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若想生根、發芽、成長,適宜創新生長的土壤必不可少

編者按:橘生淮南是一個成語,出自《晏子春秋·雜下之十》:“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比喻環境變了,事物的性質也變了。環境對物能產生影響,人也不列外,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期,以及不同時間下特有的文化氛圍,都會對這個空間內的人產生影響,其中自然包括人的創新思維、各種各樣的新組織.....

創新若想生根、發芽、成長,適宜創新生長的土壤必不可少

只有當土壤利於植物的時候,它們才能萌芽和成長,社會組織也一樣。 這是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的維多利亞·約翰遜和斯坦福大學的沃爾特·鮑威爾對紐約市的兩個植物園進行案例研究後提出的一項新論點。這兩個植物園有一個失敗了,而另一個在一個世紀後依然欣欣向榮 。

兩位學者利用來自制度創業、社會運動研究和組織生態學領域的思想,來研究新組織是如何在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興起的。

兩位學者論點的關鍵是“準備程度”(poisedness,又譯“適定性”)這一概念,它被定義為“一個社會和歷史背景對接受一項創新及其所引發的重構的適用性或脆弱性”。

在判斷準備程度時,鮑威爾表示,關鍵問題是“在歷史的其他節點是否會發生?誰能穿越這一機會之窗呢?”

他們這篇文章的觀點出自約翰遜正在撰寫的一本關於戴維·霍薩克的書。霍薩克是18世紀後期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教授。他在當時仍然帶有鄉村氣息的曼哈頓依照歐洲的模式開了一個植物園,用於醫學研究。這個項目最終失敗了,哥倫比亞大學接管了這個植物園,後來出售了這塊土地,獲得了巨大的利潤。結果它成為洛克菲勒中心的一部分。

十九世紀末,另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納撒尼爾·布里頓又發起了第二次嘗試,開了一個植物園。這個植物園可與位於英國克佑的皇家植物園媲美。雖然布里頓的出身、經歷和目標與霍薩克驚人地相似,但他卻能夠從卡內基、洛克菲勒等“鍍金時代”的大亨們那裡籌集到資金和對項目的支持。紐約植物園是今天紐約的一個主要公共機構,並實現了布里頓的願景,即它既是自然景觀,也是植物和藥物研究中心。

鮑威爾和約翰遜仔細查閱了霍薩克和布里頓的文獻,並走訪了在美國和歐洲的35個歷史檔案室,考察這兩位教授在開辦植物園時是如何尋找支持的。

約翰遜說:“真正吸引我們的地方是,雖然兩個案例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但他們所處的歷史時期也是如此的不同,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形態等等。某種程度上,霍薩克恰恰沒能生逢其時。”

在政治上,霍薩克試圖說服紐約州立法機構去資助一個用於醫藥研究的植物園,但當時的美國正在禁運英國產品的風頭上,這使得紐約經濟陷入衰退。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他又無法獲得富有的精英們的資助。

布里頓則不同。他有機會吸引那些有影響力的人,而他也抓住了機會。即使這些有影響力的人並不關心植物學,但他們有宏偉的抱負,而且重視實現這些抱負所需的專業知識。當時富裕的捐贈者想在建博物館和歌劇院,可以使這座城市與歐洲的城市媲美。同時,他們也想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保持其自然景觀。約翰遜說:“當布里頓向鍍金時代的精英們發出呼籲時,他很有策略頭腦,發現了用何種語言能夠激活精英們在提供城市綠色空間方面的利益點,包括通過綠化來平息由於長時間工作和城市汙染而可能引發的一些工人騷亂,以及通過維護綠地,來確保房地產價值居高不下。“

這篇文章通過考察兩個植物園成敗的原因,對創新研究做出了貢獻。約翰遜說,包括文化和制度創新者在內的有關創業精神的學術文獻,主要著眼於成功而非失敗,因為失敗的案例留下的原始文獻不夠多。她說:“這兩個案例給了我們一個極佳的機會去研究失敗,以及到底是什麼使得其中一個植物園仍然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一部分,這就是紐約植物園”。

布朗大學的社會學家尼特桑·科雷夫說,鮑威爾和約翰遜提出了針對現有變革成因研究的一個重要觀點。研究人員經常指出促成變革的具體事件,如黑色星期二、9/11、總統選舉。但這兩個植物園的歷史進程中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件。科雷夫說:“沒有緊要關頭,沒有外部的衝擊。這個過程很長,參與者幾乎不知不覺。”

Victoria Johnson and Walter W. Powell, “Organizational Poisedness and the Trans- formation of Civic Order in 19th-Century New York City,” from the forthcoming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and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Lamoreaux and Wallis,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維多利亞·約翰遜和沃爾特·W·鮑威爾,“組織適定性和19世紀紐約市公民秩序的變革”,選自即將出版的“組織、公民社會和發展的根源”(美國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會議報告),拉莫若(Lamoreaux)和沃利斯(Wallis)編輯,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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