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司马推送的第 886 个与众不同的人
”学长，7号要开会吗？”“杨主席是你们直接@的？”假期里，这条学生会QQ群里的对话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调侃：年轻人，好大的官威。权力，竟然成为了大学的通行证。
高晓松曾经感慨，如果现在你问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是什么，他会直接告诉你，我要出名，我要赚钱，我要买房。买房，竟然成为了理想。
“年轻人……”在念叨起这个词语时，早已圆滑的高晓松有一丝感伤，他所热爱的充满生命力的80年代，已经远去，那时候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不一样的光彩。
而那种光彩，究竟因何而来？
这3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要从一开始说起。
1979年的3月30号，长城上穿着绿军装的男孩，一手揣口袋模仿大人，另一手握着法国摄影师詹姆斯·安丹森带进中国的可口可乐。
这个饮料的怪味道，让他有点无所适从，而他的伙伴们要喝上这口怪味，还得等到15年后市场经济的到来。
1993年，年仅24岁的高晓松用一首歌回望了这史无前例的十余年，写下《白衣飘飘的年代》。
还是走吧甩一甩头
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
那唱歌的少年
已不在风里面
那个年代，年轻人有该有的样子
2011年北京映画廊，中年女性王琳步态平稳地走进来，一张张照片看过去，突然她停在一张照片前，眼泪夺眶而出。
那是一张很平常的照片，教室后排，一女生，一男生，沉默埋头。
摄影师任曙林按快门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恋人。但是教室静得只能听到「夕阳移动的声音」，他知道自己该离开。
照片外，男孩和女孩热恋、结婚最终和平分手，女孩走进画廊看到美好而青涩的恋爱被这样记录，激动地打了给电话给当时的男孩。
「本以为青春不在了，没想到青春还活在这些照片里。」
不仅仅是他们，
那些和现在年轻人表情不一样的人们，
都留下了珍贵的一瞬间。
绿围墙，木框窗，
少年人们的笑、
让整个空间流动起来。
连后来这些被拍的少年们回忆，
都感慨，那时候不是唯分数论，
所以这些人才活出了人该有的样子。
擦窗户的时候，是有光的。
借来大人的自行车，
好像自己也神气起来了。
故事不一定写在脸上，
故事也许在脚尖微妙的朝向里。
甚至连背影，
也会说话。
这张出现在微博上后，
击中了无数男孩。
谁以前没有喜欢过这样一个姑娘？
这些少年少女们中，埋藏了一些种子。
下面这张照片中穿蓝衣服的女孩金立，爱上了拨弄吉他，成了最早一批的校园民谣作者。
还是愣头青的高晓松，想要一名主唱，金立寻思了一下，推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是老狼。这才有了后来《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些经典作品。
但金立上大学时，听一个陕西来的瘦弱男孩唱了一首《西出阳关》，登时被镇住了。
「有了他，我还写什么歌？」
那个男孩是张楚。
张楚没钱，有病有伤，是被大学里老师学生们凑饭票养活的，老教授煮了点鸡蛋，还记挂着张楚：那小孩吃饭了没有？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张楚写出了《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15年，网友@杀手七号 在网易云音乐评论区下写「人民的肚子越来越饱了，人民的欲望越来越饿了。」
85年的北京一所职高，有个刚入学没多久的年轻人，学的是精神病护理，主要学学吉他打鼓，以「带病人唱唱歌跳跳舞减轻病情。」
同时间，另一个北京男孩，加入了一支「五月天」乐队，和后来台湾那支乐队全无半点关系。
学精神病护理的是窦唯，「五月天」的朋克少年是何勇，距离94年中国摇滚史上空前绝后的香港红磡演唱会还有十来年。
红磡上的何勇和窦唯
那时，何勇家的院子里，有个人常来琢磨新歌。八十年代，是属于他的。
崔健。
1986年，挽着裤腿的崔健在工体唱出《一无所有》，一嗓子惊醒现场所有人，也叫醒了半个八十年代。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那时候老崔有多火呢？89年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物资还不富裕的时候，竟然狂销17万盒。
不过回过头来看，说那时候一无所有，却有很多现在没有的东西。
八十年代大学宿舍
高晓松：每天拿着10块钱都在等待着，我是买罗大佑新出的唱片，王朔的小说，还是陈凯歌的电影？今天拿着100块钱都不知道等待谁。
真正的黄金年代，都是群星璀璨。
群星照耀的八十年代
84年，莫言凭借《透明的红萝卜》出山，随后86年的《红高粱家族》，轰动文坛。
从八十年代开始，他以一部部作品扎入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
有人把自己的思想，安放在少有人去的地坛。在这儿徘徊了十几年，把个人的思想光辉，折叠进字句。写下了《我与地坛》《命若琴弦》。
史铁生患肾病回家写作的两年后，83年，另一个北京人从医药公司辞职，想自己做生意，也没闯出点名堂。
也还好他从商失败，百无聊赖之下拿起了笔，写下眉飞色舞的《顽主》、《玩得就是心跳》。一时，王朔之名，无人不知。
有些星星已经高悬，有些星星刚刚升起。
八十年代的王小波，刚写下稚嫩的处女作《地久天长》和《绿毛水怪》不久。
那十年大多数时间他都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是无论如何也预计不到，自己的《沉默的大多数》如何激发了一代沉默的大多数。
而那时候他写给李银河的「你好哇李银河」，在遥远的2019年李银河再次回答。
「 你一生浸淫在爱之中，这是生命最美好的状态。」
杭州人余华，以先锋姿态在八十年代闯入文坛，不过他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十年等待被他写出。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没有现在的IP热，什么网络小说火，就立马有钱涌进来改编。
那时候改编的作品扎扎实实，出现了一批经典。
改编自《深谷回声》的《黄土地》，宣告了整个第五代导演的出场。而这部片的摄影，就是后来和陈凯歌一直互有伯仲的张艺谋。
张艺谋，一身农民打扮，跑去找小有名气的莫言。因为是新人，所以战战兢兢。
后来回忆这次初见，莫言形容张艺谋像自己村的生产队长，莫言在张艺谋眼里则像个会计。
生产队长向会计三顾茅庐，这才有了《红高粱》。
那也是香港电影的高光时刻。
《英雄本色》里周润发这一幕，引来无数多少少年神往，更有人拿一毛钱和爸爸的香烟模仿，「结果被爸爸一个大耳刮子抽出好几丈远。」
这个国庆周润发以一部复制过往的《无双》重回院线，大家买账的，「只要有小马哥的味道，我就看」。
张艺谋的《影》口碑堪忧，是没有《黄金甲》一面倒的差评，但是说有多么好？也谈不上。
而老对头陈凯歌虚晃一枪，像尝到综艺甜头的章子怡一样，跑去《我就是演员》的评委席上指点江山，收获「大导演就是大导演」的如水好评。
似乎皆大欢喜，只是，「大师都还活着，但已经拍不出活着的电影。」
那时候的票房爆款，叫座也叫好。
票价1毛的《少林寺》，拿下了1,6157,8014票房成绩，不仅中国，更是横扫日本、韩国院线。
没有华丽特效，单凭一招一式，让从城市到县城的青年都热血沸腾。
而谢晋执导的《芙蓉镇》，是一部借小人物动荡命运，反思历史的佳作，姜文在其中贡献了他最优秀的表演。
这部严肃作品在八十年代能拿下过亿票房。说到底，牛逼的作品拍出来，牛逼的小说写出来，也要有人看才行。
八十年代的人们，完全「值得」这些杰作。
光是《人民文学》这一本期刊的发行量，就有140万册之多。
整个八十年代，印量前三名是457万册的巴金《家》、443万册的《红楼梦》和406万册的《骆驼祥子》。
更「极端」一点的事发生在诗歌上。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这几年，可能我们也就能想到一个余秀华还被人们大规模讨论。
但那时候，北岛、舒婷一出现，年轻人就要疯狂。
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
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张选票；
《诗刊》80年代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1984年，“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应邀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
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忆童年》
舒婷、李爽、北岛
那时候的大学，不仅收留了张楚，还有很多流浪诗人、创作者，全国各地诗社纷起，诗人们全国串联，到一个地方也不怵陌生，报上自己的诗人身份，朋友就来了。
电影、小说、诗歌可以是虚构的，但是孩子的表情不会说谎。
从下面这些照片上，每个人都可以触摸到八十年代的独特温度。
昆明，几个晒得黝黑的男孩、手拿渔网竿，赤脚在画中撒野。
北京，那时候天还很蓝，
男孩穿着牛仔衣，
女孩头上别着红蝴蝶结，
和天坛恰好映照。
广州，往笑容后面看，
老广们撩起背心，
三五如闲散小鸟，在大树下乘凉。
有人背手懒走，有人野餐打牌，有人捧书细看。
苏州，长河里的乌篷船在慢慢摇，
花裙子小姑娘和海军衫男孩一阵咯咯笑，
摇橹声、笑声、那时候苏州很慢很慢的风声。
海南，如今倒是也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只是想p掉沙滩上的其他人，
估计得费点劲。
呼和浩特的男孩子正在排队奋力一跃，
此时游戏最重要，
全然不顾面前这个拿着相机的日本人，
像间谍一样偷拍。
没错，日本人秋山亮二来到中国，一路从哈尔滨到桂林，抢救性地拍下了那个纯真年代，远方还不是远方，都是故乡。
他看到了以压力大著名的日本社会「久违的朴素笑容、率直眼眸，那种融入风景的安详，让人舒展而快乐。」
曾经我们经济远远落后于日本，但是拥有日本人没有的东西。
如今我们似乎经济赶上来了，但是那宝贵的东西，不知不觉消失了。
告别纯真年代
没有人说得清八十年代是怎么结束的。
是1990年除夕夜钟声响起时结束？是1989年海子卧轨，宣告拒绝进入新时代时？是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市场经济时？还是一些别的时刻？
答案可能很难说清。有趣的是，也有人几乎完全避开了这十年。
那是个不满足总是看艺术复制品的年轻人，想要看原作，八十年代一开端就跑去了美国。他不知道，这十年中国会发生一股轰轰烈烈的美学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能成为超级畅销书。
隔了三四十年，他办了一档谈美学的视频节目，节目挺火，却也追不回八十年代的全民氛围。
陈丹青《局部》
九十年代陈丹青回国，这个在八十年代初就离开的人，像一个「对照实验」，照出了一种剧烈的变迁。
他突然意识到：八十年代那种争论、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种种傻逼式的热情，好像消失了。群居生活没有了。
个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多，大家相对地明白了、成熟了，也更世故了。
八十年代的杭州
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很难下一个是非分明的定论。
变化藏在最生活的细节里，如今年轻人的爸爸是马云。
而贾樟柯的《站台》中，刻画了八十年代中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被问到满口情话从何而来，他这样回答：
一个朋友，普希金
八十年代永远离开，没人能有回到那个年代的车票。
还好还有这些细腻闪光的照片，还有文学电影作品留下的灿烂遗产，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个从八十年代走来的人，一个个面上波澜不惊，心里还藏着点理想的人。
或许，每一个不甘于蝇营狗苟，每一个在疲惫生活中还有点英雄梦想的人，都可以说：我的故乡是八十年代。
81年借着天安门路灯读书的年轻人 刘香成/摄
向闪光的八十年代致敬！
摄影师、《不锈时光》作者任曙林（感谢授权）、刘香成、秋山亮二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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