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這樣兩篇文章被小編身邊的很多泰達人轉發，這就是刊登在第872期
《中國新聞週刊》上的文章《開發區進化的泰達樣本》和《開發區：與改革開放一起突圍》。這期《中國新聞週刊》以“開發區突圍”為主題，封面正是咱們泰達的地標建築，而《開發區進化的泰達樣本》更是被放到了封面的重要位置。
《天津日報》10月17日也專版刊發了這篇文章。
到底這篇文章說出了哪些觀點，得到了咱泰達人的認同呢？快來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吧！
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解決問題的天津開發區，其觀念和實踐也可為其他開發區提供借鑑。
開發區進化的泰達樣本
記者/霍思伊
年逾八十的“老開發”葉迪生一坐下來，就問 :“怎麼要搬到于家堡去？會不會離這裡的企業遠了，我們開發區的幹部，一定要永遠在最前線。”
開發區的年輕幹部連忙解釋：“于家堡是自貿區，是開發區核心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在的最前線。”
這是2018年8月。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TEDA，簡稱“泰達”）的首屆管委會班子核心成員之一、後來的天津市副市長葉迪生回憶起32年前的1986年8月，他握住了鄧小平的手。
而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年，第一批14個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面對國內外新的經濟形勢，紛紛轉型。
天津開發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鄭偉銘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訪談時強調，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天津開發區新一輪體制改革，將圍繞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實現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區域功能重組再造，推動泰達創新發展不停步。
起步鹽鹼灘
1986年8月21日上午，在天津市區以東40公里處，一輛轎車沿著蓬草稀疏的鹽鹼地緩慢行駛，最終停在了一所低矮的廠房前。 車裡緩緩下來一個老人，曬得很黑，是剛從北戴河回來的鄧小平。兩年前的春天，鄧小平在視察完深圳、珠海和廈門經濟特區後，回京與中央主要領導座談。他指出 ：“ 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
1984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議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這幾個城市，有些可以劃定一個有明確地域界限的區域，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
於是，天津開始“先行一步”。1984年8月6日，中共天津市委發佈文件，決定成立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任命時任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張昭若為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天津市委從各部門調集了各類精英人才，組成了一支高水平專業化的領導團隊。
1984年10月，開發區第一家企業、泰達建設的前身，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開發公司率先成立，主要負責3平方公里起步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從市建工局選聘上來的苗沛，被任命為副總經理和工程總指揮。
自稱為“拓荒牛”的苗沛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管委會當時給他的任務是在國家批准成立開發區之前，做好規劃、選址等前期準備工作，以便在國家正式批覆後可以馬上開工。
12月2日，開發區進場路開始施工，拉進第一車土。同時，變電站開始施工。
12月6日，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天津市在原塘沽鹽場三分場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區的地域位置，東起海防路，西至京山線，南到計劃修建的高速公路，北靠北塘鎮，總面積三十三平方公里。”
與全國其他開發區面臨的境遇相同， 由於產業轉移有自然的週期，在發展早期， “開發區主要是被動接受外部產業轉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原副主任田貴明說。
1985年，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丹華自行車廠在開發區投產。到1986年，共計有20多家企業入駐開發區。這些企業從打火機、羊毛衫到自行車,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處於產業鏈的低端，投資額從12萬美元到500萬美元不等。
但天津與其他開發區不同的是，啟動資金完全靠中央共計3.7億元的開發貸款，分三年到位，除了開發區管委會30萬的開辦費，天津市政府沒有一分財政撥款。天津開發區籌備組成員王述祖將這個戰略思路概括為“不給錢，不管你，不要錢。”
早在1984年8月底，開發區舉行首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時，時任市長李瑞環對此就說得很明白，要錢，政府沒有，但政府也不要你錢。要權，我審批項目有多大權力，你們就有多大權力。天津市政府任何一個單位都不能去幹擾你們。這就是天津開發區廣為人知的‘不給、不管、不要’體制。”
王述祖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這個策略的高明之處在於，釜底抽薪地割斷了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關係。因為只要開發區靠政府的財政養，就很難徹底脫離計劃經濟的模式，“每一分錢怎麼花都要上報，後邊有一堆文件盯著，束手束腳。”
在機制理順後，起步區基礎設施的建設提前完成，為此後開發區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86年8月19日晚，鄧小平到天津視察。一下車就和時任天津市政府主要領導說：“我這次來天津，要看看你們的開發區。開發區辦得很好嘛，已經創出了牌子，投資環境有所改善，外國人在這裡投資就比較放心了。”
第二天早上，時任開發區總公司副經理、管委會委員之一的葉迪生看到《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這句話。他馬上和管委會其他成員開會，商量向鄧小平的彙報內容，基本原則是“千萬不要給小平同志哭窮，只說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矛盾之處”。
管委會一共總結出十個問題。比如外匯調劑制度，開發區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出口後所得外匯卻須上繳，只能去北京的中國銀行排隊提取。
鄧小平抽著煙，任由葉迪生和其他開發區人員圍在身邊說。聽完了，他慢悠悠地說：這些問題都由政府來解決。你們把這些問題理順了，向政府反映。”
有人壯著膽子問：“辦事這麼難，咱們國家對外開放政策是不是要收了？”82歲的鄧小平一頓，掐掉了煙。“不，對外開放還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問題！”
臨走前，鄧小平欣然給開發區題詞。開發區那時沒有專門的接待室，只能臨時使用丹華自行車廠（第一家入區的中丹合資廠）的食堂，擺幾個沙發，一張桌子，還有開發區人員從家裡拿過來的筆墨紙硯。
鄧小平提筆寫下幾個大字：“開發區大有希望。”
隨後，全國各地開發區紛紛來函索要題字的複印件。葉迪生始終記著鄧小平在天津時說的一句話“我看你們潛力很大，可以膽子大點，發展快點。”
大樹和森林
1989年，全國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首次確立了“三為主、一致 力”的總體發展方針，即以發展工業為主、以利用外資為主、以出口創匯為主，和致力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的任務也更加明確，它們不再重複 “三來一補 ”（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及補償貿易）等低層次合作，而應 該探索工業現代化的道路，成為改革開放試驗區。
在此背景下，天津開發區確立了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
1992年，在經歷了長達五年的談判後，摩托羅拉落地天津開發區。先是投資1.2億美元生產移動通訊設備，後增資到3.2億美元，繼而又增至11億美元，很快成為中國最 大的外商獨資企業。
此後，通用、三星、松下等更多企業入駐開發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促進局局長梅志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開發區在摸索中漸漸發現，要想推動製造業發 展，不能單靠引進一個個孤立的企業，而要有意識地引導產業集聚，形成產業集群。
“摩托羅拉進來後，我們很快意識到，企業需要的不僅是‘七通一平’或‘九通一平’的硬環境，以及政府服務管理等軟環境，更重要的是，當地要有比較完整的上下游供應鏈，要有配套。”她說，開發區會有意識地引進一些摩托羅拉傾向的配套商，同時也會給摩托羅拉介紹一些本地配套商，對其進行培育以扶持本地企業。
天津開發區智能製造局局長金香花表示，較好的上下游配套可以吸引大企業的入駐，大企業的入駐也培育了當地的產業環境，從而吸引更多類似的企業。
例如，2000年，開發區引進一汽豐田。 在隨後的幾年內，豐田系的配套商如豐田模具、豐田發動機、艾達變速器、松下和富士通天等70餘家企業相繼在此建廠，圍繞 一汽豐田形成了非常完備的配套產業體系。2009年, 開發區第二家整車工廠長城汽車投產。2018年，開發區第三家整車工廠—— 一汽大眾華北基地投產。
目前，天津開發區已經擁有汽車整車企業5家、各類零部件企業200餘家。2017年 汽車整車產量約81萬輛，產值達到1295億元。形成了既有整車和發動機、變速器、汽車電子，以及汽車模具、輪胎、塗料等核心零部件的多系列、多品種完整汽車產業鏈。
“除了電子和汽車產業，開發區的生物醫藥、石油化工和裝備製造等產業，也都是通過這種模式發展起來的。”金香花總結道。
經歷了34年的迅速發展，開發區已經從“一隻機”(摩托羅拉傳呼機)、“一碗麵”(康師傅方便麵)，不斷迭代更新形成了以汽車、電子、石油化工、醫藥健康、裝備製造這五大支柱產業為主的先進製造業格局。
其中，以一汽豐田、一汽大眾、長城汽車為代表的汽車產業，以三星集團、恩智浦、鴻富錦為代表的電子產業，以中沙石化、中石化LNG、殼牌為代表的石化產業， 三個產業總產值均超過1000億元；裝備製造、醫藥健康兩個產業總產值均超過500億元。
傳統制造業也在向著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快速升級為先進製造業。開發區的老企業、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也在尋求轉型。
開發區內最知名的“一碗麵”康師傅的生產線，已經實現高度自動化。26年前，在企業成立之初，一條生產線需要四五十名工 人、每分鐘只能生產240塊麵餅、生產效率僅80%。現在，康師傅第三代旗艦廠天津工廠已成為目前世界上方便麵生產的最大單一工廠，一條生產線僅需16名工人、每分鐘可生產500塊麵餅，生產線使用人力降了三分之一，人均產能同時提升了兩倍多。
2012年，開發區通過改造三星電子3萬多平方米的閒置老廠房，吸引了58同城公司的落戶。在開發區的“騰籠換鳥”戰略佈局中，以58同城為代表的北京優秀互聯網企業安家泰達，既是天津開發區服務京津冀大戰略的主動作為，更象徵著，在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歷史階段，天津開發區已經抓住了新舊動能轉換的重大機遇。
鄭偉銘說，天津開發區是一個發展實體經濟的地方，產業升級決不意味著要把原有產業推倒重來，也不意味著要由少數高新技術企業全面替代現有企業，而更大程度上，產業升級是現有產業向更高技術水平、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產業活動轉移。
因此，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提高區域自主創新能力，也是天津開發區產業升級戰略的重點抓手之一。
2015 年，天津開發區率先出臺了《天津開發區促進中小企業轉型升級配套措施》， 每年從可支配財政收入中，設立1500萬元的專項資金用於支持區內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天津開發區商務局副局長孫啟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該政策的出臺，補齊了開發區網狀政策的支持盲點，和支持科技發展、招商等方面的政策相配套，搭建起了更完善的政策體系。
在新經濟領域，開發區正在打造天津市首個以獨角獸企業孵化和培育為主的經濟產業載體——獨角獸大廈。截至目前，已有滴滴出行、途家網、愛奇藝、人人友信等11 家獨角獸企業投資落戶。
在今年新一輪機構改革中，開發區專門成立“新經濟促進局”，著力解決各類新業態所面臨的共性痛點問題，搶佔新經濟發展制高點。
天津開發區新經濟促進局局長李濤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新經濟業態繁雜，且不斷變形演化，在發展過程中容易觸碰到稅務、監管等“空白點”，這就要求政府擁有制度創新的魄力、更為靈活的決策機制和專業的服務團隊。
近日，商務部對全國219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017年的發展情況進行了系統考評。結果顯示，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產業基礎和利用外資都位居全國第一。
天津開發區經濟運行局副局長侯曉路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第一輪改革開放中開發區的使命，是對外承接國外的資源和技術，吸收國外發展工業的先進經驗，以改變中國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積貧積弱的局面。
從這個角度而言，天津開發區已經順利完成了使命，並最先收穫了改革開放的紅利。例如，摩托羅拉不僅給天津帶來了資本，而且在當地積澱了大量的人才，雖然摩托羅拉現在不再是主流數碼硬件的生產商，但其人才、技術、管理方式早已擴散到全國各地，目前國內通訊業的骨幹人才很多來自摩托羅拉。這也符合中國利用外資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理念。
但是，隨著國際上產業的加速轉移，開發區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傳統的出口加工區模式如何轉型，成為開發區近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在商務部最新的考評中，天津開發區的綜合發展水平考核評價位列第二。而此前，從1997年商務部對國家級經開區開始進行綜合發展水平考核以來，一直到2015年，天津開發區連續十五年都穩居第一。
侯曉路表示，本次考評，國家對綜合發展水平考核評價指標進行了調整，增加了科技研發專利數等指標的佔比。這也體現出國家宏觀戰略上的轉變：更加關注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倒逼各開發區重視科技創新。
截至目前，天津開發區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達到461家；科技型企業總量超過8000家，其中規模過億的科技型企業達到557家，位居全市第一；在各類資本市場掛牌、上市企業超過50家。
項目是生命線
在招商引資方面，開發區有一個著名的口號“項目是生命線，投資者是帝王”。
口號的出臺有客觀原因。天津開發區初建，就揹負了3.7億元債務。國家按1平方公里1億元給予各開發區開發性貸款，財政貼息。於是，開發區採取滾動開發的模式，初期主要將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以此吸引一批項目。項目建成投產後形成稅收，開發區將財政資金繼續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土地徵用開發，實現“滾動開發、良性循環”。
但前提是，必須要招商成功，有項目儘快開工投產。也因此，開發區第一批創業者時刻有緊迫感，為了引進企業，提出要創造一個“仿真的國際投資環境”，對接國際先進水平。
如何營造讓外國企業信賴的營商環境?天津開發區商務局局長徐斐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除了硬環境以外，更重要的是軟環境的營造。具體表現在開發區幫助企業解決問題的能力上。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8號文”的出臺。2000年，由於半導體行業的週期性不景氣和摩托羅拉決策層對投資信心不足，從1995年就已經落成的摩托羅拉芯片廠，仍沒有開工。
據葉迪生回憶，當時，天津的產業環境距離芯片廠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中國這方面的人才也缺乏，國家也沒有任何對集成電路產業的優惠政策。
他於是找到天津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讓他們帶自己去科技部一趟。不久後，他見到時任科技部部長朱麗蘭，進行遊說。
2000年6月，國務院頒佈“18號文”，即《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其中規定，投資額超過80億元人民幣，集成電路線寬小於0.25微米的集成電 路生產企業，十年內享受免稅待遇。這兩個標準，就參照摩托羅拉芯片廠。
在梅志紅看來，天津開發區和國家各部委之間的溝通一直比較及時和順暢，工信部、發改委和商務部等部門也很信任泰達，並看重開發區的意見。
梅志紅指出，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其他地區開放程度較低的時候，開發區可以憑藉政策窪地的優勢，靠一些稅收優惠政策發展起來。但隨著中國全方位開放，這種簡單的策略已經不再適用。在新的歷史時期，修煉“內功”更為重要。“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兩個人要想處得好，三觀得合。”
“你是很官僚，還是很務實，企業一眼就能看出來。”梅志紅說。
在多年的探索和積累中，天津開發區已經形成一套集約高效、有動力自我革新、 一切都圍繞企業來服務的政府體系。
2017年年底，天津開發區啟動新一輪體制改革。開發區黨建工作部部長周豔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本次改革，圍繞企業的全生命週期進行組織再造和流程再造。
從這個理念出發，這次改革對新機構的設計，打破了傳統行政機構條塊分割、對應上級為主的機構設置模式，而是圍繞企業全生長週期設置六大工作板塊：黨的建設、招商引資、規劃建設、財政金融、企業服務和綜合管理。
改革後，開發區工委管委會與整合前相比，機構數量減少了7個，機構配置更加精簡高效。其中，招商部門共有7個，分別是投資促進局、智能製造產業促進局、新經濟促進局、貿易促進局、科技和工業創新局、金融服務局和南港經發局。
周豔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些新成立的局都和開發區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當下更關注的產業分工有關。
源頭活水來
2018年1月18日，天津開發區“三定” 方案出爐。1月30日召開幹部動員大會，處級幹部的選聘當即開始。2月13日，農曆春節前夕，開發區新一輪機構改革初步完成， 實現了機構到位、班子到位、人員到位。
天津開發區黨建工作部副部長郎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一輪改革的節奏非常快，一共只用了69天。
開發區此次改革，實行全員聘任制度， 破除“一任定終身”，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機制，一聘3年，聘任期滿任用關係自然解除。
改革打破了幹部的身份界限，無論是行政編制人員、事業編制人員、企業編制人員，均可同臺競崗，由“體內循環”變成“內外循環”，突破了部門壁壘和領域壁壘。
改革後，部門更加精簡、幹部隊伍更加精簡、質量進一步提升。首次幹部競聘中，7名正處級領導幹部轉任副處級領導職務，6名處級領導幹部轉任非領導職務，1名處級幹部提前退休。
郎培指出，從傳統政府的委任制變成企業式的聘任制，不僅需要轉換思維，還要綜合考慮一些現實問題。
目前，第一批選聘上崗的是處級幹部， 通過抓“關鍵少數”，保證改革期間工作不能斷，秩序不能亂。下一步即將出臺科級幹部的選聘方案，最終實現全員聘任的改革目標。
天津開發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王安波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人事制度改革最難解決的是三個問題：人能進不能出；職務能上不能下；吃“大鍋飯”。
此次與聘任制改革一起配套出臺的，還有績效工資改革，開始實行“基本工資+績效工資”的薪酬體制，基本工資保底，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優勞優酬。
王安波指出，這次改革，採用企業工資的理念，以崗位為核心。首先，根據部門職責來設置具體崗位，分為管理崗和專業技術崗的不同序列，再依據崗位性質、崗位對專 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要求，進行更細化的劃分，不同崗位對應不同的基本工資，改變了以前工資和行政職務職級掛鉤的模式。
對每個崗位上的總體工資，也不設過多限制，幹部只要有能力，就可以獲得對應的勞動報酬。“有的幹部雖然不是科長，但比如首席人力資源師，只要在業務方面有能力，可能比科長收入要高。”
侯曉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改革後單獨給招商部門增加了一套指標，其他部門則統一採用濱海新區對開發區管委會的整體考核標準。“相當於招商部門有兩套考核，其他部門有一套考核。”
新增的招商系統考核指標包括一些具體的量化指標，比如項目的投資額，固定資產的投資額，內資和外資的比例，項目的貢獻等。還有一些相對軟性的指標，如每年組 織活動的次數。
侯曉路解釋道，每年投促局都會投入很多精力和美國商會或歐盟商會共同舉辦活動，雖然不能馬上產生項目，但從長遠而言，對開發區有很大的幫助。但以前對舉辦活動的次數沒有硬性要求。此次改革，將這項列入考核指標，體現出考核體系向“長短結合”發展的趨勢。
另一個變化是，過去，濱海新區對開發區的考核是落在整個管委會頭上，沒有分配到具體的部門和個人。改革後，首先由各局分擔總體的指標，再由各局自己決定是否要把指標進一步分配到個人，指標的落實更加具體。
王安波表示，以前沒有部門考核，個人的考核也僅限於公務員的德能勤績廉考核。現在不僅增加了部門考核環節，部門考核結果還決定了該部門的個人考核優秀比例。
而且，部門考核除了自身的重點工作，還要考核它對招商引資這一中心工作的配合和落實情況。
她說，“管委會是一個整體協同作戰的大招商體系，招商部門要想招商好，也離不開其他部門的配合。營商環境歸根結底與整體的管理水平有關。”
1+1>2
本次改革，另一個關鍵是中心商務區與開發區的合併。
2017年12月22日，中心商務區與開發區合併，工委管委會一體化運作。
中心商務區於2010年12月成立，定位是發展金融服務、現代商務和高端商業等現代服務產業，共包括于家堡金融區、響螺灣商務區、天鹼及解放路商業區、大沽宜居生活區、新港地區和藍鯨島及大沽炮臺區六個板塊。
天津開發區發展和改革局局長梁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商務區要進行金融創新，卻缺乏實體產業的支撐。開發區核心區想向城市綜合區進化，卻受限於土地資源短缺。一條新港四號路，不僅將兩個功能區從地理上分界，也在功能上割裂。“這種割裂， 本質上是工業園區和城市載體的割裂。”
開發區和中心商務區兩個功能區雖區位相連，產業發展也多有交集，但是遠未形成組團式發展的態勢，沒有集聚效應，尤其是二、三產業沒有做到統籌發展、融合發 展。由於二者的財稅各自獨立，有時還會在項目上形成競爭關係。
因此，合併的益處之一，首先是城市功能的互補。另一方面，由於自貿區地處中心商務區，商務區與開發區的合併，意味著此後自貿區的政策可以向整個開發區複製和 推廣。“這是最大的一個紅利。”梁軍說。
事實上，自2015年4月21日天津自貿區（中心商務區是組成部分）掛牌運行以來，由於新建區整體經濟體量有限，區內企業的數量有限，即便每年新入區的企業能達到四五千家，但基本上是以貿易、服務類業態為主，缺乏工業企業，很多創新性政策無法有效轉化。
合併以後，開發區的企業，尤其是工業企業，可以快速吸收自貿區的制度紅利，藉助自貿區的各種創新政策，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擴大項目引進、加快經濟發展。
2018年5月24日，國務院印發《進一步深化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知》，正式批准天津自貿區深化改革的2.0方案。方案共有128項改革任務，其中“放管服”改革方面25項，投資貿易方面48項，金融方面22項，航運口岸方面15項， 京津冀協同發展方面18項。
另外，方案還提出，自貿試驗區內土地可以按不同功能用途混合利用，允許同一地塊或同一建築兼容多種功能，產業用地實行彈性年期供應，根據產業政策和項目類別可採取先租後讓、差異化年期出讓等供地措施。
梁軍指出，該條政策從源頭上為小微企業及創新性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對全國範圍內普遍面臨土地資源稀缺、土地開發模式亟待突破的各類開發區而言，可以在此政策上“先行先試”的天津開發區，為後續的土地利用及建設模式提供了示範樣本。
據瞭解，在128項任務中，涉及開發區的有116項。開發區管委會目前已將任務分解到各職能部門，會有相應的政策依次落地。
天津市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原管委會主任、中國(天津)自貿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現為天津開發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的鄭偉銘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中心商務區與開發區合併後將實現疊加效應，不僅是政策疊加，更是功能疊加。
他說，改革使城市規劃更加統一、基礎設施配套互聯互通，土地資源、空間資源能夠更加集約、集聚。同時，雙創示範基地的政策、自貿區的政策、開發區的整個產業基礎、製造業基礎能夠更好地結合起來，形成 1+1>2的效果。
在梁軍看來，中心商務區與開發區的合併充分體現出“產城融合”的發展思路。“產城融合”的另一個核心調整，則是管委會社會職能的剝離。
天津開發區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李偉華指出，隨著開發區不斷髮展，企業集聚，人口增加，開發區內社區管理與服務的需求也隨之增加。經過30餘年的發展，各開發區的管委會都逐漸承擔了教育、文化、衛生、城市管理等一系列社會職能，其職能架構開始向行政性政府靠攏。
但問題在於，開發區是功能區，本應專注於經濟管理和投資服務，但在承擔過重的社會事業負擔後，開始影響其主要職能的發揮。
李偉華表示，在開發區由單純的工業園區向產城融合的新型城市過渡期間，這是一個必然會產生的結構性矛盾。
2017年12月6日上午，在天津開發區建區33週年之際，“泰達街”正式掛牌。全稱是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泰達街道辦事處、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泰達社會管理委員會。
主管泰達街的濱海新區副區長兼泰達街道工委書記、社會管理委員會主任張國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此次機構改革，將原開發區的教育、醫療、民政、司法、城管 以及水電氣熱等社會事業和社會管理職能剝離，整建制劃轉至泰達街，共劃轉21個行政事業單位。
體制理順後，泰達街和開發區管委會既有分工，又有合作。開發區可以專注經濟發展、招商引資和產業聚集，泰達街承擔社會管理。“開發區是野戰軍，要衝山頭，要 輕裝上陣，泰達街將專心做好社會事業，提升公共服務和管理水平，進而服務於招商， 服務於區域經濟發展。”張國盛說。
一條龍“攬才”
從工業園區向產業新城轉變，天津開發區對人才的需求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天津開發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王安波觀察到，自2012年以來，開發區的就業人口出現兩個變化。第一，本地和外地的就業人口比例出現扭轉，從原來的以外地人為主，變成本地就業人口占比達到60%。這個現象，在2015年後愈發明顯。
另一個變化是產業技術人員缺口變大。以2018年為例，9萬人的招工需求中， 產業技術人員就佔到 30%。
針對這些問題，開發區人社局梳理彙總開發區人才政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開發區政策包”。並且結合國家、天津和濱海新區層面的政策，進一步修訂自己的“人才高地政策”。
5月16日，天津市政府在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上發佈“海河英才”行動計劃。其中的落戶一項規定，全日制高校畢業的學歷型人才在天津落戶，本科學歷者一般不超過40 週歲，碩士學歷者一般不超過45週歲，博士不受年齡限制，可直接落戶。
從當天起，與整個天津一樣，開發區行政審批大廳前也排起了長隊，高峰時一天可以接待700多個人。
就在同一天，據王安波介紹，凡是有企業提出超過幾十人以上的落戶需求，開發區幹部就會主動上門服務，根據企業落戶的人才類型，進行對應的政策講解。並且通過將審批前置，實現了企業職工“只跑一次”，當場拿到準遷證。
例如，開發區給58同城一個批次辦理了78人落戶，給一汽大眾——華北基地的辦理人數達1000多人。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8月底，開發區已經為6498人辦理了落戶，加上正在網上受理審核的人員，一共有9622人。在濱海新區新落戶的1.88萬人中，開發區佔比將近 34.6%。 在辦理準遷證的6498人中，學歷型人才佔 50%，急需型人才佔 22%，資格型人才佔12%，技能型人才佔15%，創業型佔1%。
人才落戶後，如何留人、育人和培人是關鍵。濱海新區有一項普惠政策：凡是符合新區引進條件的人才，可享受為期三年的住房和生活補貼。對本科、碩士和博士學歷人才，給予的額度分別是12000元/ 年、24000元/ 年和36000元/ 年。開發區迅速落實該政策。截至8月底，共 有584家企業的1925人被髮放補貼，涉及總金額達3240萬。目前，已經完成了179家企業的540個人的補貼發放，到位資金727萬。
面對現存的產業技術人才缺口，開發區進行“填平”，計劃於2018年10月底前出臺《開發區技能人才隊伍建設三年行動計劃》。目前初稿已經完成。
而對開發區的重點產業和急需人才， 開發區會在天津市扶持的基礎上，進一步 “加碼補平”。比如，對於某類急需人才，天津市如果給予20萬元補助，開發區會在此基礎上再給予10萬元。
佈局高質量發展
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天津開發區亦有大動作，最主要體現在其制定的“2035戰略規劃”上。
天津開發區發展和改革局局長梁軍指出，“2035戰略規劃”為開發區未來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其核心思路是“兩個轉變”：一是從以投資拉動為主，向創新驅動轉變 ; 二是從傳統的工業園區，向現代化的產業新城發展。
數據顯示，開發區高質量發展初見成效。從經濟總量來看，與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上半年開發區的地區生產總值 (GDP)增長 7.3%，高於全國 6.8%的增速，這對轉型期的開發區來說並不容易。
從產業結構看，五大主導產業佔據開發區工業增加值的 92.2%，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4個百分點，先進製造業主導行業的態勢良好。高新技術產業在工業增加值中，佔比也達到了20%。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3%，佔天津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55.3%。而第二產業佔比為 44.1%。
鄭偉銘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步入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明確天津開發區新的發展目標，即解決供給“好不好”和“有效或無效”的重要問題，回答“需要做什麼”和 “能夠做什麼”的時代問卷。
他指出，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以創新驅動為核心，以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引領，全面構建“產業智能化、動力內生化、 發展綠色化、城市智慧化”的發展新模式。
2018年機構改革後，天津開發區專門成立智能製造局，對智能製造產業進行系統思考和全面調研，對標國內先進地區，持續打造良好的產業生態環境。
作為天津市智能製造產業的一張名片，天津開發區經過34年的發展，已經聚集了一汽豐田、一汽大眾、長城汽車、明匠智能、德馬吉森精機等一大批智能製造方面的優質企業，形成了以一飛智控、雲聖智能、漢海科技、深之藍、海之星、川崎機器人等既能上天又能入海，覆蓋水陸空全領域的高端無人裝備產業集群，以“泰達智慧” 對接“中國製造 2025”。
成立於2015 年的一飛智控（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空中智能運輸運載領域的準獨角獸企業。一飛智控副總經理郭晶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位農民人工每天僅可噴灑農藥5畝，而一架無人機每天可以噴灑 500 畝，效率是人工的100倍。
據郭晶透露，未來公司將開發載人無人機，使無人機的應用領域獲得質變式的擴展，也將在變革人類出行方式和改善交通狀況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鄭偉銘說，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博鰲論壇上強調，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開發區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因改革而 生，因開放而興。作為全國最好的開發區， 天津開發區有責任也有能力在新一輪改革 開放的新徵程中，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標準制定者、趨勢引領者和行動的實踐者。
用葉迪生和王述祖等“老開發”的話講，就是“在時代潮流中敢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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