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說明，我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失誤的產物。如果中國早二十年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我肯定不會來到人世間。人世間是天堂還是地獄暫且不論，我的降臨是幸運還是不幸猶且不說，總之，我降臨了。這種無法選擇的結局對於個體來說，只有順從和忍受。
我姐妹兄弟共八個，我排行老四。曾祖父是清末舉人，民國時期，家道雖已日漸衰落，但依然擁有一百餘畝土地和十多匹騾馬。可當我出世時，面對的卻是一窮二白的嚴酷現實：隨時都有可能倒坍的兩孔糟爛的土窯洞，一個唯一能充作傢俱的舊式臥櫃，一排像飢餓的嘴巴一樣張開著的空蕩蕩的盛糧瓦罐，一臺用出嫁的姐姐換來的石磨子。飢餓是命運賜給我的最初的禮物。
毛澤東說過，一張白紙好畫畫。這個說法自有它的道理，但對於一貧如洗而又負擔沉重的家庭來說，它近乎於一個善意的謊言。有一碗麵粉總比沒一碗麵粉好，有一角錢——當時可以買五盒火柴一比沒一角錢好。
父母相繼早逝。過度的勞累使他們的生命早早地枯萎。終生勞碌，留下的，卻是一堆亂麻一樣的債務。面對越發悲慘的現實，我哭嚎過，但卻對父母沒有絲毫的怨言。我知道父母把我們撫養成人已竭盡了全力，他們為掙那可憐的工分而變得腰彎腿曲，他們寧願自己捱餓也要節省下那一粒一顆的糧食用來餵養兒女。渭北高原彷彿永遠乾旱，荒涼的歲月裡土地一個勁兒地板結，汗水比穀糠還要廉價，付出的勞動與所得的收穫總是不成比例。
我的父親是駝背。他小時候因父母早逝而淪落成孤兒。他給財主放羊時，跑到瓜棚裡躲雨，瓜棚倒坍，壓斷了脊樑骨。從此。他就像低頭認罪似的，在崎嶇的人生小徑中蹣跚。身體的彎駝並不可怕，重要的是，嚴酷的命運把他的精神也擠壓成了駝背。他膽小怕事，恪守規矩，隊長一聲粗壯的吆喝足以令他全身發抖。他拼命地幹活得到的卻是別人一半的工分。他與鄰居不論發生什麼性質的糾紛，總是以退縮而告終，真如《聖經》上所說：“別人打你的左臉，你再把右臉讓出去讓他打。”
父親其實是很聰穎很智慧的，只是生不逢時。他會蓋房，會做木活，會編織，會打撈掉入窖中的水桶，當然，他還被人稱做鞋匠。村民院子的門樓，幾乎全是他砌蓋的。他總能把門摟當作藝術品來塑造，既鏤花又能把門樓的造型構建得如一隻翩翩欲飛的飛燕。全村人的灶頭百分之百出自於父親之手。誰叫他他就跟上誰去，不吃喝人家的，不拿人家的一針一線，偶爾被人留住吃一頓飯，便顯得忐忑不安——如果他活到現在，看到那麼多貪得無厭的吃客在白吃白喝，他又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他一定會羞愧得無地自容。吃客們心安理得，他卻很是臉紅。
母親是個剛強的女人。苦難的生活把她沖刷得如同岸邊的一塊礁石——雖然千瘡百孔，卻頑強地挺立。在我的記憶裡，母親是極少睡眠的。白天在地裡幹活，在灶房裡做飯，一到晚上，紡車就彷彿某種單調的音樂，延綿不斷地響起來。她盤腿坐在地上，鏽紅的亮光映照著她蒼白的臉。我一覺睡醒又一覺睡醒，直至聽到公雞的啼叫，依然發現她坐在紡車前。澀紅的眼睛充溢著淚花。只是等我起床準備上學時，才發現她頭歪在身旁的麻袋上，酣然睡去。天天紡線，年年織布，卻從未見她穿過一件完整的衣裳。他的衣服上永遠打著補丁。
母親如同巢窠，是鳥兒軀體和精神的家園；母親是我們生存的保證和希望；母親是冬天的火爐，是風雨中的屋簷，是我們夢想的柔床。
母親最終皈依了基督耶穌。對命運的恐懼與不可解釋，使她信奉了上帝。她捨不得花二分錢買杯止渴的茶水，卻掏大價錢買回數本《聖經》和與《聖經》有關的書。她每個禮拜天——除非病魔鎮壓得她臥床不起——都要步行數十華里山路，到縣城的教堂去祈禱，風雨無阻，雪霜不論。
自從信教後，天性慈悲的她更加慈悲。她憐憫一切生命，寬恕所有罪過。牛犁地撒懶，她絕對不會抽它一鞭子；某棵樹擦傷了皮，她會小心翼翼地給它敷上溼泥。對待村民，她更是有求必應：西家蓋房，東家婚嫁，總能在最勞累的地方找到她。瘋子堂姐被丈夫拒之門外卻被她安置在自己的熱炕上……
父母早已離我們遠去了，可我躺在濃黑的深夜裡，眼前總能浮現出父母的身影：父親佝倭著腰，揹著一袋剛剛借到的玉米，瘦如柴棍的雙腿在山路上顯得搖搖欲墜；而母親呢，夾著一隻空碗，倚在門框上，滿面愁容地思忖著該去誰家乞討。他們微笑著，笑容如傷口一樣憂傷。
（安黎，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作家協會理事、西安有突出貢獻專家，陝西文學院簽約作家。1982年師範院校中文系畢業分配至耀縣中學從事高中語文教學，後輾轉耀縣縣委黨校、耀縣縣委宣傳部、耀縣文化館等單位工作。1992年初調入西安市文聯《美文》雜誌社從事編輯工作至今，現為《美文》雜誌副主編。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有長篇小說 《痙攣》、《小人物》、《時間的面孔》，散文集《醜陋的牙齒》、《不在路上走》、《我是麻子村村民》，小說集 《醜腳丫踩過故鄉路》，詩集《走進人的叢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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