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承堯（1874 ～ 1946年），曾單名芚，字際唐、芚公、婆娑翰林，室名眠琴別圃、晉魏隋唐四十卷寫經樓等，徽州府歙縣人。近現代方誌學家、詩人、書法家、文物鑑賞家。二十一歲中光緒甲午科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中進士，入翰林。辛亥革命後，應皖督柏文蔚聘，任全省鐵路督辦等職，後隨甘肅督軍張廣建入隴，任甘肅省府秘書長、甘涼道尹、蘭州道尹、省政務廳長等職。1924年辭官回京，同年由京返歙，從此絕跡仕途，在家鄉以著述終老，著有《歙縣誌》、《歙故》等。
先生工書，擅長漢隸，又以隸法入楷書，娟勁挺秀，深得唐人神髓。凡有所求，無不揮毫以應。晚年以老境日增，兼之物價飛漲，乃自訂潤例，稍收筆墨費，以示限制。當年黃賓虹還在上海的時候，曾代朋友求過許承堯書法，稱先生“法書近益渾古，海上書家已尠”；又，“得睹法書屏，華滋渾厚，純任自然，翁、劉未足擬也，敬佩無似。”（均見1933年中黃賓虹致許承堯信）黃賓虹認為許承堯的書法渾古、自然，不要說當時上海很少有他的水平，就是當年的翁方綱、劉石庵也很難與之相比，他們就缺在許承堯的那份古味上。黃賓虹學養深厚，也不作無謂之溢美詞，他對許承堯書法的評價很高，當然自有道理。
許承堯的大字隸書主要取法於漢隸，在廣臨漢代名家的同時，更多的趨向於無波之隸，尤如西漢的五鳳、鹿孝、萊子侯封田、開通褒斜道等刻石，因為這些早期隸刻都很少有以後的蠶頭燕尾。他的老師汪宗沂很早就得到五鳳刻碑等無波古拓，並通過反覆摹寫，深入研究，許承堯有與此同好的欣賞趣味。當然許在廣泛吸取漢隸營養時，還借鑑了清代的一些隸書，如鄭簠、伊秉綬、何紹基等。故其大字隸書無不結體雄厚穩健，雍容大度，古味盎然。他的行楷在漢隸的基礎上，兼取顏真卿的豐骨、魏碑的稜方和寫經的平和，匾方結體，不失靈動，不甜不媚，超然物外，隨和中多具法度，自成一格。欣賞許承堯書法，既有鶴嗚山皋、空谷足音之感，更有退骨還父、退肉還母之慨。
許承堯有很高的美學見解，比如就隸書所追求的古拙、質樸、渾厚、大氣，然而理想的實現，還要靠大量的書法練習，為此他有一詩記苦練體會：“學書尚氣勢，諮汝力屈鐵。十年黑池水，不解漢人拙。今晨偶得之，冥想會一瞥。凍墨曝晴簷，曠然入閒悅。”又見到東漢建初年間的一塊買地石刻，因為無後來的隸書燕尾之做作而有天然之趣，讓他高興不已，有詩為證：“弟兄買地作此券，遙遙東漢建初年……未鑿天真猶渾樸，無波神力自蒼堅。”這都是他追求的目標。
有位朋友子女向他學習漢隸，他開出的方子：“漢分不外逆入中鋒，沉著洞達，下筆須重則力透，用意須留則味厚，精思博覽勤習，自可有成”。精思、博覽、勤習，這正是許氏書學的寫照，也是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門。
從許承堯留下的1933年日記可知，他每天都在寫字，也常臨帖，有寫得順暢的愉悅，也有寫得枯澀的惆悵，他有常人快樂與痛苦，然而就在這樣不斷地追求下，達到理想的境地。
晚年許承堯的書法，已有了相當地位，尤其在家鄉，可以賣字貼補家用，正如他有信於黃賓虹：“弟近年喜一切如昔，粥書為活，所入足供食用。……弟時發痰病，若無病時，則工作與中年同，日能作屏對十餘件也。”因為生前書寫之多，儘管歲月遷延，他的書法作品這二十多年來還是不斷地被發現，並不斷在拍賣會上贏得很好的價格。
中國書法從“二王”以後，經過唐代尚法、宋代尚意以及元代趙孟頫的復古和明代董其昌的精緻，可謂登峰造極，一直到鄧石如、陳洪綬、何紹基以及近代康有為等力開碑學，才為中國書法又生氣象。許承堯處於清末民初，正趕上了這場中國書法變革和轉折時期，他在有了相當唐楷的基礎後，又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碑學之路，其間又融入了寫經的況味，才造就了他後來的書法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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