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學家本庶佑拿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至此，新世紀以來已有18位獲獎時為日本國籍的日本人獲諾獎。
算下來，離2001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的計劃，已實現大半。
如果從國家的科研經費投入來看，我國肯定不弱。參與科研的人員數量也不在少數，畢竟我國人口基數擺在那兒。
那麼，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我就培養機制和擇題談些個人的體會。
之前曾經寫過5篇關於教育的文章，總結起來，無非是想說，教育跑得有點太快了。家長著急、老師著急、學生著急。我們都知道，慢功出細活。
可是，什麼時候能讓你慢呢？
從小學擇校開始，幼升小的壓力就開始推著大家往前跑了，不然如何能讓小朋友進得了好的小學？之後是中考、高考。家長們分享的經驗簡單來說，就是提前學，恨不得初二就把高中的知識點全學完，這樣才能輕鬆應對能幫助自招加分的各種盃賽。
這其中的道理跟打遊戲一樣，你練到17級後，想去打個10級的怪獸，那還不是隨便秒殺！
為什麼呢？雖然國內的大學不少，但名校屈指可數，能在QS、泰晤士世界大學排名進前100的就更少。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擠進去，就只能跑了。這是中小學的現實。
進了大學，讀了研究生，似乎能喘口氣。可是，還得跟著導師繼續跑，因為科研評估體系決定了。
人工智能方向倒不需要導師使勁推才肯跑了，原因是市場決定了，好論文的數量對年薪的影響那可是線性增長的。
日本有沒有補習班呢？有。
東方人的基因似乎決定了，大家都喜歡上課後補習班。但像我國這樣泛補習班、泛提前學的情況應該沒有。
但“慢”同樣是日本的特色之一。
我曾去過日本京都的銀閣寺，對寺庫裡清潔工用鑷子撿樹叢中的垃圾、用毛筆大小的刷子清理下水井邊上的灰塵印象深刻。
這種極致的慢，也許是造就京都出奇乾淨的原因之一。
日本的諾獎獲得者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2002年獲獎的田中耕一畢業後在島津製作所工作，被迫從本科時的電氣工程專業轉到化學，默默地做著底層研究員。因為機緣巧合和自身努力的結果，發明了“軟激光脫著法”，讓使用質譜分析法分析生物大分子成為可能。
而他的成果是兩年後的1987年，當時28歲的他才第一次在分子質量測定的會議口頭報告了發現，第二年才在歐洲一本自然科學雜誌上發表，成為諾獎種子的關鍵性學術論文，這也是一種極致的慢。
為什麼能慢呢？因為急不來。
如果我們還在發展中，那麼首先還是要提高平均生活水平。
某種意義來看，科研的水平與平均生活水平是等價的。只有越來越多的人不以財富的多寡來評價人生價值的時候，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願意慢下來、投身做些有益於人類進步的創新。
我在復旦大學15年有餘，對復旦的校訓深有體會，“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比起校訓，更常用來描述復旦的一句是民間校訓，“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關於自由而無用，似乎有多種詮釋。
2010年初，新聞系校友李泓冰認為：“所謂‘自由’，是思想與學術甚至生活觀念，能在無邊的時空中恣意遊走；‘無用’，則是對身邊現實功利的有意疏離。”
而從科研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復旦造就的“自由而無用”是指可以自由地選擇科研方向，可以做些目前無用的研究方向。
這兩點對於創新都很重要。
因為可以自由選擇科研方向，所以作的研究才容易產生腦洞大開的奇思怪想。而無用的意義在於前瞻性。
對於學校而言，有很多研究成果是有條件完成產學研轉換的。而以科研為主的老師並不見得能有多少時間和能力來實現轉換。
雖然思路有了，核心技術也有了，但產業化的路上需要做更多的技術活，需要作更精細的調參，一如現在人工智能正火的深度學習。
但這些活，並不見得能在科研創新上產生更大的價值，卻需要耗費科研人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也許，我們鼓勵一些不擅長這些活的科研人員做些具有前瞻性的、無用的研究方向會更好。
大的創新往往需要達摩面壁十年的那份堅持，才能有那種可能率先被提出、可以改變人類思維方式的原創性成果。
而人的時間與空間往往又是一個平衡體。
有首歌是這麼唱的：“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錢的時候我卻沒時間；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時間的時候我卻沒有錢。”
如果現有的科研評估體系能夠讓科學工作者慢下來，科研人員不用過多地參加各種會議、忙於申請可提供科研保障的項目、發表太多短平快的“高質量”論文，也許諾獎就指日可待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heruspex）
《中國科學報》 (2018-10-12 第2版 博客，原題《諾獎：不能急功，只能慢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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