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後，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做了重要的思想動員和準備。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當時在南京大學任教的哲學教師胡福明。
40年後，《中國報道》記者在胡福明位於南京市馬鞍山路的家中，對他進行了專訪，聽他回顧這篇“石破天驚”的文章出爐的前前後後。滿頭銀髮的胡福明已經83歲了，2000年他從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任上退休，如今雖然腿腳不便、視力不好，但他仍然關注國是要聞，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
發出時代和人民的呼聲
“文革大革命”嚴重地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打亂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正常進程，更禁錮了人民的思想。“我寫文章的初衷，就是想否定‘文革’，我們需要改弦更轍、撥亂反正。可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時代的產物，是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也是人民的呼聲。”胡福明對《中國報道》記者說。
1976年，當時文革剛結束，胡福明認為，中國面臨歷史的偉大轉折，舊的理論和指導思想需要否定，要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知識分子，我問自己我能做些什麼？我覺得在歷史的偉大轉折中，可以在思想理論方面做一點工作。”
胡福明1935年出生於無錫一個貧困農民家庭，他記得小時候每年春天來臨時，家裡青黃不接，只能靠野菜拌著一點米糠過日子，到了夏天就主要靠吃南瓜充飢。1949年4月，無錫迎來了解放，胡福明也參加了革命，在9月份入了團。1952年，胡福明考取了無錫師範，那時在師範學校讀書不要學雜費、書本費、住宿費，“伙食非常好，晚上還有電燈看書。我感到非常高興，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好日子，因此我讀書非常用功。”
1955年，師範春季班畢業了，胡福明也入了黨，被分配到江蘇省總工會工作。在那裡，白天工作，晚上幾乎都在讀書，但他覺得知識還不夠。1955年五六月份，國家當時正進入經濟建設的新時期，要培養人才，鼓勵機關裡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幹部報考大學。胡福明報名了，並在8月下旬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入學後拿到了全額助學金。北大中文系當時下面有兩個專業：一個是漢語言文學專業，一個是新聞專業，胡福明選擇在新聞專業就讀，也去旁聽哲學系的課，開始認真閱讀實踐論和矛盾論。1959年夏天，胡福明從北京大學畢業，經學校安排在中國人民大學讀了3年的研究班。研究班畢業後，胡福明到了南京大學工作，主要任務是教哲學。
“我是黨組織一手培養出來的，這是真心話。因此作為知識分子，我要有骨氣和擔當，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胡福明說。
1976至1977年，胡福明在南京大學學報上連續發表4篇文章，批判“文革”的錯誤主張。“中國主要的任務就是搞現代化建設，不能再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這是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他說。
也是在這個思想主線下，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誕生。
“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1977年8月份，胡福明從南京大學南門的郵局向《光明日報》寄了一篇稿子，就是後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初稿。
“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文章呢？那時候所謂的‘天才論’‘頂峰論’仍然是理論界的指導思想，在1977年初的時候，‘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曾聯合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胡福明說，他是學新聞出身，馬上意識到這代表了當時的主要指導思想，“我覺得要從思想上批判和否定這種理論。”
1977年5月，江蘇理論界在省委黨校開了一個理論討論會，胡福明發言說，“唯生產力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光明日報》記者王強華曾就此向他約稿。“我在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後，就想到了王強華。那時候也不敢寄給《人民日報》，那是中央機關報。”他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文章寄出去後，直到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報》才回信了，寄來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樣，還有王強華的一封信，信上說“這個文章要說什麼，我們知道；要用，請你做些修改，不要讓人產生馬列主義過時論的感覺”。修改寄出後，王強華後來又來信對文章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更貼近現實，更有戰鬥力。
1978年4月，胡福明去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召開的全國哲學討論會，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強華就把他接到了光明日報社，見到了《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還有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教授孫長江。楊西光拿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說，這篇文章本來要在《光明日報》4月2日哲學版刊出，我看後感覺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學版副刊發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要討論這篇文章如何修改。
大家紛紛提意見，主要是文章要講究戰鬥性，要更尖銳，同時還要穩妥，不要給人家抓住“小辮子”。於是在哲學討論會期間，胡福明白天參加討論，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報》的工作人員開車把修改後的文章拿到報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樣送過來，這樣來來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這篇文章，楊西光、馬培文、王強華、孫長江、吳江等人都花了很大力氣，所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胡福明說。
人民出版社《1977—1988 實現轉載，打開新路》一書透露，1977年4月27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定稿曾送胡耀邦同志審閱。
臨近五一勞動節，楊西光又來看胡福明，跟他商量用“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胡福明當即就同意了。“只要文章發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達到了。胡福明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特約評論員’分量就會不一樣了，達到的影響和效果顯然會不同。”他說。
“五一節前，我回到南京。有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在做早飯，聽到中央人民電臺播出《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標題比原來多了‘唯一’二字。我很高興，這個文章經過這麼長時間終於發出來了。”胡福明說。
掀起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發表後，新華社當天向全國播發了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第二天也轉載了，許多省級報紙也進行了轉載。實際上，為了擴大影響，在《光明日報》刊發前的5月10日，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也全文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文章雖然未點名，但明眼人都看得懂，字字直指“兩個凡是”，其帶來的震動和影響可想而知。“有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政治上的問題很大，它是‘砍旗的’，是砍毛澤東思想旗幟的。”胡福明對《中國報道》記者說。於是，剛開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下子又被壓下去了。
“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出來講話了，他說本來沒有注意到這篇文章，文章發表後引起紛紛議論，才拿來看了看。他說這篇文章講得很好，沒有錯誤觀點嘛。”胡福明說。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態度鮮明地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6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以“鄧副主席精闢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為通欄標題，《解放軍報》頭版用套紅標題，報道了鄧小平的這次講話。6月6日，兩報在頭版全文發表了講話。8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負責人時說，“我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駁不倒的”。
“真理標準大討論又重新開始了，這個討論的規模是全國性的，各省份的主要領導，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中央各部門的領導等幾乎都進行了表態發言，全國廣大幹部、知識分子，特別是媒體積極投身於真理標準大討論，報道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消息，連工人農民都參加了。”胡福明說，這一次大概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12月18日—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全會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才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我已經老了，83歲了，已經做不了多少事了，我的眼睛看不清，腿腳不方便，靠老伴兒給我念文章、幫我寫字。我現在潛心研究的就是一個題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研究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要求是什麼，怎麼實現、怎麼發展。”胡福明對《中國報道》記者說。
採寫：《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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