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評價，《活著》是張藝謀拍攝的最好的一部影片。影片以主人公福貴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為敘述主線，運用各種電影語言，間以夾雜黑色幽默的調侃手法，在講述主人公福貴令人心酸的過程中，以獨特的角度再現了當時那個年代中國眾多福貴們的生活現狀。
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那個年代的生活條件實在太過艱苦。在天災與人禍的雙重欺壓下，福貴們賤若螻蟻，卑似草芥。但是即使面對這樣艱苦的生活，他們卻依然能保持著樂觀的態度和炙熱的情感。
而這也正應是影片值得仔細咀嚼的經典之一。電影中雖然處處瀰漫著那個特殊年代所獨有的淒涼感、彷徨感，但導演依舊能夠從這些死氣沉沉的歷史重負中揪扯出值得讓人為之欣然一笑的小小感動，並攜帶著這份獨屬於那個特殊年代，特定人群的“傻呵呵”熱情，跨過歷史的鴻溝，感染到對那段歷史完全陌生身在彼岸的我們。從而令我們在觀看影片之餘，不由自主地與主人公一起發出“活著真好”的深切感觸。
與其他同時代的影視作品相比，上述這點不得不說是導演張藝謀令人稱道的高明之處。張藝謀並沒有侷限在對那個年代持批評態度的固有小圈子裡，他跳出了這個一成不變的觀點，以特殊的發展眼光，從作品中挖掘出了適用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東西。
與時代相比，個人的力量固然有限，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恰巧是這一個個卑微渺小的福貴們，構成了整個時代。時代的變遷我們不能阻止，但在這隨波逐流的過程中，我們卻能夠以個人的態度去感染並影響著整個時代。
張藝謀正是從這個令人生畏的年代中，挖掘出了所有福貴們共同的，企圖以個人主觀態度改變苦難的願望——即就是用人性的光輝去溫暖冰冷的現實。在《活著》中，拋卻那些特有的歷史印記，最讓我感動的卻恰是人與人之間的淳樸無私。整部影片，除卻最開始奪取福貴租屋的龍二，其他出現的人物對於富貴幾乎都有幫助提攜的恩義。雖然這些幫助，都沒能改變福貴的悲劇（當然也不能改變他們自己的悲劇），但這些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感動，卻讓我們找到了福貴繼續活著的原因：即使黑暗困苦復沓而至，但“小雞長大了就是鵝，鵝長大了就是羊，羊長大了就是牛。”雖然說“牛不能長大變成共產主義”，但等“牛長大之後”，日子就一定會變得越來越好了。福貴相信這一點，我們在觀賞影片之餘，對於這一點，當然也會變得堅信不移。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從影片的一些細節方面去看看其中所運用的一些藝術手法和表現形式吧。
影片在細節方面的處理
影片從主人公福貴的年輕時代開始，一直講述到福貴的老年。故事從40年代開始，跨越了福貴的大半人生。要在短暫的時間內講完主人公一生的故事，是電影藝術所獨有的特殊魅力。但在這短短的130分鐘裡，《活著》所講述的福貴的一生卻絲毫不顯單薄。
在影片中，我們能夠很明顯的發現導演將福貴門口的那條“街道”作為了歷史變遷的印證者。每次年代的轉換，都會在轉換鏡頭開始出現一個由同一角度所拍攝的街道畫面。隨著街道景物以及行人衣著等細節之處的變化，觀眾可以很容易的明白電影所傳達出來的時代特徵。這樣的轉換方式雖然不能稱之為十分高明，卻是一種很簡單很有效的表現方式。每一次同一角度街道畫面的出現，都能使觀眾之前的心情稍稍平復，緩衝之後再投入到接下來的情節發展之中去。
另外，影片在很多細節的處理方面也是很值得人思考的。比如，福貴的兒子有慶死後，家珍在祭墳時把兒子死前的餃子和剛做的餃子都拿到了墳前，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兩份餃子之間明顯的差異，時間稍前的那份餃子明顯已經有了脫水的痕跡；再比如，福貴女兒鳳霞和二喜結婚前，二喜給福貴家畫了一幅主席像。在之後的情節發展中，觀眾們也能很明顯的看出時間推移在這幅牆畫上留下的斑駁痕跡。影片中有很多這樣值得思考的細節，這樣的細節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很多方面，對於細節處理的看法，卻也正體現出了導演的專業水平與對影片內涵的理解深度。曾經聽人說張藝謀拍攝《紅高粱》的時候，為了拍出塵土飛揚的效果，硬生生的往拍攝現場運送了好幾卡車的黃土。反觀現在很多所謂的大製作，卻總是在這些細節方面大出洋相，雖說這些細節之處的差錯並不會對整個影片的發展產生阻礙作用，但這些差錯卻無疑也使整個作品失色不少。
影片在音樂方面的運用
《活著》講述的是中國最低層勞動者農民福貴一生的故事，所以影片在音樂的選擇運用上並沒有採用過多複雜的表現方式。除了屬於那個特殊時代的紅歌和宣傳廣播以外，影片中運用最多的就是配合福貴皮影戲演奏的戲曲音樂以及曲調蒼涼哀婉的二胡調子。這兩種音樂很符合福貴這個人物的特點，而且帶給觀眾的聽覺感受也非常相同。
福貴一出場時，就是在茶館賭場賭博，賭博之餘，他還配合著二胡調子嚎了一嗓子。這個時候，二胡音樂傳遞給觀眾的信息是福貴頹廢糜爛的封建少爺生活；福貴被共產黨俘虜，最後踏上回家的路上，這時背景二胡音樂所傳遞出來的則是福貴歷經艱險終於得以回家與老婆孩子見面的迫切欣喜之情；而在鳳霞出嫁，富貴和家珍望著女兒和女婿的背影時，背景裡的二胡卻又向觀眾傳遞出父母和兒女分離時一方面欣喜另一方面卻又捨不得的矛盾心情。總之，你可以看出來，影片所選音樂的表現手法雖然單調（主奏樂器只有二胡），但是二胡卻都能很好地與故事發展的場景和人物的心態很好地結合起來。這也就能使影片中的音樂自成一體，形成一個完整的主線，從而將故事主旨表達出來。
另外，富有時代氣息的紅歌和廣播宣傳也複合的很好。影片是根據餘華小說《活著》改編的，原著小說中有諷刺文革的情節表現，可是如果不加思索的就把小說情節搬上銀屏的話，就很難表現出小說中所渲染的氣氛。因為電影屬於和小說不同的藝術形式，其對情節心理的表現手法也大相徑庭。因而在這裡，導演選用了很具有時代氣息的紅歌和廣播宣傳，以電影所擅長的手法表現出了小說裡敘述的情節背景。另外，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發現，配合著宣傳廣播所出現的，往往還有鎮長等一系列群眾對於“共產主義”以及“未來美好生活”的展望：“村裡辦了食堂，砸了鍋，誰都用不著在家裡做飯了，省出力氣往共產主義跑，餓了只有抬腿往食堂門檻裡放，魚啊肉啊撐死你們！”這些話語現在聽起來很是好笑不可思議，但是配合著那些特定的紅歌背景，卻很好的表達了導演對那個時代的批判：共產主義真的會這麼容易實現嗎？
影片在代表實物的運用
影片中，幾乎貫穿整個故事，最具代表性的實物恐怕要數福貴的皮影和皮影箱子了。皮影道具的出現並非偶然，它象徵著屬於那個年代的福貴們屬於自己的小小的理想與希望。在電影中，這種運用現實存在的物體傳遞作品主旨的表現方式就相當於文字寫作時所運用的“借代手法”。
影片中，福貴少爺最開始以看皮影戲作為消遣；之後福貴以表演皮影戲為生；戰爭開始以後，福貴就將保護皮影順利回家作為他的一個小小的願望；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也就是在所謂的“已經看到了共產主義黎明曙光”的前夕，福貴的這箱皮影卻是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我想，在這裡，導演在講述一箱皮影命運的同時，也講述了那個年代福貴們的命運。這裡對於大革命的諷刺，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雖然有鎮長在一旁告訴他“共產主義即將到來”的美好願景，但福貴看著皮影在他面前被燃燒殆盡，依然有些不舒服，因為，他再也不能唱皮影戲了。被作為反革命老舊文化燒掉的皮影，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當時高壓政策下人們被壓制扼殺的文化信仰。導演在這裡，特地給了皮影被燒時的一個特寫畫面，這個畫面也足以讓我們深思。不過，幸運的是，皮影燒了，卻還剩下個皮影箱子，剩下的皮影箱子，還能裝小雞，當然也可以再裝其他別的東西。另外，導演在影片結尾再次提到皮影箱子，也正是表現了導演對以後樂觀的願景。畢竟，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這個特殊，肯定終會有結束的一天。
影片在光線佈置方面的運用
就影片整體的畫面風格而言，是偏於清新明快的格調。這樣的畫面看起來很乾淨，當然也會使觀眾產生很舒服的視覺享受。
影片在很多場景的表現方面，都很好的運用了光線的佈置，從而使畫面在和諧之餘，也配合了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
影片中，有兩處離開的背影最讓人難忘。（鳳霞結婚離開是白天，所以在這裡不討論光線佈置的問題）第一處是家珍乘著黃包車離開的背影，另一處則是春生離開的背影。很巧合的一點是，這兩處背影的大背景都是那條表現時代變換的街道。兩人離開時，導演偏偏卻給兩處街道打了比較強的光線，從而使得人物背影的剪影很清晰的呈現在畫面中。再加上特地留給這兩處場景比較長的鏡頭展現時間，使得畫面極富縱深感。這樣的安排，可以留給讀者充分的時間去體會看著這個背影的人物此刻的心情。這一電影的表現手法就十分高明瞭，一下子就把觀眾“拉”到了電影裡，並將影片中人物的感覺賦予到了觀眾身上。說得誇張點，就好像實現了3D電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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