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晚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的商人和冒險家，相繼開闢由西班牙至東亞的海上商路。
葡萄牙人首先同明帝國沿海商人做生意，用白銀交換中國的生絲、綢緞、黃金、陶瓷等商品，運至南亞和歐洲出售最為有利可圖。
特別是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西班牙殖民者佔領了秘魯、墨西哥等地，攫奪了全世界最大的銀礦，大量白銀輸入歐洲。葡萄牙人首先發現歐洲銀賤金貴，而中國銀貴金賤，從中可以大賺一筆。
以後西班牙人佔領了菲律賓，發現將美洲白銀直接運到菲律賓同中國商人進行交易，再將中國商品運至美洲出售，較諸將白銀運回歐洲再通過葡萄牙人轉輸到澳門購買中國貨物，利潤高得多。
荷蘭人又後來居上，1602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後，從西班牙人那裡賺取大量美洲白銀，而同紛紛趕往爪哇的中國商人交換歐洲人所歡迎的中國絲綢、瓷器等。
16世紀80年代葡萄牙人運到遠東的白銀每年約有三萬二千公斤；1571年（明隆慶五年）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兩個半世紀間，西班牙人運到菲律賓的白銀總值約四億西元，其中至少有二分之一流入中國，因而在明末有個西班牙海軍軍官曾說：“中國皇帝能夠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來建築一座宮殿！”
在清初，中國商船從荷屬東印度運走了那麼多白銀，以致荷蘭殖民政府迫於巴達維亞等地的“銀荒”，而一再明令限制中國商船攜帶白銀出口。但由荷蘭商人在17世紀輸往歐洲及東方各國的中國商品，僅瓷器一項即達一千五百萬件以上，那效果就可想而知。
不妨略舉中國的銀產量進行對比。明代銀礦開採由政府壟斷。而礦監多由宦官充當，在嘉靖、萬曆間成為虐民的最大弊政之一，然而在“無地不開”的萬曆中期年平均產量也不過三十餘萬兩。
清入關後對於銀礦採掘時開時禁，但產量最高的年份為五十五萬餘兩，而到1800年前後，年產不過四十四萬兩。所以從清初顧炎武到鴉片戰爭前夜去世的黃汝成，都指出自明中葉至清中葉，無論帝國稅收還是民間交易，摺合白銀或通用“洋錢”都來自域外。
以上情形，說明什麼呢？
第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歐洲人開闢海上航路，在起初兩個多世紀裡，獲益最大者之一是中國；
第二，貧銀的中國能夠實行銀本位制，作為硬通貨的白銀主要來自域外，尤其來自拉丁美洲；
第三，從明中葉至清中葉，政府的稅收、市場的流通和私人的儲銀，依賴對外貿易，尤其是東南沿海的民間對外貿易，其程度遠過於人們的想象；
第四，至遲從15世紀起，中國作為世界若干種高級消費品的主要供應國，因而作為世界頭號商品出超大國的地位，曾保持三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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