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入局後，小程序的三國殺算是正式坐定。目前看來，7月入局的百度智能小程序成績還挺不錯。
按官方說法，“主打流量、體驗、智能及開放四大優勢”的百度智能小程序，在公測期需要拿到定向邀請碼才可以開發、入駐的情況下，已經接到數百企業入駐智能小程序的申請，其中大部分為“知名互聯網企業”，例如攜程、蘇寧易購、愛奇藝等。
落實到具體案例，類似查違章這樣的智能小程序，在用戶活躍、用戶新增方面都實現了遠超其他平臺的突破，長隆AR動物園之類的產品也實現了與技術的充分融合。
無疑，兩個月以來，百度智能小程序用一系列案例和測試，論證了當初所提的“流量、體驗、智能及開放”策略願景是十分正確的，並在一步步走向實踐。開發者們完成了預期目標，百度自己也證明了其入口自然、高質量流量下“開放”戰略的優勢。
在我看來，百度智能小程序這倆月能夠取得亮眼成績，或者說能夠通過兩個月時間證明智能小程序上線時的豪言壯語所言非虛，背後的原因或許蘊含在三個有關商業模式的經濟學經典故事中。
“巴奇訴美國加州大學案”與流量分發
流量分發是小程序的首要問題，而流量分發的本質就是資源的稀缺與歧視問題。
1978年，一個叫巴奇的工程把美國加州大學告上了法庭，其訴求是要求加州大學把年過30歲、被多數大學認為超齡的自己當做 “弱勢群體”特殊對待，准許入學。
加州大學留了個給黑人入學的口子，100個招生名額中必須招到16個“弱勢群體”，在當年的環境下，主要指的是黑人。而巴奇認為自己也是弱勢群體，同樣不應當被歧視。
最終加州大學被判允許巴奇入學。國內知名經濟學教授薛兆豐對這個案子的看法是，稀缺一定導致歧視，但歧視不是問題，如何歧視才是問題。資源是稀缺的，任何掌握了稀缺資源的人，都有權自主處分資源，不管是中立還是帶偏見，就如加州大學按照政府要求優待黑人，對白人弱勢群體歧視一樣。
但是，一旦歧視，就必須承擔相應的後果，例如加州大學將本來學習好的被排斥在外，可能從總體上影響了教學質量。
這個道理，在所有“掌握了稀缺資源”的個人、組織上都是通行的。對平臺而言，掌握了流量的稀缺資源，沒有誰能夠做到不偏不倚，但既然選擇了偏袒，就必須承擔後果。
那些被偏好的小程序，例如跳一跳，創造了驚人的傳播效應，這是微信基於自身利益的歧視性選擇，但隨之而來的是如原生APP一樣的頭部流量聚集問題，小程序本來是中小開發者破局的夢想，轉瞬間又走了原生APP一樣的道路。不說800多個，就是開發者開發出8000個小程序，也只會淪為炮灰，它們就是微信作出選擇的後果。
微信對於親疏不同的產品，尤其是某些騰訊業務上的對手，很難“一碗水端平”。更進一步說，即便不是微信的主觀願望，社交流量本身也是如此，容易跟風式聚集傳播，快速做出頭部卻難以雨露均霑。作為稀缺資源，社交流量本身已經在做歧視性的選擇，註定只會產生頭部，大量的開發者的犧牲就是自然而然的“後果”，電商也會有類似的問題。
解決的辦法有兩個，要麼讓資源不稀缺，也就不會產生歧視，而以流量為準繩，稀缺是永恆的主題；要麼制定一個去頭部化的歧視機制，“更有遠景地歧視”。
百度可能又佔了便宜。雖然百度APP的流量可觀，但這些流量並不是可以共享的稀缺資源，因為用戶本身就是不一樣的，購物、資訊、服務、功能需求各不一樣，在搜索上建立的智能小程序生態並不利於頭部的形成。用戶不是統一的社交分子或是電商分子，智能小程序也就不存在“爭搶”它們。
由此，攜程、蘇寧易購、唯品會、同程、春雨醫生、愛奇藝、優信二手車、查違章等智能小程序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更直接地觸達各自的搜索流量，百度和智能小程序的關係並不是資源分配營造稀缺從而可以任性歧視的關係，也就不會產生類似頭部效應的歧視後果。
所有智能小程序參與者“自得其所”。例如長隆集團可以利用AR渲染、圖像識別等多項百度AI技術跑過來做一款“長隆AR動物園”的智能小程序，實現動物解說、AR相機和AR步行導航的功能，從而提升長隆野生動物世界的服務質量，為遊客們創造沉浸式的遊園體驗。沒有流量爭搶沒有分發偏袒，智能小程序們或能更專注做自己的事。
“尋租與財富增長”與流量突破
平臺能夠吸引小程序靠的也就是流量，判斷小程序是否成功，也主要是看流量。但平臺、小程序與流量的關係，並不是分發那麼簡單。
1974年，經濟學家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發表了《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正式確定尋租這個術語。通常意義上，尋租都是貶義詞。例如，政府官員手中有價值1個億國有資產，商人通過賄賂手段用5000萬得到，權力就尋得了5000的租金。
在經濟學上，雖然都是出借手中的資源（例如權力），但尋租和“租”並不一樣。租，是一種旱澇保收的資源出讓，各種資源，不論是房產、土地、資金、服務，本質上都是“租”。金融是租、打工是租、雲服務是租，這些租的共同點是都在增加著社會的財富。
但是，尋租過程則是相反的，它在耗散著財富。
賄賂時的各種前期資源投入，通過政府公關拿下壟斷經營權，員工在官僚機構擠出別人謀得閒職，這些尋租行為的共同點是它只發生了財富的轉移而非增長，甚至各種尋租動作都在無意義消耗社會財富。
不僅是在權力領域，只要是可以選擇的資源分配，都會有尋租行為，導演潛規則女演員，就是因為自己的“租”值錢，去尋一個好的“價錢”。而事實上女演員本身就有選拔規則，為尋租而進行的投入（例如九線女演員找中間人撮合等）都是在消耗財富（原本可能是另一個更出色的演員出任主角）。
而回到流量主題，超級APP要與小程序產生“財富增長”，其合作方式只能是“租”而不是自持流量進行“尋租”。
流量尋租，意味著小程序為了獲得流量需要付出額外的代價，這個代價是作為一個擁有獨立功能的小程序，投入了與功能本身不相關成本或代價。本來，一個小程序只要自己在研發上足夠優質，在市場營銷上足夠積極，在服務用戶方面足夠，就可能成為一個好的小程序產品。
這個過程中，超級APP出借流量形成“租”，本來其樂融融。但是，在無形中，超級APP們也產生了尋租的行為，即你要使用我的平臺，就只能在我的平臺運營，不允許跨平臺（技術上無法實現，默認了這種現實）實現你這些看起來優質的功能。
這與每年都發生的電商“二選一”撕逼本質上是一致的。“二選一”就是一種尋租，它消耗原本可以產生的訂單作為代價，是財富的隱形耗散。
小程序之所以如此，乃是過去微信、支付寶的流量池本身就是個閉環，它不太可能允許流量轉移到產品之外，其“圍牆花園”的玩法就是在為其龐大的流量尋租，無形中拒絕了本來優質的服務通過其他渠道觸達消費者的可能。
百度智能小程序一上來就大張旗鼓強調它的開放，或也是看準了微信、支付寶小程序無更廣泛通用性的特徵（或並非二者的主觀意願，而是流量性質決定）。在百度的設想中，開發者創造的新的價值，就應該通過各種渠道實現，平臺不能成為障礙。
尊重產品價值本身，幫助它們更好地實現與消費者的觸達，就是平臺“租”的真正意義，才能創造更多財富，“攜渠道以令諸侯”的行為就是在尋租罷了。
實測中，在百度APP語音搜索“蘇寧易購智能小程序”，就能到達蘇寧的智能小程序界面，其使用與蘇寧APP本身區別不大，優惠之類的慣常活動也是同步的，就如同使用蘇寧自己的APP產品一樣。
這個過程中，並沒有體會到太多百度的痕跡，這種感知可能反而說明了百度做智能小程序的優勢。百度過去一直是搞“流量分發”的，其業務邏輯本來就是“百度→其他站點或產品”，並沒有圈住流量，也不太可能封禁對手，也就不會產生尋租行為，百度系App(百度App、百度貼吧、百度網盤等)、外部App(如嗶哩嗶哩、58同城等)甚至微信、支付寶平臺都可以是智能小程序拓展的地方，百度“並不在乎”。
功利地說，開發者本身也更願意把雞蛋多放幾個籃子，多頭“押注”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平臺們不尋租、不“限制出境”。
“馬糞爭奪案”與“不隸屬”的生態
最後，就是小程序生態關係如何建立的問題，這也是小程序商業模式的底層問題。
1869年4月，正是美國西部草木茂盛的時候，遺留在大路上的大量馬糞成為廉價實惠的農作物的飼料。
原告請了兩個工人到大路上撿拾馬糞，工作了3個小時把某區域內的馬糞都堆到了一起，足足有18堆。由於馬糞太多，工人收工回家準備第二天用大車來取，但他們並沒有作標記或是別的什麼方式告訴別人馬糞是我的。
這些馬糞隨後被被告看見，詢問他人馬糞是否有主人，是否有人準備運走，得到不清楚的答覆後，被告認為馬糞沒有主人，於是把馬糞運走作為農田肥料撒到了田裡。
原告當然不幹了，鬧到了法庭上，四種觀點爭鋒相對：
溯源：馬糞是馬的，馬是馬主人的，但馬糞被丟在馬路上，說明它們都放棄了所有權，所以沒有誰有所有權。
位置：馬糞是馬路的、公共的，誰看見了都可以拿走，原告只是改變了馬糞的位置，沒有改變所有權。
標記：馬糞所有權靠標記，沒有人標記，所以也沒有誰有所有權。
勞動：馬糞經過了勞動的堆積，歸堆積的勞動者所有。
可以看出，前三種都偏向被告，只有第四種偏向原告。不過，法官卻最終判決馬糞歸原告所有，其原因是：
凡是勞動成果都算作財富，擁有對馬糞堆的所有權，意味著在社會層面鼓勵財富創造，保護財富的主人，這樣所有的人便會通過積極勞動增加財富積累，走向富足。而如果判給被告，意味著鼓勵只要標記就能擁有所有權，這會讓財富創造的積極性大降，不利於社會的長久發展。
開發者與平臺的關係正是如此。
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是標記了小程序屬性的APP更有所有權，還是製造了小程序的開發者更有所有權，這是所謂生態的底層問題。遺憾的是，在微信、支付寶這兩個超級APP上，用戶是忠實的“標記”派支持者。
微信、支付寶等在小程序與平臺的關係，或多或少在強調隸屬，小程序再蹦躂，也是超級APP的小程序，是所謂的產品生態補充。它們的底氣來源於開發者雖然付出了大量勞動，但標記權仍然在超級APP，這代表著超級APP才是小程序的主人。
由此，對小程序開發者來說，生生死死，來了又走，在用戶心中可能都不過是濃厚的超級APP標記下的營生，不是你的東西，即便像那位開發者開發了800多個小程序，也難以形成自己的用戶群體。
這給了百度機會。用戶使用搜索，本身就是衝著某些功能去的，搜索並不是社交、電商一樣的封閉平臺。這讓百度智能小程序佔據了用戶心理上的優勢，其宣稱的在智能小程序上實現完全的開放生態並非開空頭支票，每個智能小程序開發者分享的本就是屬於自己的流量。
或者說，百度利用自己的搜索特質，實現了與智能小程序的共生關係。例如齊車大聖這樣的開發者，其旗下的查違章智能小程序在短短50天內，全網DAU增長了370%。按CTO孫熙的說法，入駐的三家小程序平臺中，百度的活躍度的活躍度比微信、支付寶高出200%，在直接受益上方面，百度所帶來的用戶也比微信和支付寶高了近270%。
顯而易見，通過搜索獨特的開放流量分發，擁有智能小程序所有權的齊車大聖，用戶本來就是自己的。
總而言之，本來被寄予開放厚望的微信小程序，在主觀或客觀形成“圍牆花園”後，已經被很多開發者所詬病。通過不一樣的視角解讀流量分發、流量突破與生態體系玩法後，我們發現，百度智能小程序的快速崛起，或許恰恰在實現微信小程序無法完成的使命。
文|曾響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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