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諾貝爾物理獎授予美國學者亞瑟·阿斯金（Arthur Ashkin），法國學者傑勒德·穆魯（Gérard Mourou）、加拿大學者唐娜·斯特里克蘭（Donna Strickland），以表彰他們在激光物理領域的突破性發明。其中，Donna Strickland是獲得諾貝獎物理學獎的第三位女性。
但斯特里克蘭的身份，卻令不少國內網友感到困惑：報道顯示，她目前只是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副教授。因為在大家的想象中，諾貝爾物理學獎55年來再次頒發給一名女性，那這名女性一定應該是有顯赫學術頭銜、身份者，怎麼只是大學的副教授呢？
這其實是需要糾正的學術評價觀念，諾貝爾獎獎勵的是取得重大科學突破成就的科學家，是根據科研成果的價值授獎，而非對科學家進行綜合評價授獎，因此根本不關注授獎時科學家的學術身份和地位。我國當前正在進行學術評價改革，也提到要打破學術評價的唯帽子論，這就是向學術評價迴歸，要重學術成果本身的價值，而不是看研究者的頭銜與身份，這才能鼓勵科研創新。
斯特里克蘭獲得諾獎的成果，是她1989年在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讀物理學 (光學專業) 哲學博士(PhD)學位期間，在導師傑勒德.穆魯指導下完成的論文，這次獲得諾獎，是斯特里克蘭和導師傑勒德·穆魯一起獲獎。而事實上，以讀博士期間取得的研究成果獲得諾獎的不在個別，僅諾貝爾物理學獎，就有1999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特霍夫特、197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施裡弗、196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穆斯堡爾，1929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德布羅意、191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範德瓦爾斯，是因博士期間發表的論文或者博士學位論文取得的研究成果獲獎。
其實，諾爾貝獎自然科學獎評獎，只針對科研成果本身，並不看獲獎者的身份，這是一項基本評價標準。其他自然科學獎評獎也是如此，如果為斯特里克蘭只是副教授感到困惑，那2002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田中耕一就更讓人大跌眼鏡，他不是教授，也非碩博士，只是電氣工程本科畢業，也沒有發表SCI論文。他獲獎是因為在一次關於分子質量測定會議上的發言（會議論文），獲獎時只是供職於一家日本本土儀器製造會社的電氣工程師，在日本學術界可以說默默無聞。
對於一項學術獎勵頒獎，我國網友普遍關注的是獲獎者的身份，而且還關注獲獎之後獲獎者的身份變化，這是把獲獎本身也作為身份。可在美國、加拿大等國，獲獎之後並不會有特殊的待遇，大學最多給諾獎獲得者一個免費的車位而已，參加學術活動，諾獎獲得者還要和其他年輕的學者平等競爭。這就是不重視身份、資歷，而重視學術能力與貢獻的學術評價體系。這激勵大家用心做真正的學術研究，而非追名逐利。
從諸多以博士論文獲得諾貝爾獎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博士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我國博士教育規模已經世界第一，但是，有不少博士讀博，追求的是獲得博士文憑和博士身份，因此，博士培養質量並不高；同樣，我國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數量，也已經全球第一，然而，相當數量的論文，是為了參加評審、申請項目、評職稱、入選人才計劃所用。由於學術評價重視身份、頭銜，因此，申請項目、入圍計劃、獲得獎項，都與身份、頭銜掛鉤，這讓研究人員的精力難以全部用到學術研究之中。再者，此次斯特里克蘭獲得諾獎，是因為30年前的成果，然而，我國當前在評價學術成果時，更看短期取得的成績，而評價短期的成績，就是看論文發表期刊的檔次，這也導致學術急功近利，引導研究人員都把精力用於發表論文上。
只看成果不看人的身份，諾獎的評價標準值得我國進行學術評價時借鑑。針對我國學術評價中存在的唯論文論、唯帽子論，重學者身份、頭銜的問題，我國今年印發了《關於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該意見明確要科學設立人才評價指標，克服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推行代表作評價制度，注重標誌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影響。並要求，不把人才榮譽性稱號作為承擔各類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獲得國家科技獎勵、職稱評定、崗位聘用、薪酬待遇確定的限制性條件，使人才稱號迴歸學術性、榮譽性本質，避免與物質利益簡單、直接掛鉤。落實這一意見，就是向學術評價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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