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年華》評介10：馬昌海：《敕勒川年華》讀後散論六則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因——《敕勒川年華》讀後散論之一
馬昌海
馮慶同教授所著《敕勒川年華》，描述了一群“文革”前重點中學的男女知青，在內蒙古西部土默特左旗下鄉插隊的蹉跎歲月。
為什麼要開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種意見認為其動因主要還是經濟因素。另一種意見認為是政治因素在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經濟動因
在我國，隨著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了絕對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過發展個體經濟、私人經濟、小集體經濟的就業渠道被堵死。城鎮就業政策對勞動力實行統包統配，但國家即統不了也包不起，許多人只好消極等待，而許多行業又有待開發。這就造成了有人無事幹，有事無人乾的不正常現象。
從產業結構來看，優先發展重工業、高積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鎮的就業容量。在產業的關係上，重生產，輕流通、輕服務，片面強調城市的生產性質，導致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甚至停滯、萎縮，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對人口的吸納能力。錯誤的人口政策使中國多生了數億人，當今中國的勞動力總額為十億人，而整個歐美的勞動力總額才7.3億。
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本來就很低，大躍進和“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更加劇了經濟的停滯和破壞，城市中多餘的勞動力，只好被送往更貧窮落後的農村和邊疆，以緩解城市的財政和就業壓力。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世界各國加速城市化進程的時候，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大批知識青年送往農村。
1963年，中央召開了全國六大行政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總理指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編制出15年的安置規劃，今後18年內，要有3500萬知識青年主要採取插隊的方法到農村去。
1964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式發佈《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動員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即使沒有“文革”，大批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鄉的。
1968年，中國已經積壓了1250萬“老三屆”中學生，其中家在城市的有400萬人，顯然不可能短期內在經濟狀況下滑的城市裡就業，他們只能分散到廣闊天地去。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動因
“文革”開始兩年後，數百萬正處於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狀態下的中學生們在城市裡無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也就日益成為城市裡的一個不安定因素，成為學校恢復教學和招收新生的障礙。更有一些紅衛兵組織，依舊鬧派性、搞武鬥、製造事端。
從1964年起直到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帶著一種強制動員性的政治涵義，是一條促進青年革命化、在“大風大浪”中鍛鍊成長以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光輝道路，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反對修正主義和防修大業”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
法國學者潘鳴嘯認為，知青運動的根本動因，源旨建國後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政治關係。不然，何以解釋當年在校的“老五屆”大學生，也全部被趕往軍墾農場？何以解釋知青下鄉後的第二年，大中小城市均開始大量招工？北京1967屆的中學生，大部分都奔赴內蒙古、山西、陝西插隊。而他們到了山西后卻發現：山西本省的1967屆中學生大都進了本地工礦工作。
潘鳴嘯認為，20世紀60年代末知青大規模下鄉運動，源起於政府高層的四種動機。這四種動機基本上屬於三大類型：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的思想及消除社會分工)；政治動機(恢復社會秩序並強化最高領袖的魅力)；社會經濟動機：一是積極的(發展農村和邊疆地區建設)，另一是消極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長和解決失業問題)。用簡單的經濟利益來解釋這種反文化反教育的政策，肯定是本末倒置的。
也有學者認為，意識形態使黨和政府自封為萬能救世主，決不能容忍存在失業。一旦出現了失業，就不是面對而是習慣性掩蓋。“文革”三年使得生產日益萎縮，政府財力日蹙，應付“吃飯財政”尚不及，不可能通過投資擴大內需提供職崗。同時，大學停辦，高中不招生，而數屆積壓的中學生嗷嗷待崗，必須安置，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情急之下，只能利用“領袖魅力”先送他們下鄉“就業”，既顧了政治上的面子，延續意識形態神話，也顧了經濟上的裡子——遮掩無法安置就業之實。一場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當然是政治經濟及時勢等諸因之合，單因釋源難免顧此失彼。
知青與農民的關係——《敕勒川年華》讀後散論之二
馬昌海
很多親歷者認為，上山下鄉多少彌補了知青們所受教育的不足。他們的偏執、狂熱，是在那些偏避的鄉村，在那些寬容、求實、生命力頑強且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中間逐漸冷卻下來的。他們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種嚴酷艱苦的環境中，得到了一些糾正和改變，中國農民真誠、善良、淳樸、堅韌的優良品質，對知青們的心靈無疑有著淨化作用。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越是偏遠的鄉村，其遭受政治風浪的波及就越少，那裡人們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態。這是在扭曲的時代裡才特有的一種糾正。
然而，有些實際情形卻往往是，知青一旦嵌入農民群體就會自動流於邊緣，處於被漠視的狀態。農村多為同姓村，本來就排斥外姓，對精英知識的需求度較低，再加上來自不同地區的知青在語言和習慣上的差異，使他們經常成為強加給農民的不中用的“過路客”。相對而言，內蒙古的農牧民還比較好客。比如《敕勒川年華》裡的老鄉們。
城市知青對人口嚴重過剩的鄉村更是沉重的負擔，實際上就是與農民搶飯吃，使農民的生活狀況更加惡化。而實際上，多數插隊知青的勞動所得也根本無法自給。知青不懂農業常識，常常鬧出很多笑話，最終還可能引起某些鄉民的嘲諷甚至敵視。知青在與當地農民的相互摩擦中曾發生過不少悲喜劇。有些農民也覺得，我們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茲，你們這些城裡的孩子來到這裡受了點苦有什麼？難道你們就天生命貴嗎？而當年的農民子弟，也沒有不想脫離農村進城的。
城市知青們到農村，不僅可以享受國家調撥的安置經費及下鄉第一年的糧食補助、生活補貼，而且擠佔了眾多農民子弟及回鄉知青招工、招兵、上學、提幹的名額和機會，對農村青年來講，這更是一種天生的不平等。當然，也有一些回鄉知青和鄉村幹部的子女借知青返城的機會搭車，同知青們一起進工廠當了工人。然而，同1962年以後下鄉的城市知青相比，農民及回鄉知青在家鄉農村勞動的年月是不予計算工齡的。
這樣一場長達20年，涉及到數千萬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帶著一種濃厚的民粹主義反智色彩。在一味美化勞動人民的社會氛圍裡，農村落後的傳統文化習慣勢力與現代文明之間發生對立，有些素質低下的鄉村幹部對知青的歧視會引起知青們的反感和不滿，有些沒有文化的農民對知青的疑忌、戒備、排斥心理及偏見也使知青們在現實面前感到失望和迷茫。知青也看不慣一些農民的自私、狹隘，消極怠工，保守落後和不講衛生。
更有甚者，有的知青到農村後，突然擺脫了以往在城市裡所受的管束和紀律規範，其人性中不道德的一面惡性發作。他們在農村偷盜生產隊集體和農民的私人財物，不把農民當人，還與農民發生打鬥。
在下鄉之初，更有人甚至將城市“文革”中那一套階級鬥爭的方式帶到農村，參與派性鬥爭，在民風淳樸的農村搞極“左”的一套，更引起當地農牧民的鄙視、反感和報復。還有知青捲入了當地爭奪生態資源及宗族、民事糾紛，傷人害己。《敕勒川年華》中的趙小駒覺醒之後，在道德良心的驅使之下，對自己因幼稚無知而犯下的錯誤，有過歷經30年的煎熬而遲來的懺悔。
構建“文革”創傷的意義在於，它可以讓中國社會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有一個自我洗滌的機會，也可以幫助更多的公眾建立道德責任感。構建創傷記憶，對於社會來說，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它教育公眾如何辨認出人類苦難的存在和根源，如何擔負起一些重責大任，如何重新界定他們正義公正的群體關係。回顧過去是為了重新開始。
“文革”的災難發生在50年前，我們今天構建“文革”的創傷記憶，不是為了沉溺在往日的痛苦回憶中，而是為了重新開始。是為了讓廣大公眾得以參與他人的痛苦，擴大社會認同和同情的範圍，以便開創一個能實現新的社會團結的未來。
知青的道德自律與性知識啟蒙——《敕勒川年華》讀後散論之三
馬昌海
“文革”前學校中近乎禁慾主義的管理和教育，以及當時媒介“淨化”的宣傳，曾導致了不少人生悲劇，這在不少知青文學作品中都有過描述。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正直青春年華的知青們被置於朝夕相處甚至相依為命的艱苦環境中（有些甚至生活在一些性觀念比較開放的少數民族地區），又往往並無任何管束，基本上是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對知青的管束要嚴格得多）。
當男女知青們因前途渺茫而倍感精神空虛和失落時，他們中的大多數的人卻能夠約束自己，而未曾發生道德上的墮落，這也應該歸功於當時這方面的嚴格教育。如果沒有這種自律，僅僅上千萬青少年在道德上產生的問題，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就會大得多。
《敕勒川年華》第四十一章，對給馬配種過程的如實描述和感受，對當時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可謂是驚心動魄。因為下鄉以前完全沒有性知識，下鄉後看到牲畜交配的場面，真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感受到極大的刺激。我們這一代人的性知識啟蒙，就來源於牲畜交配和老鄉的葷段子。
我是在內蒙古草原上插隊的，見識了這些生理和生命過程。譬如，在一個馬群中，一匹公馬帶著十幾匹母馬作為其配偶，母馬們又各自帶著自己的兒女。但等到這些小兒女長到三歲，具備了生育能力時，公馬就會又踢又咬，把這些已成年的兒女們強行趕出馬群（已經被騸了的“公馬”仍然可以跟著父母親）。這些被趕出去的成年兒女們只好另組家庭，形成新的馬群。
十幾年後，當我在大學裡讀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讀到其中的“普那路亞” 婚姻形態時（意為親密的夥伴，指一群兄弟與一群姐妹之間的相互婚姻，一種排除了上輩和下輩的同輩人婚姻），我為馬群的同輩婚姻狀態而驚奇：居然越過了人類雜婚或群婚的階段！這分明是動物進化和優生的明例。而牛、羊、狗、駱駝等多數動物，卻還是沒有超越這一階段。
知青們因為無知，也曾鬧出過不少笑話和人生悲劇。比如一個16歲的男孩，因為聽年長的男知青講了遺精的生理現象，就嚇得不敢入睡，生怕自己會“夢遺”。有個女生，被逼迫承認和一個男生有性關係，她以為拉過手就是發生了關係。有品德惡劣的基層幹部，就是利用了女知青的無知才得手的，連哄帶騙地威逼利誘女知青發生了性關係。很多知青完全沒有避孕的概念和相關知識。悲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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