句話，一句話叫作：“所有天使在上帝面前都是凡人”。你們來之前都認為自己是最好的，當所有的最好都集中在一起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凡人。

第二句話：“在母校面前，所有的遊子都是孩子”。在這裡，我講一個季羨林到山東大學的故事。京師大學堂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官辦學堂——1898年，清政府光緒皇帝批的京外的第一所大學是1901年山東大學堂。山東大學堂當時辦學的時候，是預科和本科同時辦。山東大學1991年迎來90週年校慶的時候，季羨林1926年在山東大學做學生，這裡面有他很多的故事。他不願意讀書，天天到大明湖去玩青蛙，但是他發現大明湖的青蛙為什麼不叫，這個發現已證明他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當時山東大學的校長是清末的狀元叫王壽彭，他也是一個著名的書法家，他發現了這個聰明的孩子。所以校長直接找他談，告訴他，如果這個學期期末能考第一的話，我給你寫一幅字。季羨林就回去告訴他的叔父，季羨林是過繼給他的叔父的。他叔父在濟南開當鋪。他的志願當時就是將來要打一手好的算盤，把他叔父這個當鋪繼承下來，把它開好。他叔父一聽，王壽彭能給你寫一幅字，他那幅字的價值，比我們整個當鋪的價值都大，你好好學。到年終，他就考了第一名，校長不食言，寫了一幅字給他。然後校長又告訴他，如果你今年還考第一名，我不光給你寫字，我還給你作一幅畫。季老第二年又考了第一名，王壽彭又給他寫了字作了畫。再後來季老就帶著這兩件作品到清華來，再後來留學回國，到我們北大來。當山東大學90年校慶的時候，季老回母校參加校慶，坐在主席臺上。他是年齡最長的人，山東大學請他致辭，他上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敬愛的母校的各位老師”。第二句話是：“我親愛的在臺下坐的學弟學妹”。臺下一片掌聲。

大家從這兒要獲得啟發，無論你將來地位多高，無論你將來年歲多長，無論你多富有，當你回到母校的時候，這兒就是你的母親。所有回母校的學子，大家擁有一個共同的母親，在這個母親面前，所有的學子都是同輩人，所以他稱大家為學弟學妹。從這個故事裡我總結了剛才這句話，“在母校面前，所有的遊子都是孩子。”你們要珍惜這個偉大的母親。

現在我們進入正題，談談中國的法治。

中國法治建設的歷史進程

要談中國的法治，就要作一個比較。講中國法治的歷史，我們是世界最悠久的國家之一。我們現在法學家們研究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它們都比中華法系晚得多。

世界上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的法典是漢謨拉比法典，這部法典是刻在一塊玄武岩的石柱上，目前藏在法國盧浮博物館裡。大家到法國參觀盧浮博物館，你不要以為那幅蒙娜麗莎油畫和維納斯雕像是最有價值的，其實在盧浮博物館最有價值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這部漢謨拉比法典。上個世紀1901年前後，法國的考古學家在伊朗發現了這部漢謨拉比法典。這些歷史學家知道這是寶貝，發現以後立刻用沙子把它掩埋，夜間趁人不備的時候把漢謨拉比法典盜運到歐洲去了。現在伊拉克、伊朗這些國家都要求歸還，但已經不可能了。所以，漢謨拉比法典是法國盧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排在第一位。 這部漢謨拉比法典距今近4000年的歷史。

中國的法律，史書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禹刑”是我們國家現在有文字記載的最古老的法。“禹刑”距今大概有3500年左右。所以，漢謨拉比法典、中華法系都比英美法系、大陸法系要早得多。漢謨拉比法典早這兩個法系2000多年，中華法系早他們1500年。中國有悠久的法律傳統。現在世界上五大法系中，中華法系被認為獨樹一幟。那幾個法系都和神有關係，離開了神就沒有西方的法律。但是中華法系最獨特的一面，就是我們的老祖先、祖宗們早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法和神可以分開。敬神不如敬天，這個“天”包括自然，敬天不如敬人，敬人不如敬德。敬什麼樣的人呢？敬那個最有道德的人，讓那個最有道德的人來管理國家、制定法律。所以中國就形成了道德和法律兩者互為表裡的傳統，這個傳統就是中華法系最重要的特點。

這個思想是一步一步成熟、發展起來的。比較早得時候，在春秋戰國時期，大家知道，有諸子百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就是那個“軸心時代”。世界上五大文明幾乎在同一個時間產生，都是在2500年前。齊楚燕韓趙魏秦，這幾個國家在爭雄的時候，齊國比較早的採用了法家思想，齊桓公任用管仲，管子就是法家的鼻祖。齊國到後來，有一個叫荀子的人，他把天下諸子百家，都招到齊國去，在那裡開辦了個“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可能就是今天我們“論壇”的起源，各家都可以到“稷下學宮”來講，每一家講完以後要接受下邊的辯問。如果辯論你贏了，第二天可以接著講。如果你答不上來，對不起，要下去，換另一家來學。

荀子做“稷下學宮”的祭酒，他是受益最多的人。他集百家之長，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他是最早提出來“隆禮重法”的人，我們今天講“隆重”這個詞，來自於哪裡？就來自於荀子一大發明。“隆”，就是舉起來，“重”，舉而知其重。左手舉其禮，右手舉其法，禮法要結合，這就是中國最早的禮法結合的思想。荀子有兩個學生，一個叫李斯，一個叫韓非。這兩個人跟老師學了以後，被秦國招去了，到了秦國以後，他們發現秦國的國君只好法而不喜禮，所以就把法家的思想發揮到極致。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一句話作了記載，“天下事無大小，一切皆決於法”。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簡，這批秦簡的出土把中國歷史上斷了的很多東西給補回來了。社科院的考古所、法學所許多學者考證秦簡，裡邊不僅有秦律，還有法律答問和案例。現在根據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推算，秦代的法律有一萬七千條左右，基本上做到了事無大小，一切都依法辦。但是秦代“一切皆決於法”的結果是什麼呢？叫“二世而亡”。大家應該讀過賈誼的《過秦論》。賈誼是個天才，18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留下的不朽的篇章就是《過秦論》。他分析秦代失敗的原因，“專任法而棄德”，一個國家如果全部用法律來統治而不用道德的話，也會短命而亡，所以賈誼的《過秦論》給後世留下了極大的啟發。

到漢的時候，劉邦取得了天下，他知道治國不用法律也不行，劉邦最聰明的做法就是不像秦代那樣用那麼多的法，只“約法三章”。“約法三章”在今天看來，是世界上最簡陋的法，就三句話，“殺人者死”，這一句話流傳了幾千年，到今天我們還在奉行，殺人的要判死刑。後面兩句話合起來了，“傷人及盜抵罪”，傷了人、偷了人家的東西要治罪。劉邦就用這三句話，用這三個罪名治理天下。當時奉行的是黃老思想，無為而治。但到後來發生了七國之亂，這就證明法律太簡也不行，後來他就命簫何作“漢律九章”（《九章律》），從三章法變成了九章法。經過漢文帝、漢景帝的勵精圖治，形成文景之治，五穀豐登。中華民族有輝煌的歷史，但是與中華民族輝煌歷史相伴隨的實質上一直是貧困的歷史，文景之治出現了第一次豐衣足食。《史記》有一段話：“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太倉”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國家糧庫，這段話描述了當時國家糧庫的糧食多得都露在外面，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變成了陳化糧，變得不能食用的場景。

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有雄才大略，與這個時代伴隨，產生了一個思想家——董仲舒，董仲舒想到荀子的思想可以作為治國的思想，但是他又不把荀子的思想直接拿過來用，所以他就發明了“德主刑輔”，治理國家以德為主，以刑，刑也就法，以法為輔助。漢武帝把“德主刑輔”作為自己的治國之道。“德主刑輔”的思想拿來立法，就變成了漢律，後來的晉律、隋律都秉承這個思想。到唐代的時候，唐朝把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都吸收下來，天下所有的事都要用禮和法兩者來調整，“禮之所去，刑之所收”，凡是道德調整不了的就用法律，“出禮而入刑”，一個行為違背了禮，禮調整不了，那就要入刑。“禮法結合”就變成了唐律。唐律是中華法系的最高代表。就這一部唐律，影響了世界。我到日本東京大學去，東京大學專門有一個書庫藏中國的法律圖書，日本把中國的唐律拿過去原文把它抄下來，就形成了日本的《大寶律令》，《大寶律令》就是中國唐律的翻版。禮和法的結合就成為影響世界的中國治國之道。

在中西的比較上，從西方的法系產生以後開始，200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領先西方1800年。在1800年裡中國是先進的，西方是向中國學習的。我們的文官制度，就是西方學我們的，先是被法國人學過去，後來變成了英國的制度，又變成了美國的制度。考試製度就是中國的發明。在治國理政上，只是到了近代我們才落後了。大家知道的，有“李約瑟之問”、“錢學森之問”，要回答這“兩問”怎麼辦？其實1840年以後中國的仁人志士就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我們為什麼打不過人家了？四大發明是我們最驕傲的，西方是學了我們的發明來打敗了我們。

在思考這些問題時，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我們的器物、技術和西方比落後了，所以中國學西方的第一個熱潮，就是學西方的科學。科學學到什麼程度了？我們的鐵路有了，電燈也有了，機器也有了，也能夠造槍造炮了。那個時候中國有亞洲第一艦隊——北洋水師。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南洋水師。北洋水師有12艘戰艦，南洋水師也有12艘戰艦，當甲午海戰戰事吃緊的時候，北洋水師向南洋水師借艦。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艦艇，噸位8000噸，接近萬噸；有世界上射程最遠的大炮，克虜伯大炮。日本吉野號的艦炮口徑只有100毫米，我們那個時候的艦炮已經達到了300毫米。但是為什麼甲午一戰我們失敗了？

同學們將來有機會可以到日本的下關去看一下。下關有個地方叫春帆樓，就是簽訂《馬關條約》的地方。春帆樓的後面有一條道路叫“李鴻章道”。我曾經問過李肇星同志，我說你不是把世界所有的國家都走遍了嗎？你能告訴我世界還有沒有其他國家用中國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他很認真的告訴我沒有，我所知道的就這一條。用中國人名字命名的建築物到處都是，但是用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並不多，因為道路的命名是政府行為。可見，李鴻章對日本的貢獻之大。這個春帆樓是日本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絡繹不絕的中小學生都到春帆樓來參觀。日本蔑視中國的起點，就在這裡。所以甲午海戰我們打敗了，我們器物技術上來了，但是我們還是失敗了。

中國的朝野和仁人志士又開始尋找原因，我們敗在哪裡？最後得出結論來，不是我們的器物技術不如西方，而是我們的制度落後了，一定要學西方的制度，所以這個時候才有公車上書，才有戊戌變法，才有清末改律運動。從1903年開始，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法律變革。有一個人叫沈家本，他被清政府任命為修律大臣。我讀他的書的時候，他有兩句話話對我影響非常大。他說中國和西方比較，在制度問題上、在法律問題上，我們“

中華法系的特點是諸法合體，例如唐律，一共502條12章，這502條包羅萬象，刑法、民法、訴訟法在一起，刑民不分。中國古代打官司，民事官司也用刑法的辦法來處理。原告來訴，某人借了我的錢不還，但被告否認。縣太爺在審理的時候就問被告，你借了沒借？被告如果說沒借，那好，先打被告三十板子。打完以後再問，借沒借？如果說借了，這個官司就結束了。如果打完三十板子以後還是說沒借，反過來打原告，也打三十板子，你是不是說謊。打完了以後，原告堅持說，他就是借了我的，再回過頭來再打被告。這就是民刑不分。民事的案子用刑事的辦法來處理，再加上中國古代在處罰人的時候極其殘酷，我們在奴隸制時期有墨、劓、刖、宮、闢，墨刑是刺字；劓刑是割鼻子；刖刑是去腳或砍下膝蓋以下的部分；宮刑，男子去其勢，女子幽閉宮中；闢就是死刑，死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三十多種。這五種刑罰要麼致殘要麼致死。經過文景改革以後，到唐律時舊五刑修改為新五刑，笞、杖、徒、流、死。死刑有兩種，絞和斬。雖然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在西方看來仍然是野蠻的。西方就以此為理由要求在中國設立獨立於中國司法管轄之外的司法區，叫治外法權，像上海、廣東都設立了“會審公廨”。外國人在中國犯罪不能適用中國的法律，要用外國的法律來審，中國的司法主權受到了侵害。基於收回司法權的考慮，提出來要修改中國的法律，要學習西方的法律。修律的第一步，就是學習大陸法學國家，破除諸法合體，而改為部門法，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這些概念開始進入到中國。

那麼在根本制度上要不要改，如果要改根本制度，學西方的樣子實行三權分立，那會要了清朝的命，所以無論是光緒皇帝還是慈禧太后都堅決反對觸動國體。到1908年清政府制定了《欽定憲法大綱》，第一條就是要保持大清統治“萬世一系，永永尊戴”。誰也不能動大清的江山。這時人們才發現，通過改律的方式是改變不了清朝政權的性質了，所以只能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革命的目的也是為了改變法律制度。後來就爆發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1912年產生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近代的第一個具有共和性質的憲法。全國人民都高興，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憲法了，但是後來的情況是怎樣呢？魯迅先生有一句話，該復辟的復辟，該做皇帝的做皇帝，該割據的割據。有了憲法，人民怎樣？有自由了嗎？我們說句話就犯罪，我們唯一的自由就是我們的人身是可以賣的。這是魯迅的評價。在辛亥革命之後，人民並沒有獲得權利和自由。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總統制試一試，不行；兩黨制試一試，不行；共和制、內閣制試一試，還不行。盪來盪去，後來人們又思考，為什麼西方的制度在中國不能存活？身居北大的一群知識人發現了其中的奧秘：一項制度的存活必須有與它相適應的文化，如果文化沒有建立起來，這個制度是沒有土壤的。它是遲早要死的。

最早發現這個規律的就是陳獨秀。但那段時間陳獨秀還不在北大，他1915年在上海辦理了一個雜誌叫《青年》，一年後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從上海到北京，在北京開始辦《新青年》。《新青年》這份雜誌的目的就是在中國推廣西方的文化，開展新文化運動，學西方的文化，把西方的文化全盤引進。這個時間有一場爭論，是中體西用，還是全盤西化？新文化運動使得北大開始探討馬克思主義。北大當時最活躍的思想，並不是民主的思想，也並不是自由主義的思想，而是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只有一步之遙。我們很多共產黨人都是藉助無政府主義最後轉變成馬克思主義。因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共同點，都要求打破舊的國家和舊的法律。這一點兩者是相同的。包括毛主席在內。毛澤東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他在北大聽胡適的課，胡適講課他要提問，胡適是看不起這個穿長衫、說一口湖南話的人的，把他趕走了。那個時間北大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馬克思主義，都在北大產生了。毛主席受的影響，開始就是無政府主義，藉助無政府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潮都進入到了中國，到底哪一種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後來大家就知道了，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

這些主義對中國法律制度有哪些影響？國民政府選擇的是自由主義，他用的是全部移植西方的法律。在移植過程中面臨英美法和大陸法的選擇問題。日本移植西方法律的時候移植的是大陸法。中國和日本，東方國家的傳統是一致的，也決定移植大陸法系國家的法作為中國的法律。

1928年以後，國民政府就開啟了大範圍的制定法律的工作，民法的制定就在這個時候開始。但是在移植大陸法系國家法律的時候，國民政府注意平衡，把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院長龐德請到國民政府做顧問。而龐德瞭解的法律是英美法。國民政府企圖想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結合起來，這就形成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

到1949年的2月份，中共中央發了一個通知，這是我見到的我們黨歷史上作為標題用字最多的通知，叫《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的與確立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不廢除偽法統就沒法成立新中國。1949年4月開始的國共兩黨談判，國民黨派出的談判代表與共產黨派出的談判代表，一切都可以談，但在最後一個問題上談不下來了，哪一個問題？蔣介石口授給他的談判代表，有一條底線就是要堅持國民黨的憲法和法統，而共產黨的談判代表堅持談判的前提要廢除國民黨的憲法和法統，這一場談判註定是要破裂的。新中國成立，我們就廢除了偽法統，建立了新法統。

1949年9月20號，我們召開政協會議，這被稱作新政協。因為抗戰結束以後在重慶，蔣介石搞了一次政協，那個政協叫舊政協。毛主席給即將產生的新中國起了一個國名，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張治中留下來了，參加這次政協會議，他在會上提了一個建議，他說，我是孫先生的學生，在孫中山的全部思想裡，共和是靈魂，孫先生主張的就是共和，共和裡面包含民主，民主和共和在孫先生的思想裡是不能並列的。他想試一下共產黨的雅量，作為政協成員提了一個不同的意見，看看共產黨能不能接受。毛澤東聽到這個意見以後和周恩來商量，還要再聽一聽其他人的意見，聽誰的呢？聽一下宋慶齡先生的意見。所以我們共產黨人徵求宋慶齡的意見，宋慶齡的回答和張治中的意見一樣，先生在去世之前有句話，“只有共和是兄弟所主張的，其餘兄弟不負那個責任”。共產黨人表現了自己的雅量，吸收了這兩位先生的意見，將我們的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是我們的民族特色，“人民”是我們的國體，“共和”是我們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七個字包含三層意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產生是基於這一次政協會議所達成的《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就是臨時憲法，這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法統的開始。我們依據《共同綱領》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人民政府，依據《共同綱領》開始建立國家，開始治理國家。這就是我們今天法律制度的源頭。

這之後，從1949年到1956年，這七年可以作為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奠基與初創階段。這個歷史階段裡面我們是重視法治的。從50年代初開始，毛主席就一直關注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是1950年、1951年出現了比較大的自然災害，這期間還有抗美援朝的影響，抗美援朝是重大的政治行為。到1953年的時候，抗美援朝勝利了，7月25日停戰協定簽署，這時很多人認為毛主席會把主要精力用在經濟上，解決百廢待興問題，但是毛主席說，我要抓緊制定中國的憲法。

1953年底，一列專列從北京出發前往杭州，到杭州是12月27日，到第二年的3月17日，共七十天，這一段時間毛主席在杭州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們把這部憲法叫“五四憲法”。我到浙江去為省委理論中心組做完講座以後，給他們提了一個建議，我說我們可以學一下美國，美國有一個憲法紀念館，設在哪兒？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旁邊，在費城。現在那個憲法紀念館是美國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我們要去參觀那個紀念館的話要排很長的隊，事先要很多天預約。那個憲法紀念館就把美國的歷史講的清清楚楚。其中還有一項實驗，大家都可以動手，美國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嗎，在那兒有一個模型，模型的旁邊放著幾張白紙。這三個權力找到一個支點達到一個平衡，如果你拿一張紙隨便在哪一個權力上一放，這個模型馬上倒塌。它用這個模型向它的公民來展示權力制衡，這是最好的憲法教育。中國要不要建一個憲法紀念館呢？美國的憲法產生於費城，中國的憲法胎腹之地就是杭州。我這個建議被浙江省接受，現在這個紀念館已經建起來了，同學們如果有機會到杭州去的話，我建議到西湖去看一下我們國家自己的第一個憲法紀念館，名字叫“五四憲法史料陳列館”。開館的時候習總書記發來了賀信，這也是中國進行憲法教育最好的一個基地。

這部憲法是毛主席帶著大家起草的。起草的過程很艱難，把歐洲西方發達國家的憲法都拿來，凡是能為我們所用的都要借鑑，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也都拿來，看看我們能從中學到點什麼，把清末預備立憲以來包括國民黨的憲法也都拿來，這三種憲法文本放在一起，讓起草小組先研究、後借鑑，最後形成了我們的“五四憲法”。這個起草過程，在杭州每起草一條，當夜就要送到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同志召集在京的中央領導就研究這一條，南北意見一致起來，這一條才定下。

憲法草案形成以後面向全國徵集意見。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人參與了這個憲法的討論呢？一億多人參與了這個憲法的討論。全國徵集到的各種各樣的意見有一百多萬條。這部憲法是真正體現了人民意志的一部憲法。“五四憲法”是今天我們法律的源頭。這之後又產生了若干部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而今天的憲法是“八二憲法”，“八二憲法”就是以“五四憲法”為基礎重新起草的，“五四憲法”確定的結構、佈局、原則、制度全部體現在我們今天的憲法當中。

1956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董老代表中央作了一個發言。董必武是我們黨內的法學家，他是律師出身，上世紀20年代在武漢與施洋大律師是齊名的。一邊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一邊還是著名律師。他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是法律內行，新中國成立以後建立的政治法律委員會，他是主任委員。他在八大上代表中央作了一個精彩的發言，這個發言用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什麼是法治？亞里士多德講，第一條，一定要制定良好的法律；第二條，這個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有了這兩條就能形成法治。董老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概括為八個字，叫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這兩句話就成為中共八大確立的法治建設的基本方針。我查閱了大量史料，這段時間我們制定的各種各樣的法律有730件左右，中國的法治基本上步入正規。

但是不幸的是第二個階段，就是從1957年一直到“文革”結束長達20年的時間。這個歷史階段我把它叫作法治建設的徘徊與破壞期。這20年裡，前十年在要不要法治上徘徊，我們把這一段叫作“法律虛無主義”盛行，什麼叫“法律虛無主義”呢？說它有，但是不生效。我們用黨的政策、用領導人的講話來管理國家。說它無，但從來就沒有人廢除過它。所以毛主席在1958年講過一句話，憲法是我領導大家制定的，多少條我早已經忘記了，你們在座的誰還記得？在座的參加會議的人都搖頭，都不記得了。在旁邊的劉少奇同志插話說了一句，主席，我看憲法可以作為我們辦事的參考。把憲法作為辦事的參考，就是那個特殊時期我們黨內最高水平的法律意識。“文革”這十年就是動亂時期，動亂時期先砸爛公檢法，把公檢法都砸爛了，誰還來執行法律，所以這是法治的破壞時期。

第三個時期是從改革開放到1997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法治的恢復和重構時期。這一時期我國的法治發展突飛猛進，特別是1979年，全國人大一次就通過了七部法律，這在世界立法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為什麼劃到1997年呢？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就是這一年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法治理念發生了重大變化。1997年的3月，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說，“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但是總理用的“制”，是“制度”的制。1997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黨的總書記作政治報告的時候還是這句話，改了一個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制度”的制變成“治理”的治。這兩個制（治）在英文上是可以區分清楚的，法制（Rule by Law），法學界叫做“刀制”；法治（Rule of Law），法學界叫作“水治”。所以以此作為時間點，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這一年小平同志去世。1997年之前中國法治建設都是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了十六字方針。這十六個字就是在董老八字方針基礎上發展的，“有法可依”是指立法，“有法必依”是指的執法。在這八個字基礎上，再加八個字“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個字就被稱作“新時期法制建設的總方針”。

但是從1997年的9月份以後，也就是黨的十五大以後，發生了重大變化。總書記有個評價，從“法制”到“法治”這一字之改，預示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發生了一次飛躍。所以我們把這一年作為劃分的一個時間結點。1997年之前，從1978年到1997年，就是中國法治的恢復與重構時期。

從1997年到2012年作為第四個時期。這一時期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期，這個時期我們最大的法治成就就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大家注意我的用詞，當說法律體系的時候，就是指立法，1978年全國生效的法律總共只有8部，包括憲法在內。8部法律怎麼治國？當說形成法律體系的時候，我們的法律就到了250部。今天我們的法律一共有多少呢？262部，行政法規680部，地方性法規8000部，政府的規章是11000部。這個數量和西方比較起來，如果和英國比的話，英國就會感到很慚愧，英國曆史上總共沒幾部法律。美國的法律多，但是作為全國性的、法典性的法律也很少。那就和大陸法系的其他國家比，法國到目前有60部左右的法律，我們的鄰居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後就一直到現在也就是210部左右。德國也是比較典型的大陸法系的國家，到現在也就是230部左右。

我們形成了一個覆蓋所有社會生活領域的以憲法為基礎，以七個部門法為分支的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有時候我們講，我們用3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用300年甚至400年才能走完的立法道路，堪稱人類法制史上奇蹟。

我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中國社會科學》的約稿。在這篇文章裡我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我們創造了三大奇蹟：

第一個奇蹟，人所共知，經濟的奇蹟。大家可能沒有縱向比較過，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的人均GDP只有26美元，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我剛才說過一句話，我們有5000年的文明史，伴隨著5000年的其實是一部貧窮的歷史。1949年只有26美元，改革開放之初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排在世界倒數第七位。從世界上倒數第一，只升到了世界上倒數第七。現在我們是人均多少？已經超過了8600美元，今年有可能超過9000美元，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人均GDP毫無疑問會超過一萬美元。中國不受爭議的進入到中高等收入國家的行列。這是一個奇蹟。

第二個奇蹟，中國保持了40年長期的安全和穩定。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剛才主持人介紹我的職務的時候提到，我在中央綜治辦做過專職副主任，在中央政法委做過副秘書長，這兩個職務都和國家的安全穩定有關。社會安全公認的指數是：每十萬人中發生的命案之比，在瑞士是0.6-0.8之間，在東方的日本也是在0.6-0.8之間，現在進入到這個行列的第三個國家就是中國。非正常死亡即因犯罪而死亡的人數，我們是世界上最低的。美國幾乎是中國的十倍。你們北大的一個校友章瑩穎在美國被殺害，最後美國的警察不得不向中國提出請求幫他們破案。我們派了山東一個畫像警察，根據美國警方提供的半張臉的一張照片，我們就把這個犯罪嫌疑人完整的畫像畫下來了，美國的警方就是根據中國提供的畫像最後抓獲了犯罪人。14億人口的一個大國，中國每年發生的刑事案件只有一百萬件左右，這是讓我們感到自豪的。美國一年是多少？是二千萬。其中，暴力犯罪超過一百萬件，槍擊案死傷人數為10萬人，美國的警察每年擊斃的美國公民達一萬人左右，美國一年死於槍下的人是三萬多，每天都在百人左右。

我接待西方安全部門的領導人，他們問，你們每年那麼多次主場大型外交活動，你們大事也不出，小事也不出，你們是怎麼做到的？在西方國家萬人以上的集 會是大事情。我們告訴他們，中國的制度就能夠決定我們大事也不出，小事也不出。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在反恐問題上，西方剛開始是不願意和中國合作的，現在都紛紛來找中國要求和我們合作。從2014年以來，中國的內地沒有發生一起暴恐的案事件，這也是個奇蹟。在法國的巴黎一年中就有四起，英國暴恐案件已經到了議會門口，德國從南到北都發生爆恐，在比利時也是一樣，美國在9·11之後的情況大家都清楚。所以我們創造的第二個奇蹟就是保持了長期的安全和穩定，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第三個奇蹟，就是中國的法治奇蹟。我們從基本上無法可依到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這就是中國的奇蹟。法律的奇蹟保證了我們社會安定和安全的奇蹟，法律的奇蹟和社會安全、穩定的奇蹟，保證了我們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三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的。

英國女王把牛津和劍橋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叫到自己跟前問他們，你們研究中國問題嗎？這些經濟學家說想研究但不知道怎麼研究，他們只知道中國快速發展，但是搞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女王告訴他們，我教你們一個辦法，研究中國的快速發展必須和中國的制度結合起來。西方經濟學現在最困惑的就是他們的理論解釋不了中國。大家不妨把西方經濟學的那些基本原理拿來用一下。第一，西方所有的經濟學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用私有制解釋中國的快速發展解釋不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第二，在西方的經濟學裡面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他們認為應該是小政府、大市場，但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恰恰是國家主導的結果，所以他們的理論到這兒是蒼白的。第三，西方經濟學一直認為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利益最大化，但是到了中國，大家看，中國的國企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嗎？不是的，它把國家責任放在第一位，為了國家的發展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所以西方經濟學到了中國，在解析中國現象的時候就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女王告訴他們，要和中國的制度結合起來才能解釋。

WTO的總幹事講了一句話，縱觀世界30年以來，在經濟問題上犯錯誤最少的國家是中國。美國犯了大錯誤，給世界金融帶來了危機，日本犯了大錯誤，長達20年沉默不起，歐洲也犯了大錯誤，只有中國30年基本上沒有犯錯誤。這是什麼原因？這是因為中國有一套成熟的制度。這就是我們建立起法律體系來對國家快速發展所發揮的保障促進作用。這是第四個階段。

第五個階段就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到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就不是在一個環節或者兩個環節上下功夫。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包含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法治的指導思想、工作佈局、發展道路、重點任務都發生了變化。一個原創的概念產生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法治體系這個概念和剛才講得法律體系相比，又上了一個層次，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所以我們已經進入到了全面依法治國新的歷史階段。

回顧起來，從1949年到現在，我們大致上就分這麼五個歷史階段。

中國為何選擇法治道路

中國為什麼要走法治的道路？中國搞法治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西方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答。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選擇法治這條道路是堅定不移的，這裡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從中國共產黨自身執政的經驗和教訓看，我們必須選擇法治。

為什麼把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法治歷程劃分為五個歷史階段？因為通過這五個歷史階段，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法治興，國家就興；法治衰，國家就衰；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用習總書記的話講，我們什麼時候重視法治就國泰民安，我們什麼時候忽視法治就國亂民怨。還有一句話叫作，我們嚐到了奉行法治的甜頭，我們也吃夠了破壞法治的苦頭。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得出來的結論告訴我們必須選擇法治。

第二個原因，解決中國當下的問題必須依靠法治。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結束的時候，習總書記作了重要講話講了中國當下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在哪裡？堅持黨的領導依靠什麼？總書記概括了兩句話，一句是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另一句是堅持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在這篇講話中，習總書記講了20幾個問題，在此我們可以擇要講幾個。

第一個，解決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西方經濟學、近代的經濟學，從亞當斯密開始到今天，產生了那麼多的經濟學諾貝爾獎，研究的核心其實就一個，如何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是經濟學永恆的主題。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離開法治能夠處理好嗎？我們今天的判斷是，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離開了法治就沒有市場經濟。因為政府這隻手是看得見的，而市場那一隻手是看不見的，這兩隻手只有在法治之下才能交互作用。所以我們今天得出一個結論來，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只有通過法治才能把這兩隻手都規範好。

第二個重大問題，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這個社會正義與否的基礎，社會公平正義靠什麼來實現？靠什麼來促進？靠什麼來保障？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靠法治。我們可以把法治的幾個環節分一下，立法是在分配社會的公平正義，執法是在落實社會的公平正義，守法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司法是在校正社會的公平正義。幾乎所有的法治環節都是為公平正義而準備的，只有法治能夠保障、促進、實現公平正義。

再舉一個例子，反腐敗。這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反腐敗靠什麼？我們現在把腐敗分成了幾類，在反腐敗的效果上，最高理想是讓人不想腐，不想腐靠理念和教育。其實一分錢就可以把這個社會上的人分出來。根據孔子的學說，面對金錢，他連想都不想，錢財物對他來說相當於是不存在的，這樣的人是聖人，聖人是屈指可數的。比聖人再低一個層次的，面對金錢，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樣的人是君子。比君子再低一個層次的，面對金錢，要分是不是他的，是他的一定要拿來，不是他的給也不要，這樣的人是公民，這是一種公民意識。錢在那裡，他無時無刻不在惦記著它，這就是小人。錢在那裡，伸手把它拿來，這就是小偷。錢在那裡，如果有人看著錢，還要把它拿來的話，這就是強盜。這個社會上的人就這樣分出來。所以不想錢的是聖人，聖人是少之又少的，君子有一大批，但是社會上更多的人應該是公民。不想腐要靠理想、要靠信念，要達到聖人般的境界。

第二類就是不敢腐。不敢腐是比較利益的得失，如果要使腐敗的後果更嚴重而不敢腐，就要靠嚴刑峻法。所以要從嚴治黨、從嚴懲治腐敗。

這兩類都是社會上較少的現象。

更多的是不能腐，通過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裡，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權力行使不到底，有監督，有制約，在陽光下運行，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種狀況就是不能腐。不能腐靠什麼？只能靠法治。

解決中國當下這些重大問題的出路在法治，其他的都靠不住，這是第二個理由。這個理由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了，所以總書記得出一個結論，法治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好的治國理政的方式。

第三個理由，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千秋萬代計，為我們的子孫萬代謀，要選擇法治。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結束的時候，總書記舉了兩個例子，這兩個例子在場的人聽了以後都感覺振聾發聵。第一個，舉的是斯大林的例子。蘇聯共產黨為什麼垮臺？原因在於從1936年開始，斯大林破壞法治，斯大林要人治不要法治。總書記引用了鄧小平的話，鄧小平引用毛主席的話。毛主席曾經講過，斯大林破壞法治，這種情況在英國、法國和美國是不可能發生的。第二個例子，舉的是鐵托的例子。鐵托是南斯拉夫的英雄，鐵托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最後的結果呢？就是鐵托沒了，南斯拉夫也沒了。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南斯拉夫這個國家了，南斯拉夫一分為三。

舉這兩個例子，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作為一個黨的領導人，如果要人治不要法治，最終會亡黨；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果要人治不要法治，最終要亡國。所以中國共產黨要吸取國際共運史上的這兩個教訓。總書記說了一句話叫“殷鑑不遠”。我們自己也發生過類似的錯誤，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鄧小平同志講，這麼大的黨，這麼大的國家，把希望寄託在一兩個人身上是很危險的。小平同志的結論就是，還是法治靠得住，要法治不要人治。這些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的一個規律。為我們的子孫萬代謀，為我們黨的長期執政計，必須靠法治。

這三個理由，一個是歷史的理由，一個是當下的理由，另一個是面向未來的理由。所以我們跟外國的朋友、跟外國的法治部門的領導人講，我們中國搞法治不是搞給你們看的，不是為了博得你們的掌聲，我們是實實在在的要搞法治。所以中國共產黨選擇法治這條道路，是一種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選擇。這就是我們選擇法治這條道路的原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怎麼走

中國這條法治道路怎麼走？要以習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指導，做到十個堅持，做到這十條，中國的這條法治道路就能走通。

排在第一位的，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八個明確”中的最後一個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句話在今年3月11日憲法修改的時候已經寫入憲法的總綱。憲法第一條第二款增寫一句，這一句的內容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憲法序言進入憲法正文，從暗含變為明示。

中國共產黨怎樣實現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呢？可以概括為“一”、“二”、“三”、“四”四個方面：

“一個根本”：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

“兩個必須”：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三統一”：第一，把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統一起來，不要當作是兩個內容。第二，把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與各方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責、行使職權統一起來。各方指的是什麼？各方既包括人大、政府、政協，也包括法院、檢察院、監察委員會。第三，把黨領導立法和保證法律的實施與中國共產黨也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統一起來。

“四善於”：“四善於”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處理法律和政權關係的四門藝術。第一，要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要善於把自己的政策上升為法律，通過法律來領導國家。這一點是世界通例。我到日本自民黨總部，那是安倍當選之後不久，現在還是自民黨當政，發現有兩幅對聯，一幅對聯是：認真貫徹安倍經濟學，就是安倍關於振興日本經濟的一系列想法，這就是自民黨的想法，要將其變成日本的法律。第二幅，就是修改日本的憲法。所有的執政黨執政以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意志、政策變成法律，無一不是如此。所以要善於把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

第二，要善於把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這也是世界通則。政治學的基本原理，誰執政誰管幹部。執政黨組閣、管幹部是天下定律，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

第三，要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黨的意志就是通過在國家政權機關裡的黨組織得到貫徹的。這就告訴中國共產黨執政是在政權裡面，而不是在政權外面。

第四，要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黨和國家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民主集中制是一項憲法原則，也是一項法治原則，中央的權威就是運用民主集中制樹立起來的。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這點和美國不一樣。美國有50個州，可以說有51套法律，聯邦有一套，50個州各自有一套。聯邦有聯邦的法官，州有州的法官，聯邦有聯邦的警察，州有州的警察。就一個死刑在美國都統一不起來，現在26個州廢除死刑了，24個州還保留著死刑。保留死刑的死刑標準也不一樣，有的州18歲可以執行，有的州居然對14歲的人也可以執行死刑。所以我們和美國人談人權的時候，他說中國的死刑太多，我們說比較數量我們是比你們多，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對孕婦執行過死刑，中國也從來沒有對未成年人執行過死刑。美國人說算了，這個我們不談了。我們通過民主集中制來維護中央的權威，實現黨和國家的團結和統一。這就是四個善於。

最後要落在四句話上，黨領導立法、黨保證執法、黨支持司法、黨帶頭守法。做到這四點就是能夠保證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

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最大優勢，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依法治國的所有環節，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第二個堅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中國的法治是以人民為主體的法治。在目的上要為了人民，在實施上要依靠人民，在功能上要造福人民，在運用上要保護人民。要把公平正義始終作為法治的一條主線。不僅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還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法律制度當中、在每一項執法決定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立法要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執法要保護人民的利益，司法要維護人民的權利。

我過去有一個判斷，人民的權利是我們一切法治的根本目的。簡化成為法學術語叫作“人權是法學的真諦”。這就是以人民為主體。這就回答了“法治是不是治老百姓的”這個問題。法治不是治老百姓的，反過來是老百姓拿它來治官的，是老百姓拿它來管理國家的。這就把我們今天的法治和中國歷史上法家的法制分開了。法家主張的法制是治民的，我們今天的法治就是人民拿來管理國家的。這是第二個堅持。

第三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這條道路有三個核心要義：第一個核心要義，這條道路有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個核心要義，這條道路有路基，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條道路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上建立起來的。第三個核心要義，這條道路有理論，就是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三條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

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制度”，不是一般的制度，而是指的最基本的制度。比如，第一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也就是中國的政黨制度。第二項，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的根本政治制度。只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才能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三者統一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上來。給大家講個案例，遼寧賄選案被判刑的超過40人，遼寧省產生的上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有數十人拉票賄選，這就破壞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人民代表大會本身，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由一系列制度組成的一個制度體系，基礎就是選舉制度。選舉制度出了問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根基就被破壞了。這就是破壞選舉制度，破壞選舉就是破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所以中央決定把這個案子作為保衛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個案子，中央下決心宣佈遼寧省通過賄選獲得的人大代表資格無效，全部取消。遼寧省一級的人大常委會的常委，有一半左右有賄選行為，所以那些當選的常委也通過法律撤銷他們的資格。這一撤銷問題出來了，遼寧省人大常委會無法運轉了，癱瘓了。所以中央決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出一個決定，創制式的進行安排，由中央為遼寧省成立了一個籌備組代行遼寧省人大常委會部分法定職權，直至無法履行職責的遼寧省人大常委會恢復正常。這是第二個重要制度。

第三項，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最近關於這個問題的那些爭論。一所大學的一位教授居然說改革開放40年了，民營經濟、私有經濟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這就直接指向了我們的經濟制度。這種觀點直接違背憲法，直接違背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憲法明確規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民營經濟、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學者發表言論的時候，一定要有憲法意識。

還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像這些制度都是我們的基本制度、根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是以這些制度為路基，在這個路基上鋪出的道路。

除了三個核心要義，還有五項長期堅持：

第一項，堅持黨的領導，剛才已經講了。

第二項，以人民為主體，剛才也講過了。

第三項，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西方不是問，中國搞的法治和他們的法治一樣嗎？我們告訴他們，一樣。世界上所有的法治，無論有多少特徵，無論這個國家有多麼特殊，只要講法治一定有共同點，這個共同點，找最基本的一點，就是世界上所有奉行法治的國家都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中國的法治能夠和西方的法治能夠打通的地方，這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重要特點。大家看一看反腐敗，十八大以來沒有鐵帽子王，省部級以上幹部被處以刑罰的超過百人，這是處以刑罰的，實質上被處理的總人數要大的多。這就是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項，堅持依法治國和依德治國相結合。這是中國法治最鮮明的特色。在中央政治局的法治講座上，我們把世界上的治國模式分成了三種：

第一種是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國家的模式，叫作“法律加宗教”。它們的思想源頭是相同的，法律處理人民的行為，宗教調整人民的心靈和靈魂。這就是西方的法治模式。

第二種是中東和阿拉伯國家，“法律就是宗教，宗教就是法律”。有的明確在法律、在憲法上確定下來，政教合一，有的即使不實行政教合一，政教分離的，宗教和法律也是相互交集。我到巴勒斯坦去，這也是一個宗教國家。我們去了以後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恰如毛主席所說，槍桿子裡邊出政權。巴勒斯坦這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海關，沒有自己的貨幣，沒有自己的軍隊，接待任何客人都要經過以色列的機場。但是這個國家法律和宗教合一，我去看過巴勒斯坦的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也看過它的基層檢察院。這個國家涉及到一般的民事行為，基本上用宗教來處理，涉及到大的公民的權利了，才用法律來處理。宗教和法律相互交集，這就是第二種治國模式。

第三種治國模式是中國人獨創的，被稱作“東方文明的瑰寶”，也被叫作“中國治國理政的瑰寶”，就是“法治加德治”。剛才講了歷史上專認法治而失敗的例子，其實中國歷史上還有專認德治而失敗的例子，就是周代。整個周代重德治而輕法治，最後的結果是天下大亂。所以習總書記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歷史上凡是法治和德治結合的比較好的都能長治久安，凡是結合的不好的要麼短促而亡，指的秦代，要麼天下大亂，指的就是周代。

“德治加法治”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治國理政遺產，我們要創造性的轉化，創新性的發展。在這一點上，習總書記有若干金句。比如，法律和道德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作用，講起來很複雜，總書記用八個字概括了，“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把道德和法律的作用用八個字就說清楚了。法律和道德都是怎麼形成的呢？總書記也有金句，“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很有哲學意味。總書記又說“法律是調整人民行為的，道德是調整人的心靈的，法律和道德要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些都是經典名言。

現在可以告訴大家我處理過的一個案子，這個案子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用法律來解決意識形態問題。《炎黃春秋》的一個副主編把狼牙山五壯士通過五篇文章解構掉了，得出結論來狼牙山五壯士是五個土匪。當其他人通過文章把解放戰爭時期的英雄董存瑞解構掉了，把抗美援朝時期的英雄邱少雲解構掉了，把和平時期的雷鋒解構掉了。當我們黨的歷史上、我們軍隊的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都被通過虛無的方式解構掉了的時候，大家想一想這就涉及到一個國家的價值觀了。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產生的英雄，是我們這個民族記憶最寶貴的部分，這些英雄的事蹟所展示的精神應該是我們的公共利益。如果這些人被無情的解構掉了，就侵犯了我們的公共利益。《炎黃春秋》的這個副主編，他是學歷史的，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來解構。當把狼牙山五壯士否了以後，就預示著把百團大戰否了，就預示著把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地位給否了。過去我們處理這類問題可能會用政治的方式，既然我們走的是法治的道路，類似這樣的問題就要用法治思維、用法治方式來處理。狼牙山五壯士的後代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起訴這個副主編侵犯了烈士的名譽權、人格權、尊嚴權，也影響了烈士後代的榮譽和名譽。這個案子人民法院判下來了，這個判決最重要的裁判要旨有兩個：第一，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有界限的。第二，把民族的共同記憶，把民族的英雄和他們所展示的精神認定為公共利益。侵犯公共利益就是違背法律，所以法院判那個副主編要在媒體上向烈士的後代公開賠禮道歉。這個判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用民事的方式、用法律的手段來處理意識形態問題。這個案子的效果非常好。這就是我們黨學會了用法律的方式來治國理政。依法治國和依德治國相結合是中國法治最鮮明的特色。

第五項，要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的法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要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三權分立、司法獨立、憲政，我們絕不走西方的道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要頭腦清醒。這裡給大家講一個40年代毛主席的故事。在陝甘寧邊區，為什麼叫“邊區”？因為是相對於國民政府而言的，在邊區裡要不要實行國民黨的法律？基本上還是會按照國民黨的法律來處理日常的這些民事、刑事糾紛。但是在邊區，我們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制定自己的法律。我們要制定自己怎樣的法律呢？毛主席有一句話，說邊區要制定自己的法律，這個法律不能成為潑來的水，潑來的水要麼蒸發了，要麼滲下去了，是留不去的，邊區的法律一定要使它成為從地下冒出來的水，冒出來的水就可以源源不斷。這個比喻是非常貼切的。這就叫作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剛才講的這五點，實際上就是我們這條法治道路的基本特點。

第四，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法治體系”是個原創概念，是在“法律體系”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個體系由五部分構成的，這實際上就是這條道路要通向的目標。第一，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從“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這裡指的立法。立法完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條路還很長。第二，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法律制定出來了，必須有人來實施，實施就要求要執法，要司法，要守法，效率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也就是要高效實施。第三，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中國現在有一套監督系統。這裡面有人大的監督，有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有司法機關的審判監督，有我們社會上的輿論監督，有政治協商當中的民主監督。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建立起由黨集中統一領導的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體制和機制，實現對所有行使公共權力的全覆蓋，也是要嚴密法治監督體系。這些監督要形成合力，所以叫做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第四，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這個保障體系主要指的是隊伍保障，立法者隊伍、執法者隊伍、司法者隊伍、以律師為主體的法律服務隊伍，還有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者隊伍，五路大軍共奔法治。第五，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就體現了我們治黨治國理念的變化，把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起來，也是中國法治道路的重大特點。現在我們已經形成了140部左右的黨內法規。總書記說，依規治黨深入人心，依法治國才能深得民心。要把依規治黨統一於依法治國當中，這兩者是互補關係。這五個子體系合起來，就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和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

第五，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這個堅持講的是我們全面依法治國的總體佈局。依法治國的關鍵有兩點：第一點，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第二點，各級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後面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什麼關係？法治國家是目標，法治政府是建設的主體和主要工程，而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基礎。這個堅持是全面依法治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總體佈局，講這句話的時候是有所指的。在中國全面依法治國不能分領域、不能分部門、不能分地域進行，必須一體推行、一體建設，要增強全面依法治國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我們的法治國家建設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總體佈局。在中國搞法治必須保證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這是法治的統一性要求的。剛才講的“三共同”、“三一體”，就是要加強法治建設的頂層設計。

第六，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

在今年的十九屆二中全會上，習總書記在講憲法的時候講了它的重要性。憲法是什麼？第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部根本大法，其他頂多叫基本法或者叫一般法。第二，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只有憲法是國家的總章程，其他的法都是部門法。第三，憲法是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體現。黨的主張、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本質上是完全統一的。第四，憲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依據。全面依法治國就是從全面實施憲法開始。要把全面實施憲法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第五，憲法是黨長期依法執政的總依據。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已經在憲法當中明示出來了。習總書記有幾個重要的判斷，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所以要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

第七，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這四句話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四個關鍵環節。立法的核心是科學立法。在立法問題上，第一是要民主立法。第二是要科學立法，科學立法就是要反映這個社會的規律，就要尋找出人們行為規範之間的聯繫規律。第三是依法立法，國家的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來立，基本法以外的一般法可以由人大常委會立，行政法規由國務院來立，地方性法規分等級。

這兒也可以講一個故事。今年憲法修改，授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由此增加了380多個立法單位。中國大部分地級市都是設區的，有三個市沒有區，廣東的東莞市從市一下到鄉鎮，甘肅的嘉峪關市，還有海南的三沙市也沒有區。中國最大的市是三沙市，現在固定的人口不到四千人，但是這個市管著兩百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儘管它是不設區的市，但討論的時候，也決定給其地方立法權，到最後，另外兩個不設區的市也就一起授予了地方立法權。所以現在所有的地級市都授予了地方立法權，這就叫依法立法。

科學立法是關鍵；嚴格執法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基礎；公正司法，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覺到公平正義；全民守法是講的守法的普遍性，沒有例外，所有國家機關、所有的機關人員、所有的公民都要守法。

第八，堅持處理好全面依法治國的辯證關係。

這是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方法論。這裡面最重要的關係，第一個要處理好法治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政治和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沒有一個國家的法治是獨立的，所有的法治都和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馬克思講過一句話，“所有的公法都是政治術語的邏輯表達”。司法是政治在市民生活當中的延伸，每一套法律的後面都有它的價值，價值的後面都有邏輯，邏輯都有起點，起點就是政治立場。

總書記舉過一個例子，美國的聯邦大法官號稱是“法官不黨”，法官不能參加任何政黨。我們研究了美國的大法官，其實所有的大法官都有政治傾向。奧巴馬當了八年總統沒有任命一位大法官，奧巴馬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而特朗普一上臺就有兩次任命聯邦大法官機會。誰任命大法官，這個法官一定和他所在黨的傾向是一致的。所謂的法官不黨、法官中立都是形式上的。處理好政治和法律之間的關係的核心，是要處理好黨和法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處理的好，就黨興，國興，民興；這個問題處理的不好，就黨衰，國衰，民衰。

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黨大還是法大？好多人就理解不了。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是個偽命題。回答這個問題，一定會落到人家的陷阱裡。1985年我在山東大學開法理學課的時候，我就問我的學生說，你們說“黨大還是法大”？學生一定會找出個大來，我就告訴他們，這是個偽命題，“偽”在哪裡？它違背了邏輯學上的同一律。黨是一個政治集團，是一股政治力量，法律是一套規則體系，把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較，這就是小邏輯的問題了，這就違背了同一律，因此是個偽命題。“泰山大還是黃河大？”誰能回答？那就找兩個相關的事物，火車頭大還是鐵軌大？這也是沒法回答的。無論回答黨大還是法大，都會落到命題人的陷阱裡邊去。如果回答黨大，那麼人家馬上就說，你看，中國肯定就不是法治國家，只要有比法還大的東西，這個國家永遠建不成法治國家。中國會被歸到哪兒？中國就會被歸到人治國家的行列裡。這就是西方抹黑我們的慣用手法。反過來說，法比黨大，人家更高興了，那好，你趕快制定一個專門約束共產黨的法。所以無論你無論怎麼回答，都會落到人家的陷阱裡。

但是權大還是法大，這是真問題、科學問題、現實問題。所有的權利都來源於法律，所有的權利都要受法律制約，所有違背了法律的權利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權必須為。所以要把權力裝進法律的籠子裡。權大還是法大，這個可以回答，法比權大。這些重大關係，都是政治和法律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是改革和法律之間的關係。過去我們奉行的是，凡要改革一定要突破法律，現在這一點改過來了。所有的重大改革要於法有據，要在法律的引領之下、在法律的推動之下進行，反過來，要用改革再來完善法治。過去叫作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現在正好反過來，先立後破，不立不破。這就是改革和法治的辯證法。

第三個是處理好依法治國和依德治國之間的關係。治國必須有兩手，一手是硬的，一手是軟的，一手是管行為的，一手是管心靈的，這兩者要結合。

最後一組，要處理好國法和黨規之間的關係。這兩者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這兩者要相互統一起來。十八大之後我們的治國邏輯發生的一個變化是，治國先治黨，治黨必從嚴。一個國家、一個執政黨如果治不好的話，就治不好這個國家。所以十八大以後中國政治生活最大的變化，就是全面從嚴治黨。

這四個關係是最核心的。其他還有一些關係也很重要，像維穩和維權之間的關係，社會秩序和社會活力之間的關係，黨的政策和法律之間的關係，民主和專政之間的關係，市場經濟和法治之間的關係，這裡面有十大辯證法。

第九，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

這也是我們法治建設要抓的一個主體工程。剛才講的五路大軍奔法治，法治工作者一定要德才兼備。去年的5月3日，總書記視察中國政法大學，我作為陪同者，也去參加了。我們現在接近300個本科專業，由總書記為一個本科專業講怎樣辦好，在中國政法大學是唯一的一次。總書記講了怎樣辦好法學本科專業。我們所有的教育都堅持立德樹人，這是根本，但法學專業怎麼辦？在立德樹人的基礎上總書記給了八個字，叫做“德法兼修，明法篤行”。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明法篤行，就可以辦好法學本科專業。在這次講話裡，總書記說，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法治人才培養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國我們過去講有四環，現在又增加一環。高校是法治人才培養的第一陣地。這就蘊含著還有第二陣地，第二陣地實際上就是法治實務部門，要承擔起法治人才培養的責任。法治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的培養必須深入到中國的法治中。法學是意識形態很強的學科，法治工作叫作政治當中的業務，業務當中的政治。要培養高素質德才兼備的法治工作隊伍。這個隊伍要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最後還要落在忠於法律上。要按照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要求，來培養這支隊伍。

第十，堅持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

這是中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和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的關鍵一招。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強調？第一，所有的領導幹部手裡直接掌握著法治資源。要麼是立法者，要麼是執法者，要麼是司法者，領導幹部掌握著法治資源，是推動還是拿來謀取利益，就決定著法治的性質。第二，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在行使執政權，領導幹部對法律的態度就決定著法治的水平。第三，中國從秦代開始，民以吏為師，老百姓都要向官員看齊。領導幹部怎樣對待法律，老百姓就會怎樣對待法律。領導幹部是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典範，老百姓就會向領導幹部看齊，也去尊法、學法、守法、用法。這個命題是總書記2015年2月2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培訓班上提出來的。他還講了一個過程，過去我們的提法是，把學法放在第一位，學法以後然後再尊法，然後再去守法，再去用法。總書記說我反覆思考，覺得應該把尊法放在第一位，只有內心尊崇法治，才能行為遵守法律。領導幹部如果不尊重法律，他不可能去學法律，不尊重法律也不去學，這樣的人也不會守法，關鍵的時候也不會用法。所以順序應該顛倒過來，領導幹部應該尊法，然後學法，再然後守法，最後是用法，要做這四者的模範。所以，現在對領導幹部，對共產黨員在守法問題上有更高的要求。

這就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要做到的十個堅持，有了這十個堅持，我們這條道路就能走的通。

中國法治如何構建

中國的法治到底怎麼構建？這裡有規律可循。第一種模式，西方的法治大致上走的是一條內生式的自然演進的道路，西方國家的法治進程無不如此。英國的法治可以從哪兒追溯呢？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到今天已有800多年。美國建國的時間也就240來年，美國的法治是清教徒們帶著英國的法律乘坐五月花號到達美國，經過200多年的時間自然演進過來的。這是一條道路。中國能像西方那樣，也用兩三百年甚至七八百年的時間等它自然演進嗎？這條路我們不能走。

第二種模式，日本、新加坡、韓國，這些國家的法治基本上都是外來強加的。以日本為例，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本來可以走自己的路，但選擇了一條軍國主義的道路，奉行對亞洲所有國家的侵略，《大日本帝國的憲法》就以此為目標。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三部曲：第一步是侵佔臺灣、琉球這些地方，第二步就是侵佔中國的整個東北，第三步把日本的首都搬到北京或者搬到保定。從此日本走上了一條軍國主義的道路。二戰結束後，日本的憲法要重構，日本的學者就趕快重新起草憲法，起草一稿被麥克阿瑟否了，起草第二稿又被否了，最後麥克阿瑟讓美國人給日本起草憲法。現在日本的憲法是美國人強加給他們的。新加坡的李光耀是劍橋大學法律系出身，在倫敦做過律師，成為政治家後把英國的法律制度引入新加坡，當然也保留華人和馬來人的一些特徵。新加坡的法律也是外來強加的，推行的方式是自上而下。這條路我們也不能走。

中國的法治道路，要實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自上而下，就是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帶領人民走法治的道路，自下而上就是人民的改革推動。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大多的法律都是人民推動產生的。自上而下的領導和自下而上的推動相結合，中國才能走通自己的法治道路。

中國的法治建設還要設置階段性的目標，在2035年前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爭取基本建成。到2050年，要全面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面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法治強國。這就是中國的法治道路。

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交流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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