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作家龍應臺做了一個決定：遷居鄉下，陪93歲的失智母親。從作家到政客，再辭職回到鄉下照顧母親，是什麼促使她在65歲時做出這樣的決定？
見微知著，解讀神奇世界中的必然
1952年出生的龍應臺，屬於戰後嬰兒潮的那一代。
但中國臺灣這群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孩子”，與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嬰兒不同，他們隨著父母的流亡，成為了沒有祖墳的一代人。
龍應臺曾解釋自己的名字：
“既然叫龍應臺，當然是個在臺灣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為名字裡嵌了‘臺’這個字，誰都知道她肯定是個異鄉人。”
“異鄉人”陪伴了龍應臺大半生，在她的記憶裡，“家”不是出生地的臺灣，不是有孩子的德國，而是遙遠模糊的湖南老家。
01
龍應臺的父親是湖南人，母親是浙江人，他們在1949年隨著200萬大軍逃到臺灣。
落入海島後，原是大小姐的母親靠織漁網養大四個孩子，父親則當個鄉下警察，每三年就調動一次。
龍應臺一家
所以，龍應臺小時候沒有住在眷村，她身邊清一色全是臺灣當地人，60個小學生當中只有她一個外省人，同學們都不懷好意地叫她“外省仔”。
每次她剛交了朋友就又得搬家，一切從頭來過。這使她比一般外省人更沒有“根”的感覺。
明明生在臺灣，長在臺灣，可她所受的教育卻一直在告訴她，臺灣“是次等的，暫時的，這裡不是我的家”。
當時的最高領導一直保證“一定給你們帶回大陸去”，讓這些外省人覺得好像只要契機一到，隨時都能打包行李，回到大陸老家。
所以，這群說著標準國語的外省人，時刻以優越的中原人姿態，睥睨臺灣的一切：粗鄙的臺語，下游的歌仔戲，迷信的廟宇……
但他們的心底，又有一個豔羨在瘋狂滋長：臺灣人有自己的家。
在龍應臺的成長記憶裡，除了身份上與臺灣當地人隔著一道藩籬，父親時不時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在她耳邊談他的同鄉“曾國藩”，也催生了她內心對家鄉的渴望。
16歲的龍應臺與父母
於是，由於那個遙遠的家國夢，整個少年時期的龍應臺都將自己的靈魂安置於中國文化的這片天河裡。
她讀《有所思》，讀《上邪》，小小年紀就忍不住對《箜篌引》寥寥十六個字所帶來的生動與悲壯拍案叫絕。
只不過因為當時環境的刻意扭曲，使她對對岸的認知孤立而狹隘，文化上斷層極大地侷限了她的求知慾。
直到她23歲去美國留學，才發現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不同的，這才有了十年後的一本風靡華人界的《野火集》，去“腐化”那個謊言。
23歲時的龍應臺
02
龍應臺大學畢業後當了一年助教，因為被一位美國教授賞識，得到了獎學金贊助，便到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讀書，並取得了英美文學博士學位。
在那裡，她認識了一名德國留學生伯恩。
在龍應臺後來的作品裡，她對兩個兒子著墨甚多，從《孩子你慢慢來》《親愛的安德烈》，到後來的《目送》，都寫滿了濃濃的母子情。
龍應臺的兩個兒子
然而卻甚少提及她的婚姻。
龍應臺與伯恩相識相戀，於1978年結婚，5年後二人一同回到臺灣，學國際經濟的伯恩任職於一家銀行。
龍應臺自己則在臺灣中央大學英文系任教，此間她開始對白先勇、陳映真等各大名家的作品進行批評，最後出版一本《龍應臺評小說》，一上市即告罄。
而那篇轟動一時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就在當時寫下。
她用咄咄逼人的氣勢、當仁不讓的態度撕開隱藏在面具底下醜陋臉孔——苟且的百姓，汙穢的環境，權勢的警察，貪婪的商人。
這篇文章被收錄到《野火集》，21天就狂印24次，4個月狂賣了10萬本。
一夜之間，這個年僅33歲、被余光中稱為“龍捲風”的女子便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
然而，當收穫了玫瑰和掌聲的同時，也招來了許多謾罵，有人罵她“娼妓”，有人攻擊她“性冷淡”，甚至有人寄給她冥紙。
父親開始不安：女兒，你不要忘記我跟你說過，我親眼見到不聽話的人半夜裡被麻袋矇住，綁在石頭上，丟到海里去了。
她安撫說，爸爸你放心，我只是在談“撿垃圾”，沒關係的。
這把批判的“野火”，以燎原之勢蔓延了臺灣幾十年。
就在她的“聲望”如日中天之際，因丈夫受聘於瑞士的一家銀行，龍應臺不得不選擇旅居瑞士，隨後又定居德國，開始了漫長而孤寂的異國生活。
她本可以似所有出嫁的女子一樣相夫教子，順便寫作、關心中國大事，還能站在異國的三尺講臺上教中文。
然而14年的歐洲婚姻家庭生活終究無法滿足一個知性女子的期許，白人的世界也不容一個外來女子有太多的發揮餘地。
她在《銀色仙人掌》的自序文中寫道：
“蒼蠅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速拍打，發出電線接觸不良時那種滋滋的電磁聲，它在盲目地、絕望地尋找出路……然後起身走到書桌前，坐下，開始寫，寫自己的離婚書，寫完傳出。”
她將自己比作一隻受困的蒼蠅。
望著窗外滿眼的綠意，她卻只能在玻璃窗內苦苦思索，那抹綠意到底是來了初春還是至了夏末？
伸手無法觸及的美好，終究不屬於美好人生的一部分。
她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不想靠取悅別人過完餘下的人生。
就這樣，她結束了自己的婚姻，回到華人世界。
03
回到中國臺灣後，應馬英九的邀約，龍應臺先後任“文化局長”和“部長”。
當官，是受到中國文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思想所牽動。
但從過去站在雲端指點江山的文人，走入現實成為實踐者，豈有那麼容易？
上任之後，龍應臺才發現文人的浪漫情懷在人民生計面前，簡直脆弱得不堪一擊，現實與理想之間橫亙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一個人能夠看出問題，不見得就能解決問題。
好在面對四面八方的反對聲，她還能不失文人傲氣，從容的回答：在中國，文人從政是一種傳統，蘇東坡、白居易他們透過做官把對社會付出、實踐做到了。
她就是這樣一個奇女子。
當作家時，文筆洗練犀利，做母親時，母愛溫柔細膩，在官場時，作風果敢堅定。
張曉風為她的書寫序時這麼形容她：
“燒一把野火的是龍應臺，乖乖守著萬年以來巖穴中那堆灶火來為孩子烤肉講故事的也是龍應臺。”
但這樣的龍應臺，在生活中卻“有著超乎想像的不安全感”，常陷入生活盲區。
有一回半夜，她寫了一封家書給德國家人，不到五分鐘，就接到馬英九的電話：“你剛才是不是有傳真東西？”
“對啊，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傳到我家來了！”
還有一次，友人林青霞送她一條褲腳收束的褲子，林青霞與她見面時，發現她一隻褲管的帶子不見了，另一隻還綁著，林青霞忍不住提醒她：“
你知不知道，一條褲腿的帶子不見了？”“是嗎？沒有了嗎？”
諸如此類糗事，不勝枚舉。
龍應臺就是這樣一個矛盾體，她睿智但又糊塗，果決卻又散漫。
她想當一個旁觀者，卻偏偏是個局中人。
她的矛盾如同她的文字，每每飽含著一種對家鄉的渴望，卻又透露著永遠找不到家的絕望。
她在《親愛的安德烈》中寫道：
“你的母親，就是二十世紀的被歷史丟向離散中的女兒，很典型。所以她終其一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
你看，多麼慘烈的自白，似乎帶著一股先天滄桑。
流亡的歷史就像一把燒紅的鐵，將孤獨的印記烙入龍應臺的肌骨。
她試圖改變自己與父輩們的漂泊宿命，她生怕這群流亡者隨著生命的漸次隕落終被歷史忘卻。
但她僅有的，也只是用文字一次又一次地詮釋自己的“大中國主義”：絕不容許歷史再次將家人分離，絕不容許國土再次分裂。
04
一直以旁觀者自居的龍應臺，習慣用泛愛的姿態去書寫弱小群體的無奈，書寫大江大海的磅礴。
然而，柏楊卻在生前就洞悉這一切：
“龍應臺有許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輕時會幹的事，大概每個有志之士都要經過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進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裡看，我認定，龍應臺的軌跡大致也如此。”
2004年，龍應臺父親過世。
父親的死，像是突然給龍應臺過去色彩斑斕的人生硬生生地劃出一道黑暗而詭異的門，
“那像海上突來的閃電把夜空劈成兩半，天空為之一破，讓你看見了這一生從未見過的深邃裂縫”。
接著，母親又被診斷痴呆症。
龍應臺頓時像斷了線的風箏，連漂泊都失去了方向。
此時此刻她才痛切體悟到，幾十年來她的悠然自得，都因為“父母就是理所當然地在那，就像家裡的傢俱一樣，你不會跟傢俱說對不起”。
漸漸地，龍應臺少了旁觀者的壯懷與激烈，多了幾分落莫孤單後的澄淨與透澈。
有一回，她和兒子在緬甸旅行，夜間她問兒子，怎麼有空陪媽，女朋友呢？
“她在越南，帶她媽旅行！”
兒子說得理所當然，在龍應臺聽來卻宛如五雷轟頂。她對生命的參悟還不如孩子來得通透。
父母從破碎的時代走出來，花了很多犧牲與奉獻才將孩子拉扯大，他們已經沒了祖墳，難道還要他們在人生的最後一里路，孤單的離去？
她跌跌撞撞追逐了大半生的“家”，卻原來，“媽咪在，那兒就是家了”。
龍應臺在新書上寫道：媽咪在，貓咪在，那兒就是家了
65歲時，龍應臺辭職回到鄉下，陪伴早已不能說話的老母。
母親甚至不知道她是誰，龍應臺便一遍一遍的叫母親的名字：美君你在嗎？美君你好嗎？我是你的女兒。
從她18歲離家到現在，47年來，她一次也沒有回頭看。
現在回頭，或許太晚，但至少來得及。
人至中年，眼睛都往下看，看自己的孩子蹣跚學步、健壯成長，唯獨忘記了往後看，看父母佝僂的身軀在斑駁的歲月中漸漸風化，直到煙消雲散。
然而對父母的懊悔與不捨，可能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會纏繞於胸，與人說起來就忍不住眼流滿臉：“真後悔那時……”
在這個超高齡社會，每一個人的家中都有一個“美君”，將來有一天自己也可能是“美君”。
衰老和死亡，離每個人的生命都越來越近。
65歲的龍應臺為93歲的老母戴上鮮花
然而，就如龍應臺所說，
“這個社會向來談的都是我們要給孩子相處的‘質量時間’，陪伴孩子長大。什麼人談過我們要給父母‘質量時間’，陪伴他們老去？”
或許，我們都應該放下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因為，“你現在開始不遲，或者說，你再不開始就遲了。”
今年66歲的龍應臺，一生不斷的“思”與“辯”——從生到離，從死到別，從愛到惆悵，從不捨到放下，從小小個人到浩蕩國家。
逝水行舟，回首艙內的燈火燦爛，她釋然一笑，那份浮於人世的孤獨靈魂，終是洗盡鉛華，心下大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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