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徐瑾/文
“《刺殺騎士團長》好看麼？”
一位文化屆朋友突然問我，一下子，我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尤其這次讀後感覺和村上以前作品有所不同，感觸只能用“奇特”來形容。一方面，我對村上的抽象化手法已經相當熟悉，可以說喪失神秘感，實踐了文學上的“祛魅”，另一方面，對村上理念上卻更親近了，村上寫作所指，也由往昔的曖昧變得清晰。
一
《刺殺騎士團長》的故事並不複雜，甚至開頭也和村上過去作品類似。36歲男主人公，肖像畫畫家，結婚六年之後遭遇妻子毫無徵兆地提出離婚，於是作家離家別住，到了朋友父親的舊居。朋友父親雨田具彥是著名畫家，家中卻有藏一副幾乎從不示人的畫，也就是《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背後的故事，正是老畫家年輕時候從事反納粹行動的心結。從此各種奇妙事件開始，繼續有靈異世界，失蹤少女以及白髮大叔等人物登場，自然，也少不了“騎士團長”以及隱喻世界。
劇情我不再劇透，從整體流暢度而言，這本書超過村上其他作品，然而從驚喜度與構思複雜程度而言，這本書似乎並不如《IQ84》甚至《海邊的卡夫卡》。
接著說理念。雖然這本書沒有超乎預期的驚喜，但這本書仍舊沒有讓人失望。從思想而言，這本書延續了《IQ84》中，村上寫作背景更多從個人傾斜到社會，我認為也可以說是村上“脫虛向實”的轉向。在這本書中，也還是有古井、夜半鈴聲、理念世界等隱喻，但是給出的暗示明顯比其他小說更為清晰。書中整體對於戰爭、惡、獨裁的厭惡，表現相當明顯。
這一判斷，倒不是書中關於南京大屠殺死究竟多少人的那句臺詞，更多是老畫家以一生藝術修為對抗昔日隱藏的惡這點上，將衝突與對抗表現得令人震撼。值得注意是，那句臺詞並非是來自主角，而來自一個不被日本主流社會認可坐過監獄的隱居企業家——這倒是可以間接映射出這句臺詞心態，其實並不代表日本社會主流。
也正因此，對我來說，讀完《刺殺騎士團長》感觸微妙而矛盾。如前所言，對村上個人文學已經不再新鮮，懸疑抽象探索等已是套路，但因為我閱讀日本戰後的經歷，對村上作品背後的社會性有了更多體會，尤其是他對於強權的反抗。
二
村上出生於戰後的1949年，青春期是目睹世界激情變化的60年代，出名更是在日本如日中天的80年代。戰後這代日本人，也是全球性嬰兒潮的一個體現，在日本也被稱為團塊世代，因為他們被認為支撐了日本經濟的起飛與繁榮，他們退休之後消費能力不減，也算享受了日本繁榮時代餘澤。嬰兒潮一代，因為他們的成長趕上了全球文化解放以及經濟崛起，所以他們往往更樂觀，更開放，也更富有。
村上筆下人物，在離群索居與孤獨負氣或者面目模糊背後，更似有無法言說又渴望治癒的往日集體隱傷。從日本版出版，中國國內媒體在評論村上這本新著時候，焦點都放在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歷史方面，鼓譟村上擺脫小資作家之類身份。事實上，村上對於戰爭,強權,專制其實一直抱以深刻的批判態度，只是過去寫得隱晦，如今日漸清晰。
在這篇小說中，故事起點有一個小細節。主人公因為半夜聽到鈴聲而引發一系列故事，村上也從此順道插入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來自江戶時代作家上田秋成《二世緣》。當時，有僧人為了佛法以近乎自殺式的痛苦方式坐化為木乃伊。為了做到這步，這些僧人要特別訓練以及忍受飢餓，以使得身體脂肪減少，改變生理結構，方便坐化。這一傳統據說中國也有，一說或許來自中國也未可知。
之所以有人願意這樣做，除了佛法感召，也在於這類木乃伊被叫做“即身佛”，一般被後代寺廟供奉。上田秋成《二世緣》就說了這樣一個故事，不過結尾卻很有趣，一個坐化的僧人被人遺忘了，一百年多後被從地下挖出，人如魚乾，但是還是不斷在敲打手上的鉦。人們餵給他一些水，居然逐漸活了過來，可以吃粥。不過，此人已經全然不是當年得道高僧，“沒有知性沒有知識，高潔更是蕩然無存。”不僅生前記憶盡皆喪失，而且想不起自己為何入定，隨後站來了庸俗的二次人生，開始吃肉娶妻，做粗活謀生，度過渾渾噩噩的一生。
這個僧人的故事，被村上轉敘，充滿了反諷的世界觀，也映襯著村上過去關於理念（佛法）與實在（木乃伊）的討論與比喻。
某種意義上，理念可以為善可惡，但如果理念已經失去了，理念褪去的肉身還在，甚至不明白理念為何，只是徒然繼承了理念的形貌，行為已經沒有靈魂，算得上一副行屍走肉而已。這具木乃伊的形貌，也可以看作失去信念的社會隱喻，有點類似宮崎駿《千與千尋》中藉助豬來諷刺日本泡沫經濟後社會。
尼采曾經說過，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反之，這也說明，當一個人不知道或者無法知道自己為何而活的時候，任何生活都是折磨。然而，有清晰正確理念的社會，並不是簡單得來，需要直面過去，更需要反思。這對於習慣視而不見以及附和主流的東亞社會來說並不容易，這不僅是日本的問題，更是中國的問題。
三
對比太多文學大師，村上或許未必是最有天賦的一批，而對於寫作的持續以及方法，倒是提供了一種思考，即天分並不出眾的人，通過努力以及堅持，可以創造何等的成就——對於芸芸大眾，這種啟發不侷限於文學，更在於人生。
關於村上三十多年堅持早起寫作跑步的傳說，坊間已經有各種演繹，《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更是一時轟動。村上曾經說，寫小說並不是健康的營生，所以他養成了自律與跑步的健康習慣來應對這種不健康。說起成為小說家特質，村上春樹認為除了才華，還需要寫小說集中力宇耐力，可見寫作歸根結底是力量的抗衡時間。
關於才華，村上也羨慕才華橫溢的小說家，無需太多努力，作品如同泉水從泉眼中汩汩而出，村上並非這一類型，更類似打井，如果不手執鋼鑿孜孜不倦鑿開磐石，就無法抵及創作的水源，“非得奴役肉體、消耗時間和勞力不可”。這姿態談不上優雅，猶如老農礦工，然而事物都是兩面性。對於村上而言，正說長時間的訓練使得它可以堅持尋找新的小說靈感或者“水源”，那些靠天吃飯的作家反而無法做到這點。
村上大部分作品，一般不會讓人讀了有石破驚天雲垂海立的感覺，大呼叫好的日子大概屬於青春期讀村上青春作品的時代。當村上從中年老去，我們也長大，讀來往往只是如同夏日青瓜水，讓人看了既覺得悵然，仔細回味一下，那個熨帖燥熱的涼意背後，其實也有一種隱性刺激，，似乎激活了思維某個區域，說不清道不明。
某種意義上，村上春樹作品今天還在流行，並不是性的描寫，並不是想象的奇絕，甚至也不是曾經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而是這種能觸動情緒的清淡與曖昧並存的特點，構成了村上文學與都市人群的最大共鳴。
拋開對於歷史的關注，其實這本書的結構還是村上慣常敘事追問，失去尋找與得到三部曲。這是村上文學的母題之一，無論《海邊的卡夫卡》中失去母親，還是《IQ84》中失去愛人，抑或《尋羊冒險記》中的朋友，其實都與此有關。
村上作品能夠打動人，很多時候他寫了每個人隱而不言的傷。失去是現代人的常態，在《刺殺騎士團長》中，除了主角的失去，幾乎每個人都曾經與所愛之人告別，老畫家失去情人弟弟，少女失去媽媽，她的父親失去妻子，免色失去愛人，即使一向豁達為人慷慨的老畫家兒子雨田君，也一直默默為不能走進父親內心達到父親期待而黯然，最終也不得不在沒有完全得到父親之前就失去了父親。
僅僅有懸疑並不是足以成功，村上人亦擅長對於情感的處理，即失去的隱傷如何面對，情感的空洞如何彌補。村上的主人公多數採取被動隱忍姿態，《刺殺騎士團長》中，主人先失去妹妹，結果尋找了妻子作為替代，失去妻子之後，又找了情人甚至繪畫作為替代。村上作品很多性的描寫，與其說放縱，不如說壓抑，這是情感溝通不暢以及失去不得的不暢。
“母親在的時間和不在以後的時間像被高牆隔成兩個，連接不起來，可明白？”少女秋川真理惠如此問畫家，對於失去的共同感知使得他們成為秘密盟友。至於老畫家，失去奧地利戀人與弟弟，同樣是無法言說的痛苦。
村上的作品主角是成年獨居男性，自然少不了性，這本書也不例外。一直有人揣測性是村上文學的賣點，其實村上所寫的性，何等寂寞，在《刺殺騎士團長》更是表露無遺，主人公與情人的性，是轉移被妻子拋棄的一種替代，一種無法交流的補償，可以視為是一種現代失語症的症狀。
可以對比是東野圭吾的《秘密》。故事主人公平介也是三十來歲的男人，他原本過著平淡而幸福的生活，直到妻女雙雙遭遇車禍，妻子直子不幸身亡，靈魂卻寄居在女兒藻奈美身體內。從此，平介的家中，女兒的肉身與妻子靈魂如何並存？在這一過程，他不僅失去了妻子，也可能再次失去了女兒，是應該主動放手還是被動放棄？《秘密》是東野圭吾為數甚少非懸疑小說，小說的細膩而內斂的情感描寫，場景感十足。
都是寫失去，東野圭吾和村上春樹都走內心路線，不過是東野圭吾寫得更為外露專注，而村上則是將失去嫁接在別的主題與題材之上。
躲閃是本能，逃避是人性，視而不見更往往是社會集體心態。然而，拖延並不會解決問題，這種姿態使得問題一再延續，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國家，誠實始終是最佳策略。在《秘密》中，主人公無奈放手，在《刺殺騎士團戰》中，主人公最後走出自我，直面問題，解決了老畫家的心願，找到了失蹤少女，也解決了自己的問題。
視而不見的人生，與視而不見的國家，其實都不是不幸的。此刻，保持天真或者直面真實或許會被嗤笑，甚至充滿痛苦，但是這也保留了一種被救贖的可能，而村上文學，也一直在提供這種天真。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8/0409/3262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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