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別把自己太當回事了”，這句話沒有惡意，而是在本文特定語境中的一句樸素的規勸。這看似簡單容易，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其實很難不以自我為中心來衡量周圍的世界與人——請仔細考慮日常中“我以為你……”句式的表達頻次。
這種“以己推人”，一方面是換位思考的共情，另一方面實則是以自我認定的模式認定他人。這在對待信念/信仰問題上同樣如此：“上帝本神也成了一種稜鏡問題——因為人們用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的形象”。
譯/斬光
校對/喬琦
原文/nautil.us/issue/27/dark-matter/why-we-cant-get-over-ourselves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斬光在利維坦發佈
“當你認識到別人很少想到你之後，你就不怎麼關心別人怎麼看你了。”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無盡的玩笑》（Infinite Jest）
你和我都是這顆星球上最具社會性的物種中的一員。沒有一個人類能夠獨自活下去。要想求得生存、大步前進，無論是跟朋友、配偶、隊員、同事們合作，還是跟敵人、對手、競爭者對決，我們都必須和別人協調一致。可以說，能夠想象別人腦子裡在想什麼，從而更加理解別人，是我們的大腦最偉大的技能。推斷別人怎麼想、相信什麼、感覺如何、想要什麼，時時刻刻指引著我們的日常生活。這就是你的第六感在起作用。
然而，在我以心理學家身份展開研究的過去20年間，許多同行跟我的實驗結果都證實這種第六感雖然乾得很棒，卻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棒。事實是，對於你的家人、朋友、鄰居、同事、對手和公民同胞們，你很可能並沒有如你想象的那般瞭解他們。
圖源：維基
理解他人的最大障礙之一是過度的自我中心主義。之所以你看不透別人的心靈，是因為你壓制不住自以為是的衝動。你克服不了自己的經驗、信念、態度、情感、知識和視角，因而意識不到別人看世界的角度或許跟你不一樣。哥白尼或許已經把地球移出了宇宙的中心，但這顆星球上的每個人都還穩穩地待在自己小宇宙的中心。
身處自己小宇宙中心的一個後果是，無論是好是壞，都容易把自己的分量掂量得太重。有一個經典的心理學實驗是這麼玩的：讓已婚夫婦分別估計自己在每類家庭活動中擔當的比例。這裡頭既有好事兒，比如清掃房屋、做早餐、解決爭端，也有壞事兒，比如把房屋搞亂、惹惱對方、引起爭端等。
研究者把丈夫們和妻子們隔離開，分別要求他們說出自己在每項活動中承擔的比例。然後，研究者把每對配偶的估計數字加起來——理論上，總和不可能超過100%。如果我聲稱自己做了80%的早餐，而我老婆卻說她做了60%，那麼我們的孩子顯然就會吃上140%的早餐。這絕不可能，最胖的一家人也吃不了這麼多。但是以心理學理論觀之，
如果比起我老婆做早餐的次數，我更容易想到自己做早餐的次數，那麼再經由這一假象外推，就會出現許多早餐爆表的家庭咯。
圖源：Huffington Post
實驗的結果正是如此：把一對對夫婦的估計數字加起來，結果都很顯著地超過了100%。你肯定體驗過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實際上，早就有人把這編排成了笑話。讓我來講一個：請問，女人對燒烤的定義是什麼？答案：你去菜場買菜、洗生菜、切番茄、剝洋蔥、醃肉、吃完了再把一切都拾掇得乾乾淨淨，但是，
他“做了晚飯”。先別高興得太早。真正有趣的結果還在後頭呢。研究者發現，即便是對於壞事兒，我們也是過多估計了自己的分量，而非過少。在這個實驗中，夫婦們傾向於承擔超過理論限制的責任，比如你倆吵架了，兩人自認為承擔的責任加起來卻會超過100%。
自我中心，同樣意味著自己會對自身的過錯和缺點也過分清楚——比如你很容易想起自己在愛人經受了一天工作的折磨之後，你還挑他的刺兒，再比如，你不小心打破了碟子把它們扔進垃圾桶，雖然還沒人看到，但你自己卻過意不去。比起自己的毛病，你更難注意到配偶的主觀惡意和笨手笨腳。
想象一下你參與了一個我認為有史以來最自由任性的實驗——巴瑞·曼尼洛實驗。
接下來的發現更出人意料。當研究者要求夫婦們猜猜配偶會說自己承擔了多少份額時（無論好事兒還是壞事兒），實驗結果盡顯世態炎涼，但再次出現了自我中心的誇大其詞。夫婦們都傾向於認為對方會把好事兒的功勞佔盡，而把壞事兒的責任都推給對方。結果，一對對夫妻再次自我中心起來，不論好事兒壞事兒，把猜測的比例加起來，又超過了100%。不難想象，誇大其詞和過分尖酸刻薄地認為對方誇大其詞，將會在任何關係中導致毫無根據的爭吵。
圖源：The Independent
婚姻生活中自我中心的誇大其詞始終如一，但不要灰心，在婚姻之外，比如在工作團隊之中，這種情況可能還要變本加厲。在婚姻關係裡，克服自我中心傾向只需要多想想一個人就夠了。這還不太難。但隨著群體成員數量的增加，你將會忽視的人也會增多，所以，你自我中心的程度就會更強。
尤金·卡魯索（Eugene Caruso）、馬克思·巴澤曼（Max Bazerman）和我招募了699名哈佛商學院學生做實驗。這些學生在過去兩年的MBA課程中，分成了一個個學習小組，所有與課程有關的事兒都是和組員們一起完成的。每個組一般有4到9名學生。我們找了一些學生，問他們自己在小組的總工作量中貢獻了百分之幾。結果發現，小組人數越多，誇大其詞的現象就越嚴重。人數為4人或更少的小組，所有人加起來的總貢獻率看起來還算合理，雖然超過了100%，但也沒多出太多。
但隨著人數增多，他們的判斷就越來越不著邊際了。人數達到8人時，這些MBA學生的總貢獻率達到了140%！這可給“比預期中好”（overachieving）這個詞賦予了新的含義。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別人不像你想象中那樣欣賞你的時候，放鬆放鬆心態，別太在意。因為這個錯很可能出在你自己的腦子裡，是你自我中心主義的副產品，怪不得別人對你視而不見。
論自我中心的舞臺
認為別人應該將更多的功勞歸之於你，這只是我們廣闊無邊的自我中心大陸上的一隅。當這一傾向達到極端時，自我中心的思考模式將會變為妄想狂，認為別人都在想著你、說著你、看著你——實際上並沒有。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我們所有人都會在某些合適的外部環境下短暫地發發瘋病。“人們都瘋狂地自我覺察著，”伊萊恩·米勒（Elaine Miller）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如是說。米勒是熱門室內裝潢博客Decorno的博主，她解釋道，社會名流們在把自己房屋的室內裝潢展示給別人看的時候， 想要傳達出正確形象的那種小心翼翼簡直喪心病狂。“好像他們時時刻刻都在被別人關注著。就算是他們的房子也是一場秀。”
圖源：ABC News
其實我們也會時不時地來上這麼一遭。當你在結了冰的路上滑倒了，是不是被路人看笑話的尷尬之痛遠比肉體之痛還深？或者，在會議上說了什麼傻話，之後看每個人都覺得他們在散會後會交頭接耳地嘲笑你？再或者，忘了某個重要的新朋友的名字，感到極度尷尬？
或許整個世界都是舞臺，很容易就感覺到我們恰恰站在舞臺中央。這不僅讓我們高估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分量，還讓我們高估了別人關注我們的存在感的程度。想象一下你參與了一個我認為有史以來最自由任性的實驗——巴瑞·曼尼洛（Barry Manilow）實驗。在這場實驗中，研究者招募了一群不明真相的本科生，讓他們以為自己參加的只是一個標準的心理學實驗。現在，想象你就是他們中的一員。當你到達實驗室後，研究者引領你穿過走廊進到一個小房間裡，然後關上門，並讓你“穿上這身T恤，因為這也是實驗的一部分”。你把這件T恤展開在面前，我的天啊，上面印著一張巴瑞·曼尼洛的大幅照片，簡直閃瞎雙眼。或許你是他的死忠粉，但大多數人恐怕只是路人。而且，就算是粉絲也未必想在昭昭天日下用一整個前身彰顯自己對偶像的熱情。
（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are-we-born-racist/201206/the-spotlight-effect）
但你還是老實聽話，穿上了那身T恤，又跟著研究者回到了走廊。她又帶著你進到另一個房間，其他實驗參與者早就坐在那裡了——他們沒一個人穿著那身曼尼洛T恤。研究者解釋說，你跑得慢了點，但你仍然可以照常參加實驗。於是你偷摸摸地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正當此時，研究者突然翻了臉，公開向你道歉，說這次你真的來得太晚了，還是下次再來做實驗吧。然後，她帶你離開了房間。
這時，最關鍵的部分來了！研究者告訴你，現在這個實驗才真正結束，讓你估計房間裡會有多少人認出T恤上的人像。此時，你站在房間外，而另有一名研究者會問坐在房間裡的人有誰認出了你T恤上的人像。穿著T恤的參與者會估計有將近50%的人能注意到曼尼洛，但實際上，只有23%。就算在規模較小的群體裡，打在我們身上的聚光燈也沒你想象得那麼亮。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只有極少數人才是我們自以為自己是的那種名流；而別人對我們的仔細觀察也遠比我們想象中少得多。早在電影《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中，彼得·洛（Peter Lorre）就學到了這艱難的一課——他看向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以求得一些承認，對他說：“你看不起我，不是嗎？” 鮑嘉回答道：“如果我有一霎那想到了你，那我很可能會鄙視你。”我想，我們都能從自己的《卡薩布蘭卡》驚心一刻中獲益頗豐。
在這裡看見自己：在《卡薩布蘭卡》中，小騙子西格諾爾·烏加特（Signor Ugarte，彼得·洛飾）坐在正在自己跟自己下國際象棋的咖啡店主瑞克（Rick，亨弗萊·鮑嘉飾）旁邊，說道：“你看不起我，不是嗎？” 鮑嘉看著棋盤，頭都不抬地回答道：“如果我有一霎那想到了你，那我很可能會鄙視你。”本文作者艾普利認為，這句對話清晰地顯示了我們的過度自我中心主義。圖源：Casablanca, 1942
專家之眼
你以自己的信念作為稜鏡，透過它衡量別人會相信些什麼，以及別人相信的程度有多深。但你的腦子裡雜七雜八的東西多著呢，信念只是其中一枚會改變觀點的稜鏡。知識也是這樣的一枚稜鏡。試著讀一遍下面這個句子：
FINISHED FILES ARE THE RESULT
OF YEARS OF SCIENTIFIC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YEARS.
讀完了再回頭查查句子中有多少個“f”。這很重要，我等著你數完。
你數出來多少個？比一隻手還多？如果不是，那麼我們就搞清楚了，你的口語極好，數數卻很差勁。再試一次。瞅仔細了。我還能再等會兒。
數出6個了嗎？別忘了“of”裡也有“f”哦。
這下找全了吧？大多數人在讀完這句話後第一次都沒能數出全部6個f。他們只數出來3個。為什麼這麼少？這個例子跟你的信念毫無關係，只跟你的知識有關。你對英語的專家級掌握程度矇住了你的眼睛，讓你看不到那3個f。你的朗讀技巧太過精純，讓你每次閱讀的時候，那些詞的聲音都在心中響起。從你那專家級的視角看來，每次你讀到“of”，心頭響起的卻更像是“v”而非“f”，所以你就漏掉了它。這就是為什麼一年級的小學生比五年生更容易找到所有6個“f”，以及為什麼黃口小兒幹起這活比你幹得還好。你那專家級的耳朵屏蔽了你的視覺。（譯者注：明白了，我的英語是一年級水平。）
這個例子給我們展示了心理學家所說的“知識的詛咒”——另一個稜鏡問題中的教科書級案例。之所以說知識是一種詛咒，是因為一旦你擁有了它，就再也難以想象沒有它是什麼感覺。你已經多次在生活中看到別人受到知識的詛咒了。比如說，出去旅遊的時候，你可曾向本地人打聽過行車路線？或者向一名專業IT人士請教電腦問題，他卻滿口黑話讓你一個字兒也聽不懂？在一個實驗中，專家級手機用戶預測新手平均只需13分鐘就能掌握新手機的使用方法，但實際上卻需要耗時32分鐘。
Twitter不會讓別人理解到你的深刻思想和廣博視角，只會讓他們一再確認你就是這麼蠢。
專家之稜鏡就像一臺顯微鏡，讓你看到新手們捕捉不到的畫面，簡直是纖毫畢現，但它也會讓你見木不見林，讓你難以理解新手看到了啥。嘗試校正這一稜鏡問題的首要方法是要意識到它的影響。問題在於，你很難分辨自己究竟何時受到了專業知識的干擾，何時沒有。
圖源：Medium
請考慮一下或許是心理學史上最著名的學位論文實驗：伊麗莎白·牛頓（Elizabeth Newton）的“敲擊實驗”（tapping study）。在這個實驗裡，被試們兩兩一組。每組裡頭隨機找一人充當“敲擊者”，另一人為“傾聽者”。敲擊者收到一個有著25首歌的歌單，每首歌他都很熟悉，比如《America the Beautiful》、《Rock Around the Clock》等。然後實驗人員要求敲擊者挑出3首歌，分別敲出節拍給搭檔傾聽者聽。他們背對背坐，所以不會洩題。敲完後，敲擊者將估計傾聽者猜對歌名的概率，而傾聽者則會寫下答案。實驗結果令人震驚。平均來說，敲擊者會估計傾聽者猜對的概率是50%，但實際上只有2.5%！
圖源：Medium
現在，我們很容易理解敲擊者和傾聽者之間的巨大落差。相較之下，敲擊者就是熟悉這幾首歌的專家，他們已經對旋律瞭如指掌，敲節拍的時候歌聲就在他們的大腦裡迴響。但傾聽者卻對這旋律一無所知，在他們聽來，那簡直是一串音樂摩爾斯密碼。關鍵之處在於，敲擊者就是不能認識到，他們腦海裡的立體聲旋律經由手指這枚發聲筒傳輸之後，在傾聽者腦海裡是個什麼樣。
沒人會只通過敲桌子來溝通，但無論是誰擁有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稜鏡問題都會影響到他：老闆對提案早已裡外門清，但他要試著把想法傳達給新客戶；發明家對自己的發明的重要意義如數家珍，但還要講給不耐煩的風險投資人聽；同事只想戲弄一下新員工，但新員工對調戲者的善意卻一無所知。專家的問題在於，你認為在自己腦子裡很清楚的東西，別人對此也應該相當清楚，但實際上他們卻很不清楚。
空白狀態、電子郵件和上帝
專家的問題，只是把我們的心靈投射到他人之上所導致的諸多錯誤之一：錯以為別人就像我們自己一樣認識、思考、信仰和感受。當然，我們也沒有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他人之上。某些情況下，我們投射的概率高一些；面對某些人，我們投射的程度深一些。我們對別人知道的越少，就越容易用自己的投射來填補空白。保守黨和自由黨不知道“平均來說”人們是怎麼想的，也不清楚怎麼讓從不投票的人去投票，所以他們更多地只能依賴於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問問保守黨和自由黨，他們的鄰居怎麼想，他們的父母怎麼想，他們的配偶怎麼想，你聽到的答案就遠沒有那麼自我中心主義了。對別人的心理越不瞭解，稜鏡問題就越嚴重。
理解了這一點，你就能解釋電子郵件問題和上帝問題了。
我們先來處理大問題：電子郵件問題。我們與別人溝通的成效不僅取決於我們說了些什麼，還取決於我們怎麼說。評價一個人“髮型不錯”、“這個問題提得好”、“很棒的主意”，伴隨著特有的聲調和臉上的笑容，有時是一種恭維，有時卻是羞辱。然而，這些微妙之處卻無一能夠通過電子郵件表達出來。或許用電子郵件溝通並沒有用莫爾斯電碼寫出來的小說那般難懂，但這種文字介質的溝通方式，包括電子郵件、Twitter等，雖然能夠傳達說話的內容，但是微妙的語境卻難以傳達。因此，與面對面溝通相比，它們就變得面目模糊起來，更容易受到自我中心的干擾。
請考慮如下實驗，它清晰地展現了這種模糊溝通中的稜鏡問題。合作者和我請一組志願者就10個話題分別寫出兩個句子，一個是嚴肅認真的，一個卻充滿諷刺意味。這些話題是賈斯汀·克魯格（Justin Kruger，我的合作人）和我在他的辦公室裡頭腦風暴出來的，無所不及——比如食物、汽車、加利福尼亞、約會和電影，等等。然後，我們讓每個志願者把這些信息傳遞給另一名志願者。在一組實驗中，他們通過電子郵件來傳遞信息；而另一組則採用電話溝通。發郵件的人預計他們溝通的效果跟打電話一樣好，對方大約都會以80%的準確度理解他們的意圖——究竟是認真的還是諷刺的。但是結果顯示，信息的接收方只有在通過電話交流時才能準確理解意圖，在使用電子郵件時，他們理解的準確度並不比拋硬幣好多少。
（psycnet.apa.org/buy/2005-16185-007）
圖源：IMDb
志願者面對的問題是，辨別出獲取的信息究竟是真誠的還是諷刺的。所以當傳遞者說：“《福祿雙霸天2000》（Blues Brothers 2000）——哦~~現在出了個續集啊。” 無論此時他們是通過聲音還是敲擊鍵盤說出來的，他們都能聽到自己想表達的諷刺之意。但對於接收方，這種諷刺只能通過說話者的聲音聽出來，從鍵盤上飛舞的手指上什麼都聽不出。（譯者注：電影《福祿雙霸天2000》是《福祿雙霸天》的續集，續集總有狗尾續貂之嫌，但第一部非常不錯。）
實際上，不僅信息發送者不清楚文字語義的模糊性，接收者也同樣知之甚少。在實驗結束時，我們請接收者猜測自己理解的正確率。他們都認為自己乾的很不賴，無論是電話溝通還是郵件溝通，10個裡頭怎麼說也猜對了9個。現在，你看出來了吧，電子郵件、短信、Twitter等模糊的媒介為誤解提供了何等豐沃的土壤。使用這種媒介溝通的人知道自己究竟想說些什麼，於是自以為表達得清楚明白，信息的接收方明明無法準確理解，卻很肯定自己闡釋得很對——結果，雙方都很驚訝對方怎麼會那麼蠢。
我們完全看不出來人們考量自己的看法和上帝的看法時，神經活動有什麼不同。
在你嘗試理解他人心靈的過程中，語境越是模糊難辨，你自己的視角對於理解產生的影響就越大。如果你真的想理解同事、競爭者或者自己的孩子，請不要依賴現代化的溝通方式，它們只是給出了對方的一種現代化羅夏墨跡測試（Rorschach test）結果而已。Twitter不會讓別人理解到你的深刻思想和廣博視角，只會讓他們一再確認你就是這麼蠢。
現在來看看另一個問題：上帝。正如溝通的媒介可清晰可模糊，你理性思考的對象也同樣如此。不需要依賴自己的信念，你就能知道奧巴馬是自由主義者，小布什是保守主義者。他們都清楚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信念，身上貼著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標籤，別人也會告訴你他們的政治傾向。他們的信仰是比較明確的。那些能無須顧忌就告訴你自己政治傾向的人，比如你的配偶、朋友、孩子、鄰居等，他們的信仰也清晰明確。甚至普羅大眾也會在民意調查時袒露心跡。但是別人越不願意、或越不能夠讓別人得知自己心靈的一言片語，那麼他們的心靈對你來說就越像一塊白板，等著你自由映射自己的猜想。
（www.pnas.org/content/106/51/21533）
圖源：Giphy
說回上帝。上帝的信徒在考量重大議題的時候，極少諮詢人類，常常詢問天意。這些議題無所不包，從道德議題一直延伸到個人議題，前者比如同性戀婚姻、墮胎、殉教等，後者比如生涯規劃、擇偶等。問題是，上帝從不回答民意調查，而所謂記錄上帝言行的書也是眾所周知的意蘊豐富，任由人們自由解釋。世上的許多戰爭就是由此而來：雙方爭論上帝究竟是想還是不想做某件事，而各自都認為上帝站在自己這邊。
“讀的都是同一本聖經，祈禱的也是同一個上帝，”林肯在第二個任期就職典禮上說道，彼時正是美國內戰的白熱階段，“甚至每一方都求助於同一個上帝反對另一方。這看起來有些奇怪，怎麼有人竟敢祈求上帝的幫助，奪得別人靠血汗掙來的麵包；但我們還是不要論斷別人，以免別人論斷我們。”
很不幸，只有極少數人擁有林肯的自省天賦。耶穌究竟是相信小政府還是大政府能夠有效幫助窮人？宗教是該譴責還是寬恕同性戀婚姻？上帝想讓你辦那筆房屋抵押貸款嗎？上帝想讓你富裕嗎？高盛投資公司的CEO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曾告訴記者，他只是一名做著“上帝的工作”的銀行家。我認為這條自我評價還有待討論。
就像任何信念一樣，這些有關上帝的信念也都有多種來源。就某些議題而言，宗教的立場很明確，個人的信念無關痛癢。畢竟，是宗教創造了這些信念。但宗教並非嚴絲合縫，上帝本神也成了一種稜鏡問題——因為人們用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的形象。自古以來，已經有許多人提出了這個假說。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第一個闡述了
神人同形同性論，他指出，希臘神靈總是有著一成不變的柔順頭髮和白皙肌膚，而非洲的神靈則總是頭髮蜷曲、膚色黝黑。正如達爾文所說，人類闡釋宗教體驗的時候，“將會自然而然地賦予神靈與自己相同的激情、對復仇同等的狂熱、對最單純的正義的追求，以及心中同樣悸動的熱戀”。鮑勃·迪倫甚至在歌曲《上帝與我們同在》（With God on Our Side）中表達了這種觀點。（譯者注：歌詞中的一段是這麼寫的：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終於結束/德國人得到了我們的寬恕/儘管他們曾經殺人無數/現在德國人/也有上帝與他們同在。）但是稜鏡問題提出了更為具體的猜想，而非上述泛泛之談：如果宗教偶像比人類更加模糊曖昧、更加歧義重重，那麼宗教信仰者在推論神的信念的時候，會比推論人類信念的時候更加以自我為中心——別人只是同意我的意見，而上帝卻站在我這邊。有幾例證據支撐這個猜想，至少在一神論領域的確如此。在研究中，合作者和我持續發現了一條相當一致的規律：人們自己的信念和他們推測的神的信念，比起他們推測的他人的信念，相關程度要更高。從墮胎、同性戀婚姻到死刑，猶太教、基督教徒自己的態度與他們認為上帝對此的態度，比起他們認為他人對此的態度，關係要密切得多。這些結果相當一致，但也只是相關，稱不上因果。這條邏輯反過來說也完全可信：人們傾向於相信他們認為自己的上帝相信的事物。
更有力的證據來自神經影像學實驗。我們請志願者躺在功能磁共振成像儀（fMRI）上邊，然後提出各種各樣的社會議題，讓志願者就這些問題回答自己的看法、上帝的看法和美國人的普遍看法。結果很清楚。當人們考量自己的看法和美國人的普遍看法時，神經活動出現了巨大的差異。當人們考量上帝的看法和美國人的普遍看法時，神經活動出現了同樣的巨大差異。但最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完全看不出來人們考量自己的看法和上帝的看法時，神經活動有什麼不同。 以掃描儀結果觀之，考量上帝的看法和考量自己的看法是一模一樣的。
圖源：Imgur
然而，最令人信服的證據還在後邊呢。我們又做了一組實驗，先操縱了志願者自己的信念，然後測量志願者自身信念的改變如何影響他們對上帝和他人的信念的推測。在一組實驗中，我們給志願者展示了有關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極具說服力的論證，既有肯定性的，也有否定性的。這些論證的確起了作用：讀了肯定平權行動的人變得更傾向於持支持態度，而讀了否定平權行動的人則變得傾向於反對。 更重要的是，這種對志願者自身信念的改變也導致他們改變了對上帝信念的估計，但卻沒有改變他們對他人信念的估計。人們用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此言不虛。
如果上帝是道德指南針，那麼針尖總是指著信徒心中早就定好的方向。由此看來，上帝沒什麼神力可言，有的只是多重歧義。當立法者在闡釋憲法時談起開國元勳的本意，或者當政治家誇誇其談“人民群眾”的需求時，你很可能只是在見證一場占卜的遊戲，臺上的人說出的只是自己的看法，跟開國元勳和人民群眾可沒什麼關係。
我不是勸你以後聽別人說話時在心裡畫個圈圈鄙視他，而是勸你謙卑——當他人、神靈、開國元勳、律師團好像確實跟你站在一邊時，也別太把自己當回事兒。別人的想法未知時，你揣摩出來的多半是自己的心意。
本文作者：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教授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行為科學講席教授。2011年，他因為職業生涯早期對心理學作出的貢獻獲得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獎。本篇文章摘自他的著作《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
Mindwise: Why We Misunderstand What Others Think, Believe, Feel, and Want）。此書榮獲美國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學會2015年年度圖書獎。往期文章：
“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合作聯繫：微信號 liweita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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