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節和朋友一起去上海看影展，每天走在梧桐樹下的街道上，從上影影城到大光明，在上海的地鐵路線圖上找《繁花》裡出現的地名，在晚間的便利店吃泡麵，如此種種，恍惚間讓人以為身處好萊塢的製片廠中。上海便是這樣一個地方，給人無限的文藝想象，放佛滿足了你對都會的一切幻想。
不過，浪漫或文藝都只是上海的其中一面。這座城市就像一個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眼中，她也呈現出不同的模樣。比如，1920年代的周作人覺得上海的頹廢是可厭的；到了40年代，張愛玲卻認為上海文理清順，世故練達；而在歷經浮沉的木心這裡，他看到的是弄堂裡的日常與亭子間的煙火氣。
周作人：上海氣是可厭的
我終於是一箇中庸主義的人：我很喜歡閒話，但是不喜歡上海氣的閒話，因為那多是過了度的，也就是俗惡的了。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裡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佈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
上海氣之可厭，在關於性的問題上最明瞭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褻而在其嚴正。我們可以相信性的關係實佔據人生活動與思想的最大部分，講些猥褻話，不但是可以容許，而且覺得也有意思，只要講得好。
這有幾個條件：一有藝術的趣味，二有科學的瞭解，三有道德的節制。同是說一件性的事物，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識，又會用了藝術的選擇手段，把所要說的東西安排起來，那就是很有文學趣味，不，還可以說有道德價值的文字。否則只是令人生厭的下作話。
上海文化以財色為中心，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著飽滿頹廢的空氣，看不出什麼飢渴似的熱烈的追求。結果自然是一個滿足了慾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態度。所以由上海氣的人們看來，女人是娛樂的器具，而女根是醜惡不祥的東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樂的權利，而在女人則又成為汙辱的貢獻。
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妓館，電影《海上花》劇照
關於性的迷信及其所謂道德都是傳統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識道德以至新的女性無不是他們嘲笑之的，說到女學生更是什麼都錯，因為她們不肯力遵“古訓”如某甲所說。上海氣的精神是“崇信聖道，維持禮教”的，無論筆下口頭說的是什麼話。他們實在是反穿皮馬褂的道學家，聖道會中人。
自新文學發生以來，有人提倡《幽默》，世間遂誤解以為這也是上海氣之流亞，其實是不然的。幽默在現代文章上只是一種分子，其他主要的成分還是在上邊所說的三項條件。我想，這大概就從藝術的趣味與道德的節制出來的，因為幽默是不肯說得過度，也是Sophrosune——我想就譯為“中庸”的表現。上海氣的閒話卻無不說得過火，這是根本上不相像的了。
上海氣是一種風氣，或者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灘以後方才發生的也未可知，因為這上海氣的基調即是中國固有的“惡化”，但是這總以在上海為最濃重，與上海的空氣也最調和，所以就這樣的叫他，雖然未免少少對不起上海的朋友們。這也是復古精神之一，與老虎獅子等牌的思想是殊途同歸的，在此刻反動時代，他們的發達正是應該的吧。
張愛玲：我喜歡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於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看慣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裡驚歎出來：“到底是上海人！”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嗯，就是‘張勳’的‘勳’，‘功勳’的‘勳’，不是‘薰風’的‘燻’。”
《新聞報》上登過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開驕散並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於選擇禮品不當的危險，結論是：“友情所繫，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並沒有誇大性。
電影《色，戒》中的上海
上海人之“通”並不限於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於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雲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讚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麼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裡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
然而對於人與己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度的有一副對聯，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去罷！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罷！——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徵。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裡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於“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
因此我寫的故事裡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話裡去！”在《自雪公主》與《玻璃鞋》裡，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麼幼稚。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榮莉香片》、《心經》、《玻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木心：住過亭子間，才不愧是上海人
只有上海人知道“亭子間”是什麼東西，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幾乎每部片子都要出現亭子間的場景，魯迅的“且介亭”，大概也著眼於租界亭子間自有其“苦悶的象徵”性。話說二十年代伊始，外國的本國的大大小小的冒險家，湧到黃浦灘上來白手起家黑手起家，上海人口密度的激增快得來不及想想是好事是壞事。
所謂亭子間者，本該是儲藏室，近乎閣樓的性質，或傭僕棲身之處，大抵在頂層，朝北，冬受風欺夏為日逼，只有一邊牆上開窗，或者根本無窗，僅靠那扇通曬臺的薄扉來採光透氣，面積絕對小於十平方米，若有近乎十平方米便號稱後廂房，租價就高了。
電影《半生緣》中的上海弄堂
公務員、職工、教師、作家、賣藝者、小生意人、戲子、彈性女郎、半開門的、跑單幫的、搞地下工作的、乃至各種洋場上的失風敗陣的狼狽男女，以及天網恢恢疏而大漏的鰥寡孤獨，總是僥倖地委屈地住亭子間，單身、姘居是多數，也不乏標準五口之家，祖孫三代全天倫於斯者亦屬常見，因為“且”“介”呀，且介即租界，租界即洋場，洋場即有各種好機會可乘，外國新發明的“無線電”上海也仿造了，樣子像教堂的拱門，門裡擠出尖尖糯糯的女聲，憑空唱道：“上海呀本來呀是天堂，只有噢歡樂呵沒有悲唉傷，住了大洋房，白天搓麻將……”
亭子間裡的音樂家嚥下油條，簌簌譜出：“轟轟轟，哈哈哈哈轟，我們是開路的先哀〔加口傍〕鋒，不怕你關山千萬重嗡，不怕你……”大家聽著覺得確很有志氣，其實亭子間中的單身男女，姘居者，五口之家，三世同亭，個個把有限的生命看作無限的前程，因為上海這個名利場不斷有成功的例子閃耀著引誘人心，揚言“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時候，是屈得幾乎伸不起來的當兒，曬臺上晾著的絨線滴不完的褪色的水，竹竿把頭頂的蒼穹架出格子，雙翼飛機從一格慢慢移到另一格，看來總歸要打仗了。
“無線電”自管自響著“盛會噢喜宴開，噯賓客啊齊咦咦咦來，紅嗡男噯綠嘔女，好不開㗒懷㗒唉唉唉……”眼前紅的是磚闌上的鳳仙花雞冠花，綠的是蔥，或者是植在破面盆裡的萬年青，上海人家的屋頂曬臺都兼充堆棧，凡是不經常動用的狼犺物件，病獸般匍匐在那角子上，顯得逍遙悅目的要算飄飄於風中的衣褲床單，揚揚如萬國旗，寒酸中透著物華天寶之感，“夜上海㗒夜上海，你是一個不夜城嗯……”此時將近正午，家家戶戶忙著煮飯燒菜，煤球爐擺在樓梯轉彎的小平面上，看起來是臨時措置，十年二十年就這樣過去，靠老虎窗折下來的天光，或是一隻五燭的電燈泡，被油煙燻得狀如爛梨，藉著它的俯照，煎、炒、蒸、篤，樣樣來事，再加上房內秘製的糟、醬、醃、醉，以及吊在簷下的臘肉、風鰻……
電影《長恨歌》劇照
如果客人來了，四菜一湯，外加冷盆，不慌不忙佈滿桌面。上海人的嘴，饞而且刁，即使落得住亭子間，假鳳虛凰之流，拉攏窗簾啃骨咂髓神閒氣定，半夜裡睡也睡了，還會掀被下床，披件大衣趿著拖鞋上街吃點心，非到出名的那家不可，寧願多走路，斯文一些的是帶了器皿去買回來，兢兢業業爬上樓梯，爾後，碗匙鏗然，聳肩伏在蘋果綠的燈罩下的小玻璃臺板上，仔仔細細咀嚼品味，隔壁的嬰兒厲聲夜啼，搓麻將的洗牌聲風橫雨斜，曬臺角的雞棚不安了一陣又告靜卻。鄉下親戚來上海，滿目汽車洋房應接不暇，睡在地板上清曉夢迴乍聞喔喔雞啼，不禁暗歎：“到底上海人。”
然而亭子間生涯是苦惱的，厄隘蜷局。全是不三不四的凋敝傢俱，磕磕碰碰，少了它們又構不成眠食生計，板壁裂縫，用新舊報紙整個裱糊起來，無聊時呆對半晌——胡蝶安抵莫斯科、百靈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六〇六、九一四，羅斯福連任美國總統、鷓鴣菜、消治龍、火燒紅蓮寺、甘地絕食第六天、夜半歌聲兒童恕不招待、猴王張翼鵬、美人魚楊秀瓊、航空救國大家都來買飛機、人言可畏阮玲玉魂歸離恨天……
也許住過亭子間，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輩子脫不出亭子間，也就枉為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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