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 新華社發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勝利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做的主題報告，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
一、“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
在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形勢下，西柏坡迎來了1949年。
其時，毛澤東來到西柏坡已半年有餘。
這段時間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時期之一，據統計，在西柏坡，他起草了197封電報，指揮了24場戰役。尤其是在指揮三大戰役期間，毛澤東常將吃飯當成“負擔”，總是經多次催促才吃上一頓；他的睡眠時間也很少，曾多次兩三天時間不上床休息，平時也是躺下三四個小時就起床辦公。中央行政處為了保證毛澤東有充沛的體力和精力處理黨政軍民的各項大事，準備在生活飲食上進行一些改善。毛澤東知道後，對行政處的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為我吃東西費心費力，一個星期給我吃兩次肥肉，那就足矣。”他對衛士長李銀橋說：“不要亂忙，你弄了，我也顧不上吃。我就是補補腦子好工作，你只要隔三天給我吃一頓紅燒肉，我肯定能夠打敗蔣介石。”
這段時間也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最高興的時期，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環環相扣，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
戰略大決戰勝利結束後，中國的政治形勢已經十分明朗。毛澤東寫道：
“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佔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誌。”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毛澤東還大大縮短了原來的預想。原來預計，從1946年7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而如今有了新的估計：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
在巨大的勝利面前，毛澤東沒有沉浸在喜悅之中。他告誡全黨：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在取得勝利的時候，人們往往會驕傲，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教訓極其深刻、極其慘痛。如何防止驕傲，毛澤東有其經驗。他曾經說過，打完一仗之後，要立即提出新任務，這樣他就不驕傲了，否則就會停止前進。
在新的一年即將到來之際，他向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提出了新的任務：（1）“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1948年更加偉大的勝利。”（2）“在經濟戰線上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成就。我們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要比過去提高一步，鐵路公路交通將要全部恢復。人民解放軍主力兵團的作戰將要擺脫現在還存在的某些遊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3）“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毛澤東強調：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下棋看五步。毛澤東對事情總是想得很深很遠，走第一步時，就會想到第二步、第三步。此時，解放戰爭的硝煙尚未散去，毛澤東就已將主要的注意力投向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將主要的精力思考建國方略。
二、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
在形勢急劇變化的關鍵時刻，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
一是缺少大量的幹部。人民解放軍就要渡江作戰，解放南方數省，佔領幾十個大城市，這就需要大量的幹部。中央雖準備5.3萬名幹部隨軍南下，但是這對於佔領與管理中國南方的廣大地區，顯然是不夠。怎麼辦？
毛澤東的辦法是：主要依靠軍隊解決，把軍隊變成工作隊。他指出，軍隊就是一個大學校，210萬野戰軍，等於幾千個大學和中學。
把軍隊變成幹部，其中間環節就是培訓。毛澤東提出11個“善於”的培訓目標：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於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善於對付資產階級，善於領導工人和組織工會，善於動員和組織青年，善於團結和訓練新區的幹部，善於管理工業和商業，善於管理學校、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善於處理外交事務，善於處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問題，善於調劑城市和鄉村的關係，解決糧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問題，善於處理金融和財政問題。總之，過去軍隊幹部和戰士們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問題，今後均應全部負擔在自己的身上。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強調：我們必須準備把210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這樣，幹部就夠用了，廣大地區的工作就可以展開了。我們必須把210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幹部學校。
這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
這是一個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
後來，各方面的專業人才都是從人民解放軍這所幹部學校中培養出來的，將軍市長、將軍大使、將軍管理人才、將軍專業人才比比皆是，這些無不與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有密切關係。
二是戳穿國民黨假和平的花招。由於軍事上慘遭失敗、政治上眾叛親離、經濟上迅速崩潰，蔣介石不得不於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企圖保存國民黨政府的地位，爭取喘息時間，以便重新集結力量，捲土重來。
一向同蔣介石存在尖銳矛盾的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趁機以和談為名，逼蔣下野並取而代之。在內外壓力的逼迫下，蔣介石不得不宣佈“下野”，李宗仁作為“代總統”，表面上在臺上主持“和談”。
這場“和平”鬧劇，使國內一部分人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害怕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帶上溫和的色彩。有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要共產黨把人民革命戰爭“立即停下來”，反對“除惡務盡”。在國際上，也出現各種各樣的議論，似乎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應該適可而止。
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這是關係到中國人民命運和前途的一個必須明確回答的重大原則問題。
毛澤東看透了美蔣在此時提出和平運動的真實面目，1948年12月30日，他為新華社寫成了一篇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毫不含糊地指出：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而絕不允許使革命半途而廢，讓國民黨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他還用了古代希臘“農夫與蛇”的寓言教育人民。
毛澤東堅定地指出：中國不能走中間道路。
《將革命進行到底》為反對美蔣的假“和平”提供了的思想武器。
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這八項條件概括為四個字就是：繳槍投降。
這八項條件是重型炮彈，擊破了美蔣的和平陰謀；這八項條件是照妖鏡，一切製造假和平的人在這塊鏡子下都會原形畢露；這八項條件更是和平的基礎，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會有真正的和平。
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再次重申：我們的方針是不拒絕談判，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許討價還價。
三是接管城市的新問題與新經驗。中國共產黨長期生活、戰鬥在鄉村，許多人不熟悉城市工作，還有些人難免用一種小生產者的觀點去看待城市。華北最初接管城市曾出現一些問題，走過一些彎路。比如收復井陘、陽泉等工業區，曾經發生亂抓物資、亂搶機器的現象，使工業受到了很大破壞。收復張家口的時候，不少幹部隨便往城裡跑，亂抓亂買東西，有的甚至貪汙腐化，領導機關也放鬆了鄉村工作，引起部隊戰士和農村基層幹部的不滿。1947年11月攻克石家莊，接管工作雖有所改進，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東西，他們還鼓勵城市貧民去拿，開始是搬取公物，後來就搶私人財物，以致不得不實行戒嚴，甚至槍決了幾個人來制止亂搶現象。
邯鄲、焦作、運城等幾個城市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覺不自覺地搬用農村的經驗，混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損害了工商業的發展。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把這些情況寫成專題報告送給毛澤東。毛在這份報告上作了一條重要批註，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
1948年下半年，共產黨陸續接管了若干較大的城市。其中，濟南和瀋陽的接管工作創造了許多新經驗。接管濟南是曾山主持的。1948年11月21日，中央在批轉他寫的《關於接管濟南的經驗的報告》時指出：“關於接管濟南的經驗的報告甚好，轉發各局參考。”瀋陽是工業城市，其接管工作由陳雲主持。陳雲時任東北中央局副書記，分管財經工作。東北局從軍管會人員中抽調了四千名新老幹部，由陳雲率隊，接管幾個大城市。瀋陽接管後，他還兼任了軍管會主任。同年12月14日，中央批發了他寫的《關於接收瀋陽經驗簡報》。瀋陽的經驗，解決了接管工作中的兩大難點，即怎樣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樣迅速恢復秩序。具體辦法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同時，抓緊解決有助於在政治上、經濟上穩定人心的關鍵問題，例如迅速恢復電力供應、解決金融物價問題、收繳警察槍支、利用報紙傳播政策、妥善處理工資問題等。
濟南、瀋陽的接管工作的新鮮經驗，體現了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個總的指導思想：一場大革命除必須破壞的以外，應儘量多保存一些有用的東西。這樣做，政治上主動，經濟上也便於恢復和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接管城市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為毛澤東起草七屆二中全會報告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素材。
四是張聞天提供了東北經濟建設的新經驗。就在毛澤東思考新中國的經濟方針之際，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常委張聞天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東北解放較早，許多工作先行一步，這就使張聞天有可能和有條件對那裡的實踐進行調查研究，對經濟成分做出系統和科學的分析。這份提綱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產物，受到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高度重視。9月間，毛澤東在修改這個提綱時，強調了以下五點：（1）實行國民經濟組織性與計劃性必須嚴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內，國營經濟首先要適應這種組織性與計劃性；（2）除開國家總的計劃外，必須特別重視地方性的國民經濟計劃；（3）使合作社成為普遍的社會制度，必須經過長時期的艱苦工作，才能一處一處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路線時，又必須嚴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傾冒險主義；（5）由於有了多種經濟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商人資本主義這一切情形，這使我們必須有無產階級明確而周密的經濟政策、經濟計劃與整套的經濟組織去指導國民經濟建設，絕不容許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亂。隨後，劉少奇對提綱作了精心的修改。10月26日，毛主席看完修改稿後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二十九頁上，‘決不可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過早地採取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因為就我們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修改後的提綱，曾印發給東北局、華北局和部分領導同志徵求意見。
調查研究，猶如毛澤東講的“十月懷胎”。
一個高明的領導者，應該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況上，只有這樣，做出的決策才有科學依據。“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才能把事情辦好；“情況不明，決心大”，就很可能把事情弄糟。處理複雜的經濟問題尤其如此。所以，準備會議、準備文件，都應把功夫用在調研上，這是七屆二中全會報告特別精彩、特別深刻的一條重要經驗。
中央領導同志對經濟建設方針的探索和對提綱的修改過程，是一次理論聯繫實際的調查研究。如果沒有這種調查研究，就不可能產生認識上的飛躍，也就寫不出七屆二中全會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
五是解決國民黨軍隊的三種方式。天津是打下來的。天津解放之後，北平守敵25萬人陷入絕境。為了保護北平這座文化古城，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繼續同傅作義談判，爭取和平接管北平。在此之前，人民解放軍處理國民黨軍隊只有兩種辦法：或起義，或投降。而這兩種辦法，傅作義都不能接受。在他看來，起義對不起蔣介石；投降又有失面子。為了使北平這座文化古城免遭戰火的浩劫，共產黨表現出極大的誠意，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併發明瞭一種新的方式：和平改編。
傅作義接受了和平解放協議。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城，北平宣告解放，華北全部解放。
綏遠的國民黨軍隊也受傅作義指揮。毛澤東對傅作義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問題就好解決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們起義。”
於是有了綏遠方式。
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推廣了這些新鮮經驗，指出：遼瀋、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臺灣的廣大的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
在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不斷地提出新舉措，不斷總結新經驗，是中國共產黨永葆青春、永葆活力的重要原因。
六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公開表示接受共產黨領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節口號》中提出：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鬥，號召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分別給一些民主黨派負責人寫信，邀請他們北上，到解放區，擬訂共同綱領，討論建國事宜。同年秋，周恩來主持，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五十餘人分批接到東北。1949年1月16日，周恩來在平山縣李家莊主持同民主人士座談，討論籌備召開新政協大計，商討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問題。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強調“革命必須進行到底”，鄭重聲明：“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認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決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陣線之內，絕無反對派立足之餘地，亦決不容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這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聲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產黨領導，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努力。至此，中共與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攜手並進，形成了籌備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局面，併為新中國成立後的政黨政治格局發展奠定了歷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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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毛澤東著作背後的故事》
書號：978-7-5154-0773-9
出版時間：2018年8月
定價：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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