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湖北仙桃人。本報評論員，高級記者。
北山愚公和河曲智叟人生態度絕不相同。愚公要挖山平險，智叟笑其不慧，“不能毀山之一毛”。愚公認為智叟頑固，還不如婦孺腦子靈光，山不會長高，而挖山的子孫無盡。智叟“亡以應”。這個寓言故事因毛澤東名篇《愚公移山》而為人熟知。從抗戰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反覆多次引用愚公故事，號召人們無論大到反對帝國主義、改造中國，還是小到植樹造林，都要持久鬥爭、奮鬥不止。
愚公與智叟有不同的處境。愚公居北山，山塞道阻，居於河曲的智叟怕是感受不深。愚公名之為愚，智叟名之為智，代表了社會的一般認知。移山不過是愚公在“年且九十”之際再次證明其愚的例子，而智叟雖不知年高几何，他對愚公的嘲笑和勸止則是其智的再次顯示。但毛澤東把這個故事拿來，對愚公作出英雄主義的肯定。
現在有些人說，愚公可以另擇去處，他可以遷到智叟所居的河曲或別的地方，不要被大山擋著就行。然而，個體可以選擇不等於群體也可以選擇，難道窮鄉僻壤之人的幸福道路就是遷移，而不是自力更生、建設家園？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更不能說面臨壓迫與困難，低頭就好、移民就好。
愚公移山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空間的故事，但也可以轉換為一個關於時間的故事。大山阻隔是空間問題，對愚公及其子孫來說，這個空間是其人生的遇合，它是在生命到來時就已然存在的，因此應當接受。換個角度來說，人生就是一次行旅，恰好遇上什麼樣的時間和環境，人生就怎樣展開。這就是“安時處順”的態度，強調人對大山擋道這種規定情境既不可能也不必加以改變。
“順勢而為”“順時而為”，這是中國古代思想中特別強調的方面，倘若說有什麼主動性，那就是等待或運籌時機。愚公顯然不是這樣，他是逆勢而行，反抗命運和強大的力量，也是逆時而行，以九旬之身而展望無窮盡的未來，顯示出作為的主動性。
在傳統中國思想中，時作為自然流轉的一種東西，不可違逆，其中所蘊含的“機”，則可資利用。智者就是能夠看到時機、勘破時機的人，他也談不上“抓住時機”，而只是行為與時機契合。人生“適逢”一種時空規定性，如果“生不逢時”“生不逢地”，那就沒法做什麼事情。“知其雄，守其雌”，知與守的，說的是勢，更根本的是時。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是自然而然的，用不著人去做什麼。“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時間於人是不斷地自行前來的。“適逢”某時某地，類似於海德格爾所說的，人被拋進世界裡，但感覺到“被拋”的被動性，人可能產生某種主動性的行為，產生煩惱。中國審美不是這樣，而是使主體匿跡於“大化”之中，“適逢”只是世界的一個小波瀾，“忽然而已”。“輕舸迎上客，悠然湖上來，當軒對尊酒，四面芙蓉開”，中國詩歌中有大量純粹狀寫景象的作品，其美感不是源於反思性、勸諭性內容，而是源於擷取自然中的一寓。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把一花一葉寫入詩中，也就把一時定格為世界。這樣的作品，並不喚起人關於時間“去不復來”的傷懷，而是使人忘掉時間這一因素的存在。“感時花濺淚”“念天地之悠悠”，是時作用於一己而產生的不安，但也不等於時間是壞的，而只是時間客觀上不留住任何東西，使所有的東西從一種形式變成另一種形式。
在天地大化之中，時間不是不斷死亡，而是在不斷變易，時間也不是破壞的因素，而是更新的泉源，它不捨晝夜，永無止境，使不同的人“適逢”於它。在中國思想中，時本身無所謂好壞，它只是變化，相對於具體情境才有好壞結果，而且好壞因人而異、視對象而論。即使不得其時的時，那也不是一個壞的時，而只是於某人某事而言是不好的，但於另一事而言可能是好的，於另一人而言也可能是好的。
“安時處順”，不是看不到事情的利弊，而是要看到利弊難以完全兩分，利中有弊，弊中有利，利弊互生，禍福相倚，猶如陰陽圖的糾纏。利中有不利，不利中有利，利將轉化為不利，不利將轉化為利。
傳統中國思想家在過程和情境中認識“時”。無論在發生上還是在邏輯上，“時”都先於他們各自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的元思想之一。西方思想本質主義地認為時間是一種與死亡聯繫，與永恆絕然不同，人只能抓住現在，但又一定悲劇性地失敗。而中國認為時決定了一切屬於過程，蘊含著所有的可能性，通過時間——方位與人——事的具體結合，時的意義才能得到理解。某種程度上，這造成中國思想難以言狀的博大精深，也塑造了李澤厚所說的中國的“樂感文化”，是好是壞難以一語評斷。
回頭來看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的形象可以證明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並不是傳統中國性格的主流。儒家雖講君子要自強不息，但也不贊同愚公那種看似無望的戰鬥，例如孔子就是“聖之時也”，知道因時而動或因時而不動。智叟代表著傳統思想的主流，認為人當安時順處，抗拒巨大的時空環境徒勞且不必；愚公則是異類，他要對抗上天安排的秩序。
愚公是著力“抓住現在”的，但不像西方文化有內在的悲劇感，他以前仆後繼展望未來，而不悲慼於一己生命的必死性。在毛澤東看來，智叟式的聰明人不足觀，愚公才是革命者品格。古為今用，取其精華，毛澤東的愚公故事，從傳統文化中開掘出“排除萬難”的能動精神，和“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行動力量，使奮鬥成為當代中國的主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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