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5日，溫斯頓丘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名為《和平的肌腱》演說。在演說中，丘吉爾提醒美國聽眾，“上帝已經選擇了”美國而不是“某些共產主義或者新法西斯國家”來擁有原子彈。為了利用這一武器提供的“喘息空間”，“講英語的民族”要在聯合國的原則之下——但不是在它的組織框架下——“建立兄弟聯盟”，以圖重整世界。
因為：
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Stettin）到亞得里亞海的迪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下。在它的後面，有所有中、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都位於我必須稱之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不僅常常受到來自蘇聯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的高度的、有些情況下還愈演愈烈的控制……共產黨……已被抬高到與其數量遠不相稱的顯赫的掌權地位，而且到處都在謀求獲得極權主義的控制權。
丘吉爾強調，蘇聯人並不想要戰爭，“他們想要的是戰爭的果實以及他們權力和教義的無限擴張”。威斯敏斯特學院的演講以“鐵幕”一詞而聲名遠播。丘吉爾認為這篇演說詞的“關鍵點”在於這樣的一個建議：英美在聯合國之外，以原子武器為後盾，在“歐洲建立一個不會永久性地排斥任何一個國家的統一體”。
斯大林對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深感憤怒。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接受《真理報》採訪時指責丘吉爾的演說是一種“具有危險性的舉動”，它在“同盟國間散佈不和的種子，並阻止她們的合作”。在斯大林看來，丘吉爾就是一個切切實實的“戰爭販子”。“事實上，邱吉爾先生現在已立在戰爭煽動者的地位。邱吉爾先生在這裡並不孤立。他的朋友不僅在英國有，而且在美國也有。應該指出的，就是邱吉爾先生和他的友人在這方面驚人地很像希特勒和他的友人。希特勒曾宣佈種族學說，而開始鼓吹戰爭的工作，他宣稱只有能操德語的人民才是有真正價值的民族，現在邱吉爾先生也以種族學說做標榜，開始鼓吹戰爭的工作，他斷言只有操英語的國家才是有真正價值的國家，才是能擔負起決定全世界命運的責任的國家。”丘吉爾的種族言論其實就是對非英語國家的最後通牒：“你們甘心承認我們的霸權——這樣就可相安無事。否則，戰爭就可避免。”在斯大林看來，“邱吉爾先生的方針就是作戰的方針，號召和蘇聯作戰的方針。”
作為被斯大林指責為丘吉爾的“友人”——美國總統杜魯門，與羅斯福總統有著很大的不同。羅斯福是美國東北部世家子弟，杜魯門則來自中西部農村中產階級家庭。羅斯福受教於第一流的中學和大學，杜魯門一輩子的最高學歷只是高中畢業（雖然艾奇遜曾敬佩地讚譽他學力不遜於耶魯畢業生）。羅斯福自幼即被培養要出人頭地、做元首；杜魯門則是堪薩斯城政治機器運作捧出來的人物。作為羅斯福總統的副手，杜魯門缺乏實質的外交政策經歷，羅斯福亦未充分讓他與聞涉外事務。
對丘吉爾來說，羅斯福的突然逝世和繼任總統杜魯門對戰時同盟外交政策參與的缺失，使得西方國家在阻止蘇聯膨脹的勝利野心時出現了一段致命的脫節。“在這個令人悲傷的真空之中，一個總統不能起作用了，而另一個總統還不能瞭解情況。軍事長官們和國務院都不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指導。前者把他們自己侷限於本行的範圍以內，後者則領會不到牽涉進去的問題。”不過，令丘吉爾感到欣慰的是，儘管杜魯門有著與羅斯福不同的處事風格，但在他們之間仍然保持著一個關鍵性的聯繫紐帶——馬歇爾。
1945年4月16日，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伯爵在給丘吉爾的電報中對杜魯門的個人特點作了說明：“杜魯門的嗜好是研究戰略史，據說這方面的書，他看得很多，這也許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個晚上，他在這裡無疑地表現出他對於漢尼拔戰役的驚人的知識。他很器重馬歇爾。”1946年11月，在杜魯門領導的民主黨國會選舉中落敗後，作為戰時羅斯福總統的參謀長馬歇爾被任命為國務卿。在1947年4月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期間，馬歇爾在與斯大林會見後表明了他在面對共產主義浪潮衝擊下歐洲安全的態度：“必須找到一個防止西歐完全崩潰的辦法”。
一個由丘吉爾、杜魯門、馬歇爾組成的三角聯盟正式結成，成為了美國對蘇發起新的世界大戰——冷戰——的政治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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