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街頭有位記者採訪你，問：“你是誰？”，你會怎麼回答呢？
看上去這是一個簡單，但真正要回答起來，還真有點難度。因為這是一個關於你自我定義的答案。你會如何定義你自己呢？
一位西裝革履，看上去頗有氣派的尤先生，春風得意地回答道：“我是一名企業高管，在美資物流公司擔任大客戶經理。月薪不高，也就稅後2.5萬”，說完還不忘用手捋一捋自己那頭已被髮蠟定型的大背頭，嘚瑟得很。
尤先生在這家美資企業工作的二十多年，從當時一名辦事處小員工到今天的企業高管，尤先生付出了很多。企業高管的身份，似乎是尤先生的全部。
尤先生以他的職業來定義“我是誰”。
在今年，尤先生被診斷出患有肝癌之後，企業就立馬翻臉無情，將尤先生的月薪降為1200，低於最低基本工資水平線。
癌症是一個燒錢的疾病，公司的變臉讓正處於用錢關口的尤先生奔潰了。此時的尤先生，對公司來講，就是一個包袱，一個負擔，連最普通的員工都不如，恨不能一腳踢開。
可見，如果你把你的職業當做你的身份，當你的職業境遇變了，你就不再是你了。
此時，記者已不忍再去採訪尤先生了。
鏡頭再轉向另一位面帶倦意的女士，這位女士對於“我是誰”的回答是：“我是個從小就苦命的人”。
鏡頭中的苦命人：王女士，雙頰消瘦，眉眼耷拉。三十出頭的她，已略顯露出了暮年的腐朽之態。
王女士回憶道：“我從小就被寄養在親戚家。爸爸工作好，但是要外派，媽媽不放心爸爸，於是他們就一起去了外地。雖然爸爸每個月都會給親戚家打錢，但我從小就沒有感受過家的溫暖。親戚總是嫌照顧我麻煩，時常冷眼相待”。
在記者鼓勵的眼神下，王女士繼續說道：“為了給自己一個家，成年後就找了男人嫁了。本來以為有了自己的家後，生活會不一樣，結果那是那樣。家裡冷冰冰的，男人對我也不好。本來想要個孩子，但一直沒懷上。男人逐漸對我也變了，還刺激我說‘你孩子生不出，連飯也不會燒了？’”。
王女士的臉因為憤怒而有些發紅：“我男人的這句話將冰錐一上紮在我心口。我回了孃家，但是我跟我父母始終都有那種生疏感。我有自己的家，我也能回父母家，但我總感受不到家的感覺”。
在給自我定義上，王女士將自己禁錮在童年的那段灰色記憶中。這樣的身份定義，會操縱這王女士的一生。從她的婚姻，到她之後的人生，都與她童年一樣，那麼的灰冷。
其實，你看待自己的角度，決定了你是誰；而“你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你的人生質量。
我們每個人都有三個“我”，分別是：1. 童年的我 2. 現在的我 3. 將來的我。每一個我都有著多種側面，關鍵在於你從哪個側面去看，去定義。
尤先生只關注“現在的我”，他習慣了享受當企業高管，備受重用且過著不愁錢的生活。當他遭遇到後來發生的人生危機後，這種斷崖式的變動，讓他無力負荷，在身心的雙重打擊下，苟延殘喘。
王女士被“童年的我”所纏繞，似乎已經習慣了把自己置於被厭棄的角色上。這種不斷的重複上演幼時的創傷情境（心理學上稱之為強迫性重複），使得王女士沒有機會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快樂放在外部，那麼一旦能令你快樂的情景或事物不在了，你的快樂也將逝去。就像尤先生，他將自我定義全部歸結到他的工作崗位上，那麼當他失去了高管職務，他的快樂之源就枯竭了。
而如果你具備了能自主發現快樂，創造快樂，那麼這份快樂是誰都奪不走的。王女士在幼年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小時候的成長經歷，使她失去了學習自主發現快樂，創造快樂的能力。
從生理學角度來說，我們神經細胞之間會建立起長期且固定的聯繫。 如果你每天都生氣，整日愁眉不展，那麼你每天都會重複地為那張神經網絡接線和整合著，就變成了你的一種情緒模式。
不過好在自主發現快樂，創造快樂的能力是可以後天學習和訓練的。類似王女士這樣的情況，可以尋求心理諮詢師的幫助。在諮詢師的引導和陪伴下，探索童年期的我，有哪些內在的快樂可以挖掘。
這種探索類似於掘金之旅，將童年期可能被深埋在黑色的記憶中的快樂金子，一塊一塊挖出來，並擦拭金子，使它散發出快樂光芒，照亮、溫暖童年的記憶。
諮詢師的作用就是配合王女士一起去尋找，給予王女士支持與鼓勵，將快樂金子採集起來。學習享受這種發現快樂的能力，去感受這種快樂的感覺。這就是這一種學習內在快樂的方式，這是一種可以後天習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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