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給大家推薦一部紀錄片《出·路》。
它沉重、殘酷、卻真實，
農村孩子、小鎮青年、都市少女，
三個不同的階層
三條不斷尋找人生出路的成長軌跡。
我們看到了光速前行，
卻正陷入摺疊的中國。
如果就這樣繼續摺疊下去，
你會在哪一層？
你的孩子又會在哪一層？
知識還有改變命運力量，
還能打破板結固化的階層壁壘嗎？
山村女孩馬百娟
2009年
甘肅白銀市會寧縣，野鵲溝小學。小如棋盤的教室，只有一塊黑板，四面白牆。
“上學要打工，不上學也要打工，為什麼要上學？”那是馬百娟父親的看法。後來拗不過校長的勸說，才放10歲的馬百娟來野鵲溝小學上一年級。
老師也只是個識一些字的農民，他常用摻雜著西北黃沙味道的方言：“馬百娟你來讀一下。”馬百娟讀著課本，眼睛都是亮晶晶的笑，像是外國孩子在教堂唱詩。
雞蛋、文具、牙膏，野鵲溝唯一的雜貨鋪什麼都賣。，自動鉛筆的筆芯，一盒五毛，兩本能寫寫畫畫的大數學本，一共三塊二毛錢，馬百娟小心地遞給老闆一疊皺巴巴的紙鈔，又小心地把筆芯和數學本揣進書包，對她來說，這就是最甜的糖果。
裝上新買到的自動筆芯，馬百娟在作文裡寫，“長大後去北京上大學，然後去打工，每個月掙1000塊，給家裡買面，因為面不夠吃，還要挖水窖，因為沒水吃。”有必要提一下，因為缺水，野鵲溝的人一生只洗兩次澡。
2012年
三年後，靠著低保和大哥打工攢下的錢，馬百娟一家人搬到了寧夏中衛，這裡有水，有電，有飽飯，是馬百娟小時候一直渴望的“好日子”，她卻不能再上學了。
她轉學的水車小學老師，在做著最後的努力，說馬百娟按時交作業，學習也很努力，被馬百娟大哥輕飄飄一句“純粹不想念了”，擋了回去。
輟學的馬百娟，在中衛的街頭遊走，尋找著自己的一席之地。一間酒店的招工信息“工資1000多塊”，又讓她燃起了當時寫在作文裡的夢想。
但這夢想很快熄滅——“你能做什麼？”“我能掃地。”“這裡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掃，前臺需要會使用電腦，你會嗎？”
從酒店走出來，她又把目光投向了一家德克士，至於求職結果，紀錄片中沒有明說，但看到馬百娟垂頭沉默的樣子，我們心裡都有了答案。
2014年
這次，馬百娟的父親不讓導演繼續拍攝了，因為馬百娟嫁人了，並且已經懷孕。她父親對著鏡頭說：“女娃娃現在是別人家的人了”。
攝製組幾經交涉，她父親讓了步，讓攝製組拿出兩萬塊，就可以繼續拍攝。
馬百娟，一個16歲的少女，像無數農村的婦女一樣，挺著肚子，談論即將出世的孩子、洗尿布的方法和丈夫的收入，還有隔壁的家長裡短，閒言碎語。
16歲的馬百娟，嫁的人，是她的表哥。如今她在表哥的陶瓷廠工作，日復一日吸著粉塵，陶瓷廠就在她當年退學的水車小學隔壁。
從一開始，馬百娟的父親，就已經對她的一生蓋章定論，“除了嫁人，再沒有別的出路。”兒時那雙亮晶晶的眼，寫下的關於北京、關於大學的夢想，如今看來，更像是兒時不知深淺的囈語，遙遠而模糊。今後，也許連一絲痕跡都不會留下。
北京少女袁晗寒
2009
馬百娟夢想中的北京高校，在17歲少女袁晗寒看來，沒有意義，所以放棄。
在北京家中的鞦韆上，她晃盪著，對著鏡頭反覆說，“你告訴我，你有幾個十六歲？”在她看來，人生最美好的花季，浪費在上學這麼枯燥的事情上，實在暴殄天物。
她辦理了輟學，騎著自行車，轉悠到南鑼鼓巷，一眼就看上了一間鋪面，租金兩萬。她租下了這個鋪子，準備開一家小酒吧，因為“我媽老說，她想開一個小咖啡館，”
說起酒吧的未來，她的夢想僅僅是，“不會餓死就行了。”和她對比鮮明的，是父母的想法，“就當給她交學費了，打水漂也沒關係。”
她去商店裡買來38塊錢一桶的棗苗牌凝膠，穿著自己的名牌裙子刷牆，開業那天，這個小咖啡館的門口，已經被漆成了大象巴士，她打開了JVC的音響，擺出“open”的牌子，把特質的葡萄奶擺在顯眼的位置。
2012
三年後，袁晗寒已經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就讀藝術方向的碩士，至於南鑼鼓巷的小酒吧，沒開多久就倒閉了。
全世界的頂級學者和藝術家，來這裡講學、開講座，但袁晗寒並不關心，她在閣樓上自制捲菸，關心這些捲菸能不能幫她穩定情緒。
經常，她會約朋友去閒逛，在席勒和歌德的雕塑下，喂喂鴿子，聊聊攝影、時尚、奢飾品還有愛情。她說，這也可以幫她穩定情緒。
2015
袁晗寒從德國回來，去了上海餘德耀美術館實習，之後，她在北京註冊了自己的藝術品投資公司。像當初那個小酒吧一樣，家裡人並沒有指望她事業成功，她自己喜歡就好。
讓袁晗寒享受的是，自己正在“做事情”，她反覆告訴自己，也告訴鏡頭，“我覺得自己做的事兒還算有意義吧”。
但和手下的員工不同，她並不是很關心業務，她希望通過這個公司，多認識點朋友，父母的人脈她覺得太“古板”，反正對袁晗寒來說，開公司，就像當年兩萬鋪租開個店一樣，試錯成本很低。
小鎮青年徐佳
2009
在袁晗寒和馬百娟之間的徐佳，更像是這個國家的大多數少年，無需擔心輟學，但也沒有那麼多的路可以選擇。·
復讀了一年，高考分數出來時，徐佳感到頭疼欲裂——和第一次高考分數完全一樣的497分，沒過當年湖北的二本線。因為父親的遺願是家裡出個大學生，徐佳選擇第三次高三，也就是俗稱的“高五”。
兩次高考失利，給他留下了嚴重陰影，常常冒冷汗，手發抖握不住筆，面對鏡頭時，他仍是條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嚴重時，他說自己想過去死。
母親用簡單的想法支持著他， “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憑高的，不要低的。”親戚們的安慰也顯得樸素，“你好好努力，別有什麼思想包袱。”
對徐佳來說，高考基本就決定了命運，他沒有選擇，也不可能沒有思想包袱，只能帶著恐懼、不安、緊張和希望，第三次走進了高考考場。
2012年
第三次高考沒有出什麼意外，徐佳考進了湖北工業大學，在同學中，他年齡差不多是最大的。
大學四年匆匆而過，畢業季到來，徐佳在互聯網上海投了簡歷，反饋寥寥。終於有家公司通知他去面試，他不敢怠慢，重金投資了正式的襯衫西裝皮鞋。
幾經輾轉，徐佳把自己“賣給“了中電技術——工作難找，徐佳和他的同學們沒有太多選擇，也算安了母親的心，就是“簽了合同之後，有點不踏實……”
也許徐佳已經隱約有了感覺，接下來他要面臨的種種，遠比三次高考還要困難，比如戶口、房子、車子、還有遙遠但現實的孩子……
2018
一直到電影結束，徐佳都在當初的電力公司工作。
工作、結婚，這個農民工的孩子，如今，他在武漢有了房，有了車，終於站穩了腳跟，勉強擠進了城市中產的隊伍，足以讓母親在村裡人面前挺直腰板，在老家誰提起徐佳，都要誇一聲徐家祖墳風水好。
被問到階層的差距，三個人的回答各不相同——
馬百娟沒有說話，看向既是自己老闆，又是自己丈夫的表哥，一臉茫然。
徐佳無奈又堅定地說“我現在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存在，但我會努力去改變。”
袁晗寒則認為只有財富差距，沒有什麼階級之分，因為人格是平等的。
這不一定是徐佳奮鬥的終點，甚至還遠未到達袁晗寒的起點，但徐佳卻是這三個人中，唯一一個被教育改變了命運的人。
山村女孩馬百娟，小鎮青年徐佳， 都市女孩袁晗寒，三個毫無交集的人生，融合成了一個正在摺疊的中國——普通人經過自己的努力奔跑，雖然也可能實現階層的跨越，然而階層的傳遞始終佔著大比重，大概率，難以逾越。富人愈富，窮人愈窮，能夠衝破這一切，改變命運的，只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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