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兰考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馆前雕像
“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写，群众这么热爱、怀念的县委书记是很少见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写不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穆青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由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至此，焦裕禄成为全国人民熟悉的名字，焦裕禄精神成为鼓励一代又一代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兰考除‘三害’，咱们的县委书记是被活活累死的！”
1964年5月14日，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逝世，年仅42岁。一个多月后，悲痛未消的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给《河南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写了一篇《兰考人民满怀信心迎丰收》的稿件，这是焦书记生前向他布置的最后一篇报道题目，他要完成焦裕禄的嘱托，将兰考人民除“三害”（指内涝、风沙、盐碱）的经历进行一次全面总结。《河南日报》向他提出：七一快要到了，选个典型，宣传一位党的好干部吧！
“选个典型，选谁呢？”回到兰考，刘俊生找到了县委办公室分管通讯报道的副主任卓兴隆。卓兴隆脱口而出地说：“咱焦书记不就是打灯笼也难找到的好干部吗？”刘俊生顿时热血沸腾，此前他就多次有过宣传焦裕禄的念头，但每次都被焦裕禄阻止了。刘俊生文如泉涌，很快就写成了《一个党的好干部》并送至《河南日报》。但是，7月份都过了，稿子并未见报。
8月，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全省沙区造林会议。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代表兰考县作典型发言，除了介绍兰考县的造林成绩和经验外，还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作出的重大贡献和许多感人事迹，着重介绍了焦裕禄同志全身心地实践党的宗旨，与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提到焦裕禄临终时对张钦礼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之事时，张钦礼已是泣不成声。会场上，不少同志流下热泪，整个会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也被感染了，他提出应该很好地学习、宣传焦裕禄同志。会议结束后不久，河南省委便做出了向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9月，新华社河南分社派记者赴兰考采访并写成长篇报道，引起了新华社领导的重视。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了题为《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的报道。这一年的11月22日，《河南日报》全文转载了该报道，同时配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1965年4月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向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布置了一项去河南的重灾区豫东采访的任务，以了解当地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如何摆脱穷困的。
周原选择了兰考县。在县委办公室，待周原说明来意，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没有寒暄，张口就说：“兰考除‘三害’，咱们的县委书记是被活活累死的！”周原心头一震，问道：“谁？”“我们的老书记焦裕禄同志啊！”
谈起已经过世的焦书记，刘俊生声泪俱下。尽管《河南日报》和新华社河南分社都宣传报道过焦裕禄，但是周原与绝大多数民众一样对焦裕禄这个名字还是陌生的。可在兰考呆了12天，周原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在县委的一间办公室里，周原看到在一张桌子的玻璃板下，压放着刘俊生拍摄的焦裕禄跟群众一起锄地、拔草的照片。“群众栽树他培土，群众挖河他挥锹，群众能干的活儿，他样样都能干，群众裤腿上沾着多少泥巴，他裤腿上同样沾着多少泥巴。”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是刘俊生亲历焦裕禄挥洒血汗的点点滴滴。
“你再看这儿。”周原的目光随着刘俊生的双手移到了文件柜顶上。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下一把已蒙上些许灰尘的藤椅，一边细细擦拭，一边缓缓地说：“兰考‘除三害’斗争高潮时，正是焦书记肝病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带病工作的，肝区疼得厉害时，他就用一根棍子，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住椅帮，日子久了，椅子被顶出个大窟窿。”周原坐在焦裕禄曾经坐过的那把藤椅上，微微颤抖的右手在本子上急速地记着、写着……
“这样的好干部宣传不出去，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返回郑州，周原的心情仍无法平静，但同事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他“发现”焦裕禄已经晚了，《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此前已经有了报道。是啊，新闻最忌一个“晚”字。周原心里犯起了嘀咕：难道焦裕禄真的已经失去了“新闻”价值？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复苏时期。这时，作为负责国内报道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脑子里思考的，是如何发掘出蕴涵在人民群众之中的那种打不垮、压不倒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播撒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周原回到郑州，一见面，穆青就从周原的眼睛里猜测到：灾区有金。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进兰考县委大院。张钦礼、刘俊生，还有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有些紧张，因为兰考这个穷县很少有记者来。他们把周原悄悄拉到一边，问：“没想到来了这么多北京的大记者，这该咋个讲法啊？”周原说：“你们怎么跟我讲的，就怎么跟他们讲。有啥说啥。”
时光在这一刻开始倒流……窗外肆虐的寒风使刘俊生想起了雪天，焦裕禄大清早挨个叫醒县委干部的声音似乎又在窗外响起：“大雪封门的日子，我们不能坐在屋里烤火，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想起了焦裕禄临终时的念叨：“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让我看看……”说者不时哽咽，听者阵阵啜泣。
时年44岁的穆青动情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很少哭过，这次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流了眼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虽然之前有过报道，但分量远远不够，要重新组织报道！”周原问：“怎么写？”“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写，群众这么热爱、怀念的县委书记是很少见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写不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穆青暗暗地决定，要继续召开更大规模的座谈会，将焦裕禄的事迹转为专题报道。他说：“这样好的干部宣传不出去，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兰考成为了穆青一行人情感无法承受之地，他们在这里吃不下、睡不着，开口就想哭，去哪儿都流泪。最终，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于是，他们来到了开封，穆青、冯健、周原三人各把一头，写通讯、配评论、赶社论，夜以继日地干了起来。
在穆青看来，这篇稿件成功的关键之处，是要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以这个高度来表现焦裕禄的思想风貌，不能把焦裕禄简单地写成一部“好人好事录”。于是穆青决定，在周原等人的基础上，自己亲手对稿件进行修改。就这样一直改到了第九稿，穆青提炼出了整个报道的灵魂：“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周原起草稿中的一句话，也是穆青最为欣赏的一句话。
焦裕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字
宣传焦裕禄的报道写出来了，穆青首先向时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作了汇报。吴冷西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连声说道：“可以发表，可以发表！”并对穆青提出的一要写自然灾害、二不写阶级斗争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
随后，吴冷西又请示了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彭真静静地听着吴冷西的意见，眼前浮现出了报道中描述的焦裕禄在兰考豁上命带领群众战“三害”的一个个动人场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焦裕禄既不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将领，也不是运筹帷幄的高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一位为百姓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的“七品芝麻官”，但他博大的为民情怀，求实的工作作风，可贵的人格力量，高尚的思想境界，足以使共产党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深深为之动容，为之感奋。焦裕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字！于是，他作出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按照上级指示，刘俊生把焦裕禄的有关遗物和照片送到了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对刘俊生送去的这些照片均不满意。他们认为：照片上的焦裕禄不是低着脑袋，就是侧着脸，其实，这怨不得刘俊生。焦裕禄生前不让别人去写他，也不让人家为他拍照。刘俊生为焦裕禄拍下的仅有的几张照片，还是偷着拍的。
后来被公认为留下焦裕禄不朽形象的那一张，曾被认定是最糟糕的。因为那上面的焦裕禄披着衣服，叉着腰，边上的一棵泡桐树也不壮实。有人说：“胡子拉碴的，这哪像一个县委书记？”但是，当这张照片送到北京新华社后，被穆青一眼看中，他感叹道：“多么真实的一个形象啊！”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无论是思想上、感情上乃至衣着打扮上，都同人民群众是那样的贴近。焦裕禄在兰考虽然只有短短的475天，他虽然未能彻底根治“三害”，但兰考面貌的变革已经始于焦裕禄，焦裕禄的精神将永远存活在兰考人民心中。
1966年2月6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内气氛异常。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正在录音。稿子还没念到一半，播音员齐越已经泣不成声了……终于，齐越念到最后一句：“焦裕禄……你没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那铿锵有力、饱含激情的声音传遍了千家万户，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灵。
这篇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长篇通讯一经播出，立即在全国引起了震动。一批批记者、作家、画家，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学生，都奔向了兰考。根据形势需要，新华社河南分社决定暂迁兰考，铁道部门决定，陇海线的列车一律在兰考站短时停靠。为报道一个典型，新闻机关搬到现场办公，铁路运行秩序作出调整，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焦裕禄的典型事迹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不仅在当时，更重要的是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人们心目中永垂不朽的典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把焦裕禄精神代代相传下去。(孟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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