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吉卜林之外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所说：“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
1935年，年方廿二的法国作家加缪（1913—1960）在一本小学生练习簿上写下：“1935年5月。我要说的是：……”就此开启了长达近二十五年，直到他因车祸骤然陨落才终止的手记书写。这段札记中的首篇文字，不仅代表了他踏上文学之路的起点，也记录了最初使他决定借由创作来表达的意图。今日，当我们回头审视此段文字，我们看到是桂冠花环底下，那个自始至终都未曾背离其创作初衷的加缪，以及他对创作理念的坚持。
加缪总共累积了九本类似的练习簿，按照时间顺序书写。部分册子于其在世时曾交付他人出打字稿，而作家本人又会对部分打字稿进行增删、修订或评注，甚至有将某些内容撕下另作他用，之后再随意夹回簿子的情况。这些笔记本除了用于记录之外，加缪亦会不时回头翻阅，可见此手记对他的重要性。这些手记的内容多样，记录了加缪二十五年来的读书笔记、思考发想、创作雏形、计划提纲和写作练习，也留下了其旅行见闻、某些当下的感受或观察、不经意听见的旁人对话、偶一为之的私人生活纪录（因不同时期有不同频率）等等多种类型与内容的文字段落。在形式上，加缪不常注明日期，或者不甚精确，以第一人称“我”书写的次数也比一般日记少很多（不过，叙事者即使是“我”也不一定代表作家本人），他甚至经常使用原形动词造出不属于任何特定人称的句子。因此，就内容或形式而言，这些手记都不能算是日记，而较属于私人笔记或杂记。然而，加缪亦非毫无方向地乱写、乱记。事实上，他给自己订下规则：规律记录，而且不准多话。这其实也正是加缪对于写作作为一种劳动活动的理念与自我期许；亦即，持之以恒，专心致志，不为任何外在眼光或为满足自身虚荣而书写，并要专注于身（行动）心（思考）之修养且在两者间取得平衡。虽然加缪后来并未做到他原先所期望的“每一天都要在这本簿子上做笔记”的目标，但已算相当规律且持续。加缪于1960年1月4日辞世，而自1935年5月至1959年12月间，长达二十五年的岁月里，留下了九本簿子共二千五百余条目，没有多话，不为他人，诚实记录思考轨迹，直到生命的终点。
这份坚持不只缘自加缪的创作理念，也来自他对自己的深刻了解。热爱生命的加缪，在青少年时期便罹患可能致命且在当时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使得他对大千世界的感受与渴望更加深刻而热切。然在追寻丰富世界的同时，对于自己出生成长的贫困街区，以及他深爱却难以通过言语沟通的半聋母亲所代表的那个赤裸、安静而封闭的世界，他始终保有完全的归属感与忠诚。加缪在佛罗伦萨市郊的修道院回廊写下：“极端的贫困可以通往这个世间的华丽和丰富。”儿时的贫困生活让他明白，世间真正的财富来自大自然无分别心且超越生死的无穷美好；而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阴影则令他使尽全力拥抱生命的每分每刻。他一方面竭尽所能地燃烧有限生命；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如修士般宁静专一的生活。《反与正》这部完成于其创作初期的文集已然清楚表达了这个贯穿加缪一生思想的根本意念：如同世界有白昼亦有黑夜，生命有诞生亦有死亡，两者既相反又互补，皆为生命的真实面，人应平心接受并尽力维持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这个概念在加缪创作中期的《反抗者》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为“南方思想”，与现代世界一味追求极端的绝对主义相抗衡。而加缪在其创作晚期的《流亡和独立王国》短篇小说集中所触及的团结共济（solidaire）或追求孤独（solitaire）之大哉问，亦是沿袭此概念脉络而作之思索。加缪的情人玛丽亚·卡萨雷斯曾说，加缪像悬空钢索上的杂技演员，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也许能引领他抵达目的地的绳索上，总在努力尝试着不要掉到绳索的这一边或另一边。的确，加缪的一生无论是行为、思想或创作，都在尽力维持各种相对引力间的脆弱平衡，稍一大意或一时松懈，就可能失足坠落至绝对之恶中。然而，怠惰、安逸、选择容易的道路或是干脆放弃，是人心多么难以抗拒的诱惑！可想而知，维系这种平衡是多么困难，需要超人的坚持和勇气。加缪不愿意为了简化挑战而懦弱地躲避，而这是没有清明思考，或缺乏持续自省与自制能力者所达不到的。“我一定会努力将这场和自己的面对面一直延续到底，让它照见我在今生今世中的每一张脸，即使必须付出难以负担的寂寞代价亦在所不惜。不要退让：这一语已道尽。不要妥协，不要背叛。”加缪如是说，而这段话也解释了其手记书写背后的动力。
写下生命中对思考创作有意义的当下片段，本质上即是赋予无形体验以有形的存在和表现。这是所有艺术家的追求，也正是加缪手记作为艺术家工作手记的出发点之一。要将眼睛所见、耳朵所闻、心中所思、身体所感或任何生命历程，以文字为媒介加以记载或表现出来，必须经过理解与分析、筛选与诠释的过程。然而，欲将任何事物以非其本质的形态试图呈现，不可能完全忠实，充其量只能尝试诠释其精髓、印象。加缪终其一生都尝试以最适切的形式表达少数几个他心中最单纯却最深刻的影像、情感和真实，这是他对自己的艺术──既为艺术内容，亦为成就此内容的手法技巧──之期许，也是为何其作品类型横跨小说、戏剧、散文及论述等不同文类，意在借由不同形式，展现只有该特定形式利于显露的面向。此外，加缪更因每部作品想传递的主旨之不同，而采取相异的写作策略。在创作成品的准备过程中，他的手记即是其艺术之练习场域：在此我们看到许多曾经引发加缪思考并记录下来的片段，观察到他想法的浮现、延续或转折，以及作品由萌发到逐渐
成形的过程：从计划产生，下笔用字，到句子、段落的开展，由人物或情节的发想和设定，进而发展以至转型甚至最后舍去不用等等，这些创作历程中的考虑与思索都历历呈现于手记之中。有些条目甚至必须经过其他阅读、智识或生命经验才能让外人如你我得以读懂或发掘出其中的关联。这些笔记像一个万花筒，偶然拾得的吉光片羽在他的眼光中融合出种种可能之画面；它们也像是一坛苗圃，承载着的各个灵光片刻如同一株株的幼苗，在加缪孜孜不倦的书写与思索中被灌溉、供给养分而逐渐茁壮，成为其创作与思想的枝叶肌理。加缪认为艺术家通过作品发声，而艺术作品则是为自己发声。对向来不爱谈论自己的加缪而言，这些笔记非因作家的自我解释或为留名后世而生，而仅为了协助书写者记忆、思考、捕捉稍纵即逝的想法或感觉而存在。然而，当读者有幸阅读其笔记时，这些性质多元的复调性文字却意外开启了一条理解作家的蹊径，允许我们一探艺术家的思路与创作进程，带领我们一步步跟随着作家经历中的起伏转折，感受到他曾感受过的各种复杂情绪，自我怀疑、不安、确信以至坚持。在这之中，我们得以窥见作家创作和生命的双重轨迹。
这些手记，不仅如镜子般作为加缪和自己及创作面对面的场域，也是与其他思想家、作家或事件交流对谈的微妙空间。信手翻阅，各种人物、事件、文史哲和政治思想的引用参照便跃然眼前：哲学如尼采、席勒、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斯宾格勒、萨特及历史唯物论，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纪德、歌德、基约、弥尔顿、王尔德、雅里、福楼拜、希腊悲剧和神话，艺术如乔托、米勒或柯布西耶，历史如投石党之乱、法国革命、无政府运动、纳粹占领、西班牙内战……这些只是手记引用或影射内容的一小部分。借由手记的记录，我们得以知道加缪在何时读了什么、想了什么，但是这些手记绝对不是引言字典：他并不大量抄录各种名言警句，所做的笔记通常很短，仅引用那些有助其思考或对他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内容，有时加缪更只写下日期、人名、书名或事件名，以及自己的简短评论或感想而已，这也符合他所立下的“不要多话”并欲移除观众，仅与自己对话的书写准则。心思细腻的加缪尤其对容易为多数人视为微不足道的逸闻感兴趣，但这绝非出于爱听小道消息或道德批判的心态，而是他常在各种经验的小细节中，看到存在的真实面及反讽荒谬之处。囚房中的《局外人》主人默尔索，不正同其作者一样，在反复阅读一则谋杀案件的剪报后做了简短评论？小说中剪报所报道的社会新闻，不也正改编自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真实事件，后来引申成为加缪剧作《误会》的故事主线？外界人物、事件及相关发想或思考成为灵感来源或创作媒材，经过不断反刍、去芜存菁、翻搅融合，以至升华结晶等连续的作用，最后才成为众所周知的作品。这些手记允许我们进入这段原本不打算公开的酝酿过程，乍看之下，它必然貌似一锅大杂烩，但实是所有氤氲香气与澄澈光泽的原貌。
加缪很早便定下了创作方向：由荒谬（存在的前提），经过反抗（自由与正义的追寻），到爱与公平（mesure，相对性与平衡，相对于极端主义）。以时间顺序撰写的手记即是创作的后台，而阅读手记正像陪伴作家走过一辈子的心路历程。每部作品的成形都在手记中留下了印记。手记的第一本至第三本簿子涵盖了荒谬时期，也是加缪的创作初期，文字有时略显生涩，却也有许多灵光乍现的时刻。在此阶段，他草拟不少写作计划，留下众多书写练习并反复修正。几笔具代表性的事实纪录，例如“《局外人》写完了”（1940年5月）以及“《西西弗斯》写完了。荒谬三部完成。开始自由了”（1941年2月21日）。让今日读者好似穿越时空，回到这些决定性的时刻，感受到作家写下这些字句时那沉重又期待的心情。虽然无法断言《西西弗斯》写完时加缪提到的“自由”指的是随着第一阶段的完成，他的创作进入了旨在追寻自由的反抗创作阶段，抑或影射的是作家在密集工作之后重获自由的心情，但可以确定的是，加缪并未“开始自由”。此时的他流浪异乡、旧疾复发，加上来势汹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人能置身事外，写下“我反抗，因此我们存在”的加缪更不可能。这段时间大致为其准备《鼠疫》《反抗者》及其他反抗主题作品的阶段，此时期的手记充满了许许多多为准备反抗主题而做的笔记。其间，二战结束，但更多的不安动荡仍然继续。随着第六本簿子的结束，加缪进入了其创作的第三阶段，他在手记中写下：“1951年3月7日，《反抗者》初稿完成。前面两个系列也随着这本书，在我37岁时完成了。现在，创作可以自由了吗？”从他的文字，我们得以看出，他仍然期待着自由。在作家的计划中，本阶段是他终于允许自己表现较多的个人色彩，“可以用我的名字来发言”的时刻。然而，《反抗者》的出版引发了加缪和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而家乡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更逐渐陷入恐怖不安，加上许多其他公众及私人领域的原因，使得加缪的创作及人生的最后十年亦不安稳。然而，此时期的创作的确最贴近其内心最私密（但无关个人隐私）的情感，回归土地与其成长的根源，在艺术形式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较特别的是，越到后期，其手记中似乎有越多属于私人性质的笔记，以及为数不少的旅行随笔，记载了其在荷兰、意大利、阿尔及利亚、希腊、法国南部等地造访的经历。我们也能在其中找到关于未完成的《第一个人》之相关纪录。
除却内容、形式或功能性等细节，这部手记其实更是加缪面对世界的荒谬和己身的有限与脆弱，起而反抗并追求自由的最佳写照。在此，“正”与“反”之间的张力被有意识地维持着，智识上的思考与身体上的行为合而为一，经验与文字相互滋养平衡，在紧绷的张力中寻找统一性，这些努力正是加缪一生创作与生命历程的投射。阅读他的手记，我们不再由低处仰望顶着诺贝尔光环的加缪，而是──如同他所希望的──与他齐肩，看着他作为一具和你我一样的血肉之躯，一位不确定对错却坚持面对自己的勇者，一个完全活在其时代之中却不放弃追求自由的平凡人，一名离不开万千世界，心灵深处却渴望回归单纯宁静的母亲与大海的游子。他的不凡，在于他的勇气和意志力，永远尝试去了解而不妄下断语的自我要求，以及借由创作肯定人性价值并追求真理的努力。根据其记于1937年9月15日的笔记，我们可以看出加缪对自己生命以及自身艺术的态度：“好比搭乘那种长途夜间火车，在车上我们可以和自己对话，准备之后的行程，独处，用不可思议的耐心去爬梳那些念头，不让它们四处乱窜，然后继续向前推进。舔舐自己的生命，仿佛那是一根麦芽糖，塑造它，磨利它，爱它，又像在寻找最后那个斩钉截铁，可以作为结论的字眼、形象或句子，带着它出发，从此通过它来观看一切。”这段文字正为他的手记，也为其艺术、思想和人生做了最佳的注解。
（摘自《加缪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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