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往事(26)
一
从我记事起，村里就实行农业合作社。全村为一个大队，又分为六个小队，每个小队十二三户人家。我家在第四小队，小队长就是我父亲。
选我父亲当小队长是有原因的：父亲是个木匠，经常到邻村给人家做家活，挣点钱养家口，惹得社员们都眼红：我们每天饿得头昏眼花，才挣十个工分，值几分钱，你凭啥顿顿好饭，一天就挣一块多？咋回来给咱把家当上，一个锅里搅稠稀吧。
憋了一肚子气的父亲在家里蒙头睡了三天，社员们乐得在自留地里忙活了一阵子。可别小看这自留地，那可是队里按人给每户分的“救命田”，虽然少得可怜，但一到自家名下，人们就拼命在地里抱挖。苦不枉受，地不瞒人，自留地里的庄稼疯长，集体地里的禾苗却荒芜得不像样子……
每天早晨，太阳照亮了山头，勤劳的父亲挑水把院子的菜畦浇保墒后，朝对面山上住的社员们高声呐喊：“背掌湾锄谷子喀喽——”
小队长不发令，社员们不出工。父亲扯直嗓子喊了三遍，大伙还是赖在家里不起身。我那时正值小学放暑假，常跟父亲到山里砍柴。父子俩到了背掌湾，已是大半早上了。父亲望着地里稀稀拉拉的谷苗抽闷烟，又帮我砍柴，嘴里狠狠骂着：鬼孙子们，饿死也活该。这时，社员们才三三两两，蔫头搭脑来到地里，一屁股坐下又歇半天，而后跟在开畔的父亲身后，有气无力地锄起地来。自留地里逞英雄，集体地里磨洋工。农业社，烂摊摊，精精捉憨憨。大伙心里明白：这大锅饭，人心涣散，实在没个奔头，可又有啥办法呢？锄着锄着，大家忍受不了山野的寂静，有人便唱起了信天游。穷欢乐，富忧愁，受苦人不唱怕个球。唱《小寡妇上坟》，唱《光棍哭妻》
……
青天蓝天老蓝（噢号）天，
杀人的老天不眨（噢号）眼
……
粗犷而悲伤的歌声在山峁间弥漫开来，背掌湾顿时充满了凄凉的气氛，人们心里一股难以抑制的辛酸也随之升起……
二
民以食为天。
在我的记忆里，是“两杂两薯”（杂交玉米、高粱、红薯、马铃薯）救了陕北人的命。在苍凉、枯焦、干旱的陕北地皮上，“两杂两薯”这些粗糙而耐旱的作物硬是扛了过来，成了受苦人填肚子的主要食物。特别是马铃薯（俗称山药蛋），还被编到歌里呢：“山药宝蛋蛋，哎嗨哟，人人都喜欢，全国人民齐劳动，大张旗鼓闹生产。”
瓜菜半年粮，抱下山药心不慌。有些饿极了的人们睁大眼睛满世界搜寻能吃的东西，偷糜子掐谷穗的事时有发生，村中小土窑的山药蛋经常在半夜三更失盗，失主家的婆姨娃娃捶胸顿足，嚎天哭地，实在恓惶。
那时候，上头忙着闹“文革”，争权夺利，下面忙着填肚皮，爬山上树。野菜吃完了，就吃树叶，树叶吃完了，就吃树皮，人们饿得一塌糊涂，整个村子笼罩在饥饿的阴影里。
一天晚上，父亲又召集社员们开会去了，我坐在炕上的煤油灯下写作业。很晚了，父亲才回来，长长叹了一口气，悄悄说，又给每户分了点地。母亲慌了，那上面知道了还了得？父亲说，总不能眼看着饿死人，走一步说一步……
“四小队分地了”，几天后，这惊人的消息传开了，闹得村里风一阵雨一阵。奇怪的是，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原来，其他小队也心照不宣，纷纷效仿，都偷偷给每家又划了一份自留地。好在山高皇帝远，中国地盘这么大，上面再严厉的号令，传到穷乡僻壤已是声威疏淡，旋到山峁沟壑，更是寻找不着。老百姓可不管什么这思想那主义，只认吃饱肚子这个理。两耳不闻村外事，一心只种自留地，世外桃源一般。父亲正值壮年，有的是力气和汗水，粮食比别人家打得多不算，冬时闲月仍操旧业挣外块：给村里出嫁的女子做箱子，给垂暮的老人做棺材、、、家里虽然饭食不好，但从没断过顿，以至于我上高中时经常背着令同学们羡慕的黑面饼。听说，四川饿死人了，甘肃也饿死人了，可我们村除了外流的两家外，人们全都活得好好的。大伙嘴上不敢说，心里明白：这日子可全都沾了自留地的光。
三
穷归穷，饿归饿，受苦人的日子照样过。农人们依然有说有笑，活得有滋有味。
一年里，婚丧嫁娶，赶集遇会，没两件见人衣裳是不行的。婆姨女子们冒着中午毒辣辣的日头掏药材，卖了药材扯布料，缝新衣。什么凡立丁、的确良、条绒布在那时是很时髦的。穿得好来走得快，肚里装些酸白菜。物质生活的匮乏掩盖不了精神生活的色彩，苦难、苍凉的环境显现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张扬着火热的激情与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正如陕北民歌唱的那样“麻汤饭和小蒜，香得老婆打老汉”，“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你穷”……
过年了，虽没啥好吃的，但家家户户的卫生是要打扫的，村里的秧歌是要闹的。早早地，年轻人们就在村中山门滩寒冷的公窑里点起煤油灯，吹拉弹唱排节目。秧歌一般在正月初二开始，要闹三天。大秧歌、小场子，红火热闹，陕北说书、道情剧，好戏连台。每当此时，我们可爱的山门滩就成了村人们狂欢的大舞台，那些终日在山里劳作的受苦汉，人人都是闹秧歌的好把式，老汉汉猴娃娃们也在伞头的带领下一起上场，扭呀唱呀，抒发闷在心里的那种愁苦、悲凉和激情，宣泄心头的苦难和万种情意
……
正月里冻冰立呀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哟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那哈，
想起我的哥哥谁知道。
……
在激越的锣鼓唢呐节奏里，在嘹亮的秧歌旋律中，跳跃着一种旷世的痛苦与柔情，令人身不由己地进场扭起来，舞起来，唱起来，呵，这醉人的陕北秧歌，它是粗犷的，像汹涌的江河激情张扬，有一种撼动人心的洒脱。它是细腻的，像和煦的春风拂过心头，慰藉着心酸的泪水和苦难的灵魂。每当此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总是在秧歌里舞蹈着，旋转着，特别是看到场外父亲日渐苍老的脸上露出终年少有的笑容时，不禁热泪盈眶。乡亲们整个精神世界和灵魂，似乎注入了无尽的激情与欢乐……
四
转眼间到了七十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6年的春天。
上面的政策有些松动，人们的生活越发活泛，不但可以放开手脚种植经济林，还可以大胆养猪拦羊，喂兔喂鸡，甚至，冷落了多年的集市贸易也热闹起来。又是从我们四小队开始，给每户划拨猪地兔地。过了一段时间，一看上面没啥动静，一咬牙，每家又多了一块副食地。
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在暗地里偷偷地进行着，是在老百姓强烈愿望的驱使下演变着。自留地的空前扩大，集体地的日益缩小，使父亲这个小队长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再也不用我吼喊了，父亲说，没一个懒汉，个个都是劳动模范。集体地里三天两头去一回，人们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积极，农人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地里下苦力。说来也怪，集体地里的庄稼也不再偷懒，长得满有样儿。
没有不透风的墙。邻村的乡亲们看到我们村的人活得有模有样，有吃有穿，先是疑惑，继而醒悟：原来都是在土地上捣的鬼。于是，纷纷划分自留地，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啊，多少年来，乡亲们总以为只要勤劳就能改变贫穷命运，改变村庄历史，然而事与愿违，现在，人们隐隐感到，终于寻找到了一条能过上好日子的阳关大道。
这种胆大包天的做法终于惊动了县上。1977年冬，县上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了邻村张家沟。大难临头，人心恐慌，村人们不知如何是好。谁知那工作组不但没有召开批斗会，而且在一夜之间把全村划分成父子一组，兄弟一伙的作业组，叫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天啊，这不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吗？这种顺天理，合民意的做法一下成了爆炸性新闻，喜极而泣的村人们奔走相告，热血涌动，欢欣鼓舞，有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在公社中学教书的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们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与安徽小岗村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的。
第二年春天，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公社展开。时来运转，又逢风调雨顺，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起早贪黑，精耕细作。人勤地不懒，当年粮食大丰收。到今天，有线广播里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神州大地。
那些年，村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家户户粮食打得大囤圪堆小囤满。特别是历来金贵的小麦成了村里的主导作物，稀罕的大红苹果成了主要经济来源。玉米面窝窝，两面馍仅简单过渡了一下，就进入了大米白面的新时代。人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父亲脸上经常露出欣喜的笑容，逢人就说：共产党咋想开了，受苦人咋有活法了……
家中有粮，手中有钱，农人们开始干大事业了：修新窑，盖新房。三眼石窑一线线，新门亮窗独院院。受苦人一生的追求和梦想，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女子们订婚开始时兴那“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只要将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准备妥了，娶个媳妇一般不会有啥问题。
要想富，先修路。八十年代初，乡上到村里简易公路修通了，两年后又通了电，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进了普通百姓家，山区人民的生活终于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者简介： 耿永君，男，陕西绥德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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