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文學博士、著名作家、學者。上海開放大學教授。央視《百家講壇》、上海電視臺《東方大講壇》、上海教育電視臺《世紀大講壇》、山東教育衛視《新杏壇》等欄目的主講嘉賓。浦江學堂創辦人。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出版有《孔子是怎樣煉成的》《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風流去》《鮑鵬山新說水滸》《孔子傳》《孔子如來》《論語導讀》《寂寞聖哲》《先秦諸子八大家》《附庸風雅——第三隻眼看詩經》《致命傾訴》等著作二十多部。全國多家雜誌的專欄作者，作品被選入多種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國統編高中語文教材。

我們為什麼需要信念

鮑鵬山

一

何為信念？

信念之信，乃是對不確定東西的確定的信。

信念之信，非科學之信。科學之信，是對事實的認知；信念之信，是對價值的認同。

信念之信的邏輯與科學之信的邏輯正好相反：

科學之信的邏輯是：因為存在，所以我信。

信念之信的邏輯是：因為我信，所以存在。

一種觀念，假如很多人信，就會形成巨大的客觀存在的觀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比如說，大多數人都相信人應該有愛心，於是這個世界便真的有了愛，世界的性質就發生了真實的變化——主觀的信念造就了客觀的世界。中國古人所謂的“為天地立心”，也是這個意思：天地本無心，但是，我們相信了愛，這個世界就有了心。

事實上，信念並不神秘，它就是讓我們相信，人應該做一個對他人、對世間萬物存善念的好人。

之所以說信念之信的對象是一個不確定東西，是因為——

其一，我們信念所寄託的人格化的對象，比如對上帝的信，比如對聖人、仁義道德的信，比如對天堂地獄真實存在的信，往往是無法客觀判定其物理性存在的。

其二，信念是相信應然的東西。但是我們知道，應然的東西並非實然的東西，它同樣是不確定的。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在價值論證上存在著這樣的困局：這種信念對我們有可以驗證的好處嗎？它符合我們對自身利益的理性判斷嗎？或者說，它會是我們合乎理性的選擇嗎？事實上，證明我的道德行為對他人有好處是容易的，證明我的道德行為對我有好處是艱難的。

比如，很多人奉行的“好人有好報”，其實是一個因善良而自欺的口實。一般人，有這樣淳樸的相信，很好。這種相信，這種對於道德行為必將獲得相應的報酬——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道德的有效性”——的相信，甚至構成了整個社會道德基礎的主要部分。

但這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命題。

如果放在一個侷限的時空中，它的破綻就更加隨處可見。而人生恰恰是一個侷限的時空——誰能言之鑿鑿地說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和獲得的回報是絲毫不差的？如果是這樣，則道德將轉變為財務報表，人僅憑對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計就可以做一個好人。

佛教之所以把人生延展到“三生”（前生、今生和來生），就是有感於這種困局，於是要在一個更廣大的時空——也是無法證偽的時空——論證人的業報因緣。

但“三生”之說，從科學的、歷史批判主義的方法論上看，就是一個不確定的東西。

人類現有的理性及其能力，無法作出做一個好人的選擇。

二

所以，有關道德信念，核心問題不是我們要做一個好人，而是：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好人？

答案是：做好人不是出於人的理性，而是出於人的信念。

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樣的信念？

其實，兩千多年前，一對聖賢就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個故事。《論語》和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都記載了這一故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我們知道，在孔子的學生裡，就個人對孔子的忠誠度而言，子路首屈一指。孔子也相信子路對他的追隨是最為堅定的。孔子曾經這樣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對於一個追隨他四十多年，在周遊列國時一直護衛在他身邊的學生，孔子對子路求道衛道行道的堅定信念深信不疑。

所以，我們可以想象，當子路問出“君子亦有窮乎”這樣的問題時，孔子的內心是何等崩潰。

子路的問題，其實就是我們一般人常常疑惑的問題：做好人難道沒有好報嗎？

原來，子路一直以來的道德信念，竟然是建立在“好人有好報”這樣經不起推敲的相信上的！

作為社會精英，不，文化精英，子路的道德信念如果還在這個層面上，就出問題了——因為，理性的人總會發現（不夠理性的人哪怕從自身經歷也能體會到）：道德的行為並無一個預設的道德報酬，好人並無一個預置的道德美滿。也就是說，道德的行為，對於一個人在世俗的世界裡獲得世俗的好處，往往是沒有幫助的，往往是無效的。沒有一個足夠的世俗的報應來證明，一個人保持自己的道德水準，對於個人的利益來說，是合乎理性的選擇。

所以，不打破子路對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子路的道德信念就如同建在沙上的建築，總有一天會坍塌。於是，孔子面對子路的“好人難道沒有好報”的問題，他給出的答案斬釘截鐵，不，斬盡殺絕：君子固窮。——好人本來就沒有好報。

“君子固窮”其實很好理解：君子不能不擇手段，在險惡的社會里，手段選擇上的自我約束必然導致利益實現的自我掣肘。一個帶著原則行走世道的人，如同拿著一根竹竿，橫著穿過森林。另一方面，世人也往往並不因為你富有仁德和智慧而選擇站在你這一邊——他們往往選擇站在利益一邊。

在子路這樣賢者面前，孔子不願意對這個令人難受的道德真相遮遮掩掩，因為既然是賢者，就必須超越世俗利益層面來思考道德問題，這是賢者的必要條件。孔子幾乎是帶著憤怒，擊碎了子路對於道德有效性的迷信。他直接把道德的真相告訴子路：好人本來就沒有好報。

同樣，壞人及其壞的行為，也並不一定有報應。

人類的制度建設，其目標之一，就是試圖解決這個好人的報答和壞人的報應問題。

但是，從道德建設和倫理學建構的角度而言，如果道德建立在報答和報應的前提下，會降低道德的崇高性，也會降低人們實行道德行為時的崇高感。

這是孔子對子路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不打破子路對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就不可能建立道德正信。這個正信是：好人本來就沒有好報，但沒有好報我們也要做好人。做好人不是出於一種理由，而是出於一種信念。

當然，還有一種疑問：好人之所以沒有好報，是否由於好人還沒有足夠的好，或好人某些智慧上的不足呢？

人能反躬自問，從自身尋找問題當然是好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只要我們足夠智慧和仁德，就可以獲得好報，這仍然是一個迷信。

很有意思的是，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孔子和子路談到了這個問題。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這還是斬盡殺絕：斬盡殺絕子路對道德有效性的所有幻想——連伯夷叔齊這樣的仁者，王子比干這樣的智者都不能免於餓死和被挖腹剖心，我們還能夠對道德有什麼世俗利益的指望？

其實，孔子在另外的時候早就告訴我們：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

意思就是：人可以弘揚道德，道德不能報答人。只有我們幫道德，沒有道德幫我們！

三

既然道德並無幫助人們成功的有效性，這個世界還需要道德信念，還有人堅持道德信念嗎？

我們來講一個故事。

《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在《太史公自序》裡，司馬遷說他要為這對兄弟作傳的原因是：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伯夷叔齊這對兄弟讓國餓死之後，獲得了孔子的高度讚揚，《論語》中四處提到伯夷叔齊，司馬遷更把這兩個兄弟列入七十列傳之首——也就是自古至今首屈一指的人物的意思吧。

其實，在孔子出生之前正好一百年——公元前652年，有一個孔子的宗祖，他仰慕伯夷叔齊，並身體力行，要做伯夷叔齊。這個人，就是宋襄公。《左傳·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目夷字），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廢嫡立庶不順）遂走而退。

這兩個兄弟，就是商代伯夷叔齊的春秋版：互相推讓國君的繼承權。當然，後來還是茲父做了國君，但他是一個堅定地向文化傳統致敬，有信念的國君。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侍衛）殲焉。

宋襄公寧願戰敗，也要向一個古老的文化傳統致敬。其實，如果不死守傳統的規則，他本來有兩次機會獲勝。他因此被後人嘲笑為“仁義之師”，甚至是“蠢豬式的仁義”。

宋襄公真的是愚蠢嗎？

我們知道，從齊桓公以後，很多想當霸主的人，不過都是利用武力謀求私利而已，但是，宋襄公的想法是，他要做真正能擔當起責任的仁義的霸主。

但顯然，宋襄公並不能用自己的仁德獲得霸主的地位，他必須憑藉實力，甚至——一些不堪的手段。

於是問題來了：假如用不仁義的方法去獲取霸主的地位，這個霸主還能是仁義的嗎？

當我們用

我們能保證最終實現的，是當初的那個願望中的東西嗎？

一個好人，當他使用壞人的手段來戰勝壞人時，他就從這一刻起，變成了壞人。

壞人往往是由壞的手段造就的。而壞的手段必然造就壞人。所以，一個好的目標不可能經由壞的手段實現。

很多時候，一個神聖的目標往往面對一個邏輯悖論：

沒有不道德的手段就實現不了道德的目標。

但是，不道德的手段一經實施，就已經否定了道德的目標。

這是一個道德陷阱。

宋襄公看出了這個陷阱。

能看出這個陷阱的人並不多，能辨識這個邏輯悖論的人並不多。

所以，在我的心中，宋襄公是真正的智者。

但是，能夠辨識這個悖論而作出正確的選擇，需要的不僅僅是智商，還有信念。

有信念，你才能成為真正的智者。

四

那麼，另一個問題出現了：

一心要用仁義的方法獲取霸主地位的宋襄公，最後卻慘死在他的信念之下。他後悔嗎？他怨恨嗎？

在回答宋襄公是否後悔怨恨之前，我們來看看他所仰慕模仿的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讓國餓死，他們怨恨嗎？

很有意思，孔子的學生子貢還真的問過老師這個問題，孔子的回答是：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他們的人生目標，本來就是求道求仁，他們得到了。如此圓滿，他們有什麼怨恨？

是的，有些人，他們生來人世，其人生目標就是為了求仁。

那麼，宋襄公怨恨嗎？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顯然，面對來自宋國貴族包括他曾經想讓位於他的庶兄子魚的責備埋怨，宋襄公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嚴重後果——身受重傷並瀕臨死亡——也沒有怨恨和後悔。為什麼？因為他也是求仁得仁。至少，他沒有用不仁不義的手法去玷汙他心中的神聖；恰恰相反，他用自己的失敗，用自己的生命，維護了這一神聖。這其實就是孔子所說的：守死善道。

宋襄公不僅看穿了手段與目標之間的道德陷阱，還用自己的生命來填平這個陷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宋襄公豈能不知道，放強大的楚國軍隊越過泓水並擺好軍陣，自己就幾乎沒有取勝的可能，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將處於極度危險之中？

他其實是在殺身成仁！

這是又一出“末世爭利，維彼奔義”道德劇，宋襄公其實是以死亡證明了他最有資格做這個時代的霸主。

而這個“霸主”真正想實行的，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他想超越管仲和齊桓公。按照孔子和孟子的觀點，管仲和齊桓公幾乎擁有了實行“王道”的所有天時地利，但是，他們自己的格局和胸襟使得他們的事業大打折扣。

當因為有賢德之名而被宋襄公讓位的庶兄目夷（也就是子魚）批評他“君未知戰”時，這對兄弟終於見出了高下：不是弟弟茲父不知戰，而是兄長目夷夠不著弟弟的境界。

所以，在我心中，宋襄公還是一個仁者。

有信念的人，才能成為一個仁者。

才能超越利害得失，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五

我們剛剛講到了茲父目夷這對兄弟的境界。

什麼叫境界？

我們再來看看陳蔡之圍中，孔子和他的另一個學生子貢的討論。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

孔子說的是什麼呢？是境界！

農民的最高境界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穫。

工匠的最高境界是隻專注於工藝的精進而不問是否討好市場。

學者的最高境界是修養其道義，堅持其正義，而不是苟合取容！

境界之有無，取決於信念之有無。

孟子講過類似的話，《盡心上》——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曰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這個世界儘管並不完美，但是需要一個盡善盡美的標準。正如這個世界不存在一個完全合乎標準的人工作品，但是，這個世界需要一個完全標準的度量衡，否則，這個世界不但無從建設，還無從判斷，甚至無從描述，它的存在都無法想象！

我們為什麼需要信念？因為信念是這個世界的度量衡！

信念是這個世界的高標，它讓我們仰望。

可是，孟子卻又在另一個地方告訴我們：信念也是底線，它阻擋了我們的墮落。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闢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闢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孟子反問我們：假如沒有什麼東西比生更重要，那麼，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麼？同樣，假如沒有什麼比死更可怕，那麼，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嗎？這兩個“凡是”，必使人類墮落而無止境。所以，為了人類的崇高和自尊，人類必須建立一個道德底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不擇手段，都不能無惡不作。那麼，自然的，就必須有一種東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們珍視，這就是“義”。必須有一種東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們避開，這就是“不義”。

這就是信念！

信念，是我們獲得尊嚴體面的必需品！

六

最後，讓我們回到開頭。

孔子在告訴子路“君子固窮”之後，他還有一句話：

小人窮，斯濫矣！

什麼意思呢？

有信念並堅守信念，確實並不能使我們一切順遂，直至成功。但是，信念阻止了我們在不成功之後的墮落，並且阻止了我們在墮落之後，如洪水氾濫一般變成世界的禍害。

《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18年第10期

創作談

信念的力量

鮑鵬山

2016年夏天，我在香港中國文化院做了一場演講，時間不長，因為那天上午對方安排了兩場，我的一場，李銀河老師一場。李銀河老師客氣，要我先講，我更不敢拖延，講了大約40分鐘吧。我的主題是中國古代的政治倫理。我講儒道法三家，大概的意思是，儒家追求人民幸福，道家追求個性自由，而法家追求國家強大。後來，香港中國文化院把錄音整理了一下，發在網上，我見了，雖然發現有些錯別字，但我還是轉在我的微信朋友圈裡。接下來就被《美文》的穆濤先生看見了，他拿去在《美文》上發表了。再接下來，《北京文學》就把這篇文章評選為2017年排行榜文章。為了給我發稿費，楊曉升主編聯繫了我，我們就此在微信上成了朋友。

楊曉升主編很客氣，順便就客氣地向我約稿。我知道他是客氣，但我卻不能不認真對待。正好手頭有一篇《我們為什麼需要信念》，也是一篇講演稿，就很認真地做了文字上的潤色，奉送曉升主編。曉升主編把它編髮在今年第十期的《北京文學》。

曉升主編前天突然來微信，要我儘快寫一篇創作談，我很愕然：又不是一部著作，就一篇短文啊！

這樣吧，長話短說：

第一，寫這樣的文章，或做這樣的講演，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普遍覺得需要信念——我們除了物質追求而別無所求——用一句大家知道的黑色幽默的話說就是“窮得只剩下錢了”的時候太久了，大家都覺得除了錢，我們真的還需要一點精神，需要一點方向感。這個世界，盲目地相信一種宣傳，固然不好，但如果大家一致什麼都不信了，那也可怕。

第二，問題是，需要錢，這不需要論證。而需要信念，卻需要論證，而且，非常不好論證。這世界的曖昧和令人煩惱之處就是：低層次的需求，其價值無須證明，狗都知道需要食物和性；但高一點的追求，不僅需要引導，其價值還面臨著普遍的質疑，需要論證。

比如，我在香港的那篇講演，法家“國家強大”的必要性，對於戰國時代那些無法無天無惡不作的諸侯來說，不需要論證，他們憑著鼻子就能嗅得出來這一套對自己的胃口，所以商鞅很成功，當然他最後也很失敗。而儒家的“人民幸福”，道家的“個人自由”，其價值和必要性，就需要論證。不但有國有家者不覺得給臣民這些東西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就是身處壓迫之下的臣民自身，也不覺得這些東西有什麼用，來點實惠的，還是——食物和性。

今天不同了。今天是太多的人意識到必須需要一點精神的東西，有信念，才能撐得起我們的人生，撐得起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體面。我們現在喜歡說“大國崛起”，什麼叫大國？有泱泱氣度才叫大國，古人叫“衣冠之國”，衣冠之國的意思，就是文明之國。文明之國，叫垂衣裳而治，不要什麼大動干戈，穿好衣服，人人有羞恥心，人人有體面，就天下大治了。動物身上的毛色，叫文；人身上的裝飾，叫衣冠。人和動物都不能赤裸裸的。動物赤裸裸的，不光會凍死，還不能吸引配偶嚇退敵人；人赤裸裸的，不光不能崛起，還丟人。所以，什麼叫“崛起”？就是光光鮮鮮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這光鮮的東西，就是國民有信念，有信念從而有氣質。國民有了氣質，國家就有了氣象。有了氣象的國家，大國的樣子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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