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許紀霖先生曾說過一句對我觸動頗大的話:“我改變不了這個世界，但可以改變我的課堂”。 如果說將士施展武功的地方在疆場，那麼學者的戰場便是課堂。雖手不可縛雞，肩不能扛鼎，腳難行千里，力不及常人，然一旦踏上三尺講壇，先生之氣勢、之洞見，足以震懾滿座學子。且民國學人講課之風格，又各具千秋，其間趣聞耐人玩味。
有人滿腹經綸，卻喜歡出奇制勝，細數民國學壇，前有黃侃，後有劉文典。民初北大，學生都稱黃侃是一位“特別教授”，在課堂上對《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講，一不帶著作，二不帶講稿，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口若懸河，頭頭是道。學生對引用的經典論據，下課以後去查書，一字不漏，一字不錯，引起了全班同學嘖嘖稱羨。有一天，黃的學生為他拿皮包時發現內有許慎的《說文解字》，打開一看，那書上畫得太特別了：書頭蠅頭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筆寫的，有硃筆寫的，還有各種各樣的符號，全書9300字，每個字都有自己的講法；別人的講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記在了上面。據說，他把《說文解字》讀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穫，新的體會。他去講授的時候，也每一次都有新的內容。同學們說：聽黃先生的課，百聽不厭，常聽常新。據弟子回憶，黃教學還有更特別的，他不光用語言教這個書，而且是帶著感情教這個書。《說文解字》很枯燥，要是一般地講授知識，誰也難久坐下去、久聽下去，但黃在講每個字時，都帶著愛憎的感情來講—他把自己變成書中的人：書中的人笑了,他笑了；書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
與師兄酷似，劉文典在課堂上亦不走尋常路。劉講課從來不照本宣科，喜歡闡發些獨特的見解。講到得意處，往往情不自禁，忘乎所以。其對於《海賦》的講解方式就很獨特。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訴學生:“你們仔細看看這篇文章的文字，跟別的文章有什麼不同？”學生們看了半天，看出啥門道來。都是方方正正的中國字啊！有啥奇怪的？劉卻像發現驚天大秘密似的宣佈，這篇文章的最大秘密在於“滿篇文章多半都是水旁的字”。接著他頗有些自言自語地感慨道:“這個文章嘛，不論好壞，光是看到這一片水字旁的字，就足以令人有波濤澎湃、浩瀚無垠的感覺了，快哉快哉！”
後南渡長江，遷至聯大，劉之講授風格愈發老練。其皓月之下講《月賦》的事蹟，也經常被西南聯大的師生們當做傳奇故事爭相流傳，津津樂道。聯大教授授課方式非常自由，一般來說，教授們喜歡怎麼教、教什麼，從來沒有其他人會過問。劉一向狂放不羈，上起課來更是與眾不同，假設一堂課是四十五分鐘，他頂多正課講三十多分鐘，餘下的時間就是天馬行空，神遊八方，評點群英，臧否人物了。一次,劉給學生上《文選》課，剛講了半小時，突然就宣佈:“今天的課到此為止。”學生們都以為他又受了什麼刺激，要將哪位名人大肆評價一番。誰知卻聽到他說:“餘下的課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上。”這下，學生們就更搞不懂劉文典的葫蘆裡究竟賣的什麼藥了，但他並不著急解釋，收拾收拾教具，在學生們疑惑眼神的注視下，揚長而去。
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劉通知選修《文選》課的學生都到校園裡的一塊空地上集中，說要在那裡開課。等大家都坐定後，劉夾著教具出場了:“今天晚上我們上《月賦》。”此際滿臉疑惑的學生們豁然開朗：當天是農曆五月十五,正值月滿之期，確是上《月賦》的最佳時間！
當然，劉氏課堂上偶品評時政，看似離題，實則故佈疑陣，為之後的精彩內容預作鋪墊。而有些先生上課，批判政局則是其招牌動作。如政治學家張奚若，經常在課堂裡“扯閒話”。比如講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動物過的是“mere life”(單純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還應該有“noble life”(高貴的生活)，張奚若就說:“現在米都賣到五千塊錢一擔了，mere life都維持不了，還講什麼noble life?!”張先生有時候發的牢騷挺有意思，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麼還老喊‘萬歲’？那是皇上才提的。”(借指“蔣委員長萬歲”)還有一次他提到馮友蘭的《新理學》，說:“現在有人講‘新理學’，我看了看，也沒有什麼‘新’。”他沒有點馮先生的名字，不過臺下的學生們當然都知道說的是馮友蘭，因為1941年《新理學》在教育部得了一等獎。正因為閒話往往彰顯學人之真性情，故未必不受學子歡迎。當時聽過張奚若課程的何兆武先生回憶道:“其實課上扯扯閒話挺好，你可以從他的自由發揮裡知道他真正的想法，這是書本里學不來的。”
口才甚佳乃名師之招牌，然學識淵博方為名師之底色。故雖課講得動聽，倘根基不牢或劍走偏鋒，即使走紅一時，終難逃過學子們的火眼金睛。當時雷海宗給聯大學生講歷史，巴金的愛人蕭珊聽過後，逢人就贊“雷先生講課真有意思，好像說故事一樣。”雷的確很會講故事，有時就像是他親眼看見了一樣，而且記憶力驚人，不帶底稿，也從來沒有帶過任何一個紙片，可是一提起歷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發生在哪一年，他全都脫口而出，令人嘖嘖稱奇。於是他的課程自然產生出講者動情、聽者動容的效果。不過雷受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影響，醞釀出一套自己的歷史哲學，認為文明和人的成長一樣，也有一個生命週期。這種文化形態學的理論不免有幾分牽強，甚至可以說是武斷的。時間一久，學生們自然多有質疑。
如今的不少學者，既進不了廟堂，又不甘於課堂，於是終日混跡於名利場。歸根結底，身為人師，主戰場終究是三尺講壇，若忘了本分，本末倒置，著實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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