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丕烈舊藏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的身世極為傳奇，自明以來先後歸藏於明代羅氏、常熟歸氏、陶珠琳五柳居、黃丕烈士禮居、汪士鍾藝芸書舍、程文榮茹古樓。最終，在1860年燒燬茹古樓的江寧戰火中，十二卷宋拓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失去了蹤影，從此沉寂150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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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薛尚功編 黃丕烈舊藏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冊附啟功舊藏石印本1冊 紙本
29.7×4.5 cm
2018中國嘉德古籍隆重奉獻今季最重要的拍品——黃丕烈題跋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錢塘人薛尚功撰寫的金石學著作。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江州郡守林師說命人將書籍刻石二十四片置於江州公庫，由此，便有了宋拓石刻本流傳於世。因石刻拓本存世極為稀少，明代時《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拓本已不見於書目記載。鑑於此書石刻宋拓本之珍稀難得，黃丕烈在得到十二卷本時在卷尾珍重題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
關於石刻拓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最早的記錄見於南宋曾宏父《石刻鋪敘》：“《鐘鼎彝器款識帖》二十卷，定江僉幕錢唐薛尚功編次，並釋。起於夏，而盡於漢。……紹興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郡守林師說為鐫置公庫。石以片計者，二十有四。……金石篆隸，則此帖為備。” 宋亡以後法帖的刻石不存，有“入元毀以累塔”之說。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七
查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見有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記載，僅見明萬曆十六年萬嶽山人刻朱印本、明崇禎六年朱謀垔刻本、清嘉慶二年阮元刻本，以及若干明清抄本。
關於兩部明刻本的刊刻緣起，有一點值得注意。萬嶽山人序言中說：“《款識》一集，有鈔本無刻本。予深憫其傳之不博也。”朱謀垔在序言中說：“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鐘鼎韻》七卷。韻有刻本，傳世《款識》則尚功手書，為山陰錢德平秘藏。”由兩人敘述可知，萬嶽山人和朱謀垔在刊刻此書時都是依據抄本，並不知道還有宋拓石刻本傳世。
關於《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黃丕烈於嘉慶十八年(1813)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康熙九年黃公禾抄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上有題跋，此段題跋在《蕘圃藏書題識》中有著錄。
黃丕烈認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以宋刻本為最佳。在兩種明刻本中，朱謀垔刻本要遠勝萬嶽山人所刻朱印本。同時，黃丕烈記錄了自己新得到十二卷宋石刻拓本的情況：
“……昨歲得石刻殘本，取校此本獨勝。急覓朱本一對，無有也。……餘藏石刻殘本，少一至六，又十七、十八共八卷，既無石刻，則朱本可據，因志原委如右。復翁記。”
結合上述黃跋推測，黃丕烈大概是在嘉慶十七年（1812）的年初得到此十二卷宋拓本的。他於壬申（1812年）除夕前六日在拓本二十卷卷尾題跋：
宋石刻江州公庫本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於餘。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餘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復翁。
黃丕烈題跋
從黃丕烈題跋、拓本鈐印以及藝芸書舍的木匣可推知，此本曾經歸朝煦、陶珠琳五柳居之後到了黃丕烈士禮居，之後歸藏汪士鍾藝芸書舍。再之後的去向，則要從各家的題跋中去尋覓蹤跡。
國家圖書館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清阮元刻本，有朱善旗題跋，作於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二月十九日。
在這段題跋中，朱善旗記錄了同郡程文榮收藏有黃丕烈舊藏的六冊十二卷宋石刻江州公庫本。程文榮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三月攜法帖的第十九、二十兩卷拓本（即第六冊）到京城，朱善旗借觀，將十二卷拓本的源流及黃氏題跋記錄在阮元刻本之首，並將宋拓本二十卷卷尾的十行題名補錄在阮刻本之尾。並鈐“朱善旗借觀記”朱文印於拓本二十卷卷尾。
在朱善旗借觀題跋的同時，葉志詵（清代學者、藏書家）也在京城，此兩卷拓本也曾經過葉志詵之手，並於道光戊申（1848）春三月朔日題跋於此部宋拓本二十卷卷尾。
揚州圖書館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明朱謀垔刻本上有王憲成、朱善旗題跋，朱善旗題跋作於清咸豐三年（1853）癸丑春暮既望。此時，太平軍已經攻陷江寧，身為江寧府北捕通判負責守城的程文榮已經遇難殉節。朱善旗題跋時還不知道這個慘烈的消息。他在跋文中擔心“惟金陵尚未收復，不知蘭川與石本如何下落，為之遠想慨然。”
茹古樓在程文榮殉節後於咸豐十年（1860）毀於太平軍戰火，此十二卷拓本就此沉寂，不知所終。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一
進入二十世紀，在民國以來多家金石學著錄中，都有關於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記載。但是涉及到黃丕烈舊藏十二卷本時，卻未有一人親眼得見。關於黃丕烈藏宋拓十二卷本的描述，每一筆記載都像是講述一個傳奇故事，始終無人得見石刻拓本的廬山真面目。
1929年9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整理北京午門城樓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時，在書架上發現了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三葉殘片，之後又購得十六葉。這十九葉殘紙的內容，屬於十三、十四兩卷。史語所的徐中舒先生先後撰寫了《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兩篇跋文。史語所之後又將殘紙和跋文集合起來，用珂羅版精印一百冊傳世，由此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再次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三
徐中舒指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墨拓本在明代已難得完本，石刻拓本之珍稀由此可見。他在跋文中將嘉道以來見於著錄的石刻拓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首次彙集列表。
1.歸朝煦藏石本——見玉海堂本孫星衍序。
2.黃蕘圃藏殘石本共十二卷(缺一至六，十七，十八，共八卷，)——見蕘圃藏書題識。
3.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見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4.吳大澄藏宋拓殘石本——見前塵夢影錄江標註。
5.朱為弼得高氏清吟堂舊藏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種——見石廬金石志。
6.林鈞藏宋刊殘本十七，十八兩冊——見石廬金石志。
由於徐中舒所列舉的六項墨拓本，他本人於其中的每一項都未能親眼得見。所以關於此6項的列舉其實是有重複。其中第1、2、3項實為一種，即嘉德秋拍黃丕烈舊藏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六冊十二卷本。第4、5兩項實為一種，此宋拓殘本今存上海圖書館，僅存法帖二十八葉。第6項林鈞所藏宋刊殘本十七卷、十八卷兩冊，實際原為一冊，後被拆分為二，今分藏於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和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圖書館。
容庚先生在1933年發表的《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述評》一文，談到薛尚功書石刻拓本在明代已少流傳。其石刻本流傳者，“如黃丕烈藏十二卷（缺一至六及十七、十八共八卷），見於《蕘圃藏書題識》；翁方綱見第十八卷殘拓本”，他都未能得見。
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先生於1989年發表文章《記所見薛氏鐘鼎款識原石宋拓殘本》，詳細敘述了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社科院考古所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三家館藏的四種《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並詳細介紹了各本所錄的金石學內容。可惜的是，王世民先生對於黃丕烈藏十二卷本依然是未能得見，只能一筆帶過。
根據徐中舒、容庚、王世民三位學者的嚴格考據歸納整理，可以確定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目前存世可見的僅有五種：
嘉德秋拍本：
1.即黃丕烈舊藏宋拓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六冊十二卷本（含7、8、9、10、11、12、13、14、15、16、19、20卷）；
社科院考古所圖書館藏一種：
2.《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十七卷》殘本；
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兩種：
3.《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十八卷》殘本；
4.《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頁》一冊（含19葉）；
上海圖書館藏一種：
5.吳大澂舊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頁》一冊（含二十八葉）。
如果能夠將社科院考古所十七卷本和中研院圖書館十八卷本複合為一冊，加上嘉德本的六冊十二卷，那麼這套宋刻宋拓孤本從第七卷至二十卷便是完整，僅缺卷一至卷六的三冊。近百餘年的學術謎案，也就此終於可以釐清。
遙想1860年江寧府的戰火，誰能想到在茹古樓的烈火中消逝了一百五十餘年的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竟然會在2018年的秋季再次重現世間。這件被黃丕烈贊為“稀世之寶”的宋石刻本，竟然能歷經劫難倖存於世，讓人不禁讚歎上天有好生之德，這歷經千年的寶物，冥冥中確有神靈在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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