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風俗的歷史淵源
齊魯風俗的歷史淵源
齊魯文化是東夷土著文化、殷商文化和周族農業文化融合的結果，齊魯文化的真正存在價值和真實生命力在於齊魯風俗之中，通過風俗民情來把握齊魯兩國的文化精神，來得更加直觀，更加準確。
齊魯立國之前，遠古時代的山東先民被稱做"東夷"。那時侯，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中原先民也沒有後來那麼濃重的優越感和文化中心意識。考古發現的不同類型文化說明，那時呈現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東夷文化一直居領先地位。中國的龍、鳳文化就是東夷太昊、少昊最早創造的圖騰意識，而黃帝的"雲"，炎帝的"火"，共工氏的"水"等，卻不被後人認同，沒怎麼成氣候。春秋時期的郯國(今山東郯城北)就是少昊的後裔。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國國君郯子到魯國朝見，叔孫昭子請教說："少昊氏以鳥名官(命名各級官長)，是怎麼回事?"郯子追溯說："黃帝用'雲'記事，以雲名官；炎帝用'火'記事，以火名官；共工用'水'記事，以水名官；太昊氏用'龍'記事，以龍名官。我高祖少昊摯即位時，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丹鳥氏等，都是掌管曆法的官。祝鳩氏是司徒，鴡鳩氏是司馬，鳲鳩氏是司空，爽鳩氏是司寇，鶻鳩氏是司事，這五鳩是鳩集治民的官。五雉是五種管理手工業的官，他們的職責是改善工具器物，統一尺度容量，以維護百姓的公平。九扈是九種農官，管理百姓好好生產，制止歪門邪道。自顓頊以來，遠古的這些歷史失去記載，命名官吏也以實際管理的事情來命名，不再按照遠古的慣例辦理了。"
郯子以無限的自豪感，滔滔不絕地講述了先祖這段遠古職官史，把魯昭公、叔孫昭子講得心往神追，沉醉在遠古文化殿堂中好半天。以通悉三代因革損益而自詡的孔子聽說後，也被其淵博的知識所折服，拜倒在郯子門下，併發出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感嘆。
除龍、鳳等鳥圖騰外，東夷人好獵善射，還是弓箭的發明者。《山海經·海內經》稱："少昊生般，始為弓矢。"《說文·矢部》稱："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當為牟夷，是東夷族的一支。從字形上看，"夷"字由"大"和"弓"組成。據考古發現，山東大汶口新石器時代的男性平均身長為172.2釐米，有的高達190釐米，而西夏侯新石器時代的男性身高為171.3釐米，西安半坡遺址中的男性平均身高則還要矮。古代典籍所記載的大人國，即指東夷人，多勇力，善射，是其共同特徵。後來人們所說的"山東大漢"，並非虛謬，而是有歷史根據的。說到善射，東夷族有窮氏的首領羿和他的妻子嫦娥還留下了一段美麗而浪漫的傳說。
相傳東夷有窮氏的首領羿本是天上的神射手，和妻子嫦娥在仙界過著幸福的生活。天帝帝俊有十個太陽兒子，輪流執勤照耀人間。可後來，這十個兒子突然不守規矩，一齊出來了。結果，天上十日並出，莊稼草木被燒焦了，人民飢灼交迫。當時，地上統治萬民的堯率領百姓乞求太陽們為了天下的生靈而守守規矩。可一點用也沒有。眼看著天下蒼生即將被燒得消亡了，天上的帝俊終於下了狠心，給了神射手羿弓箭，要他到人間向天上射箭懲罰他的十個太陽兒子。
羿帶著妻子嫦娥從天上到了人間，看到人間慘狀，悲憤無比，執行懲罰的時候大開殺戒，連續射殺了九個太陽兒子，只留下最後一個太陽，因為人間需要光明和溫暖。羿為人民立了大功，卻大大得罪了天上的帝俊，不能回到天上，成了人間英雄。
洛水之神宓妃是伏羲的女兒，丈夫河伯跟民間巫婆勾結，強娶年輕姑娘當媳婦。有一次，羿和宓妃邂逅相識，雙雙墮入愛河而不能自拔。河伯得知大怒，尋找羿決鬥，他哪是英勇神武的羿的對手，被射瞎了一隻眼睛。河伯將傷眼、奪妻之事告到天庭，帝俊正好藉機公報私仇，要將羿押往肢離山處以肢離之刑。宓妃既與羿情深義重，又痛悔自己感情不專。於是，她向帝俊求情，答應斷絕和羿的愛情，不再踏出洛水一步。羿得救了，而河伯那個死亡家庭也恢復了。
做了一回墮落天使的羿，又回到嫦娥身邊。嫦娥本來就對不能重返天界不滿，又抓住了丈夫婚外戀的把柄，喋喋不休地嘮叨、埋怨。羿也覺得愧對妻子，既然不能回到天界，至少要在人間長生不老啊!便從西王母那裡索取了兩顆長生不老之藥，想以此作為對嫦娥的補償。嫦娥得知，趁羿外出時把藥偷吃了個精光。一會兒，嫦娥就覺得身體發輕，不由自主地向天上的月宮飛去。原來，西王母的藥，吃一顆就能長生，吃兩顆就可昇天。從此，嫦娥失去了家庭和丈夫，孤身一人在冷清的月宮裡受著孤獨和黑暗的折磨。羿日夜思念嫦娥，不久憂鬱孤獨而死。有的說，這是上天對嫦娥不忠於丈夫的懲罰。還有的說，嫦娥到月宮變成了蟾蜍，是罪有應得。天上無情，人間有義。民間風俗卻把嫦娥當成是美麗、善良的化身。每到中秋節，都把全家團圓的安慰遙寄給月宮的嫦娥，希望他們夫妻美滿團聚。
羿死後，其子孫被稱做后羿，世代為帝司射，以勇武善射而聞名天下。夏王太康淫逸、放縱，兄弟五人發生"五子"爭奪王位的內訌，后羿乘機奪取了夏朝的統治權力。奪取夏政後，后羿又步太康的後塵，射獵無度，不理政事。他的親信寒浞暗中發展自己的勢力，收買后羿的左右，殺死後羿及其家屬，篡奪了統治權。
通過這些古傳說，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其一，東夷族的生產力水平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相當先進，於帝俊、堯辦不到的，東夷族的羿卻能辦到。
其二，東夷族世代以狩獵為業，以強大的軍事武力威震天下各部落。
其三，從羿與洛水之神的婚外戀以及嫦娥偷吃仙藥的故事來看，東夷族在兩性關係上比較自由、浪漫，婦女的地位較高，且不受家庭倫理觀念的束縛。
其四，東夷人有著豐富的思維想象力，遠古人類奔往月球的最初遐想，開始於東夷人。
其五，西漢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覽冥訓》，記載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東漢張衡的《靈憲》說，嫦娥奔月後變為蟾蜍。有關羿和嫦娥的傳說，成為中秋節風俗的主要淵源，反映了古人對東夷文化的認同。
此外，東夷人喜歡飲酒歌舞。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出土了許多高柄杯，是典型的飲酒器物，真實地反映了遠古東夷人好飲酒的生活特點。《後漢書·東夷傳》稱："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1979年，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了一件笛柄杯。據說音響清脆悅耳，能吹奏出四個音階，與現代橫笛不貼笛膜時的聲音相似，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橫吹陶製管樂器。舜的韶樂就是東夷音樂，孔子讚賞它盡善盡美。春秋時期的萊夷(在今山東半島)，樂舞仍非常發達。齊國滅掉萊夷，原封不動地保留了萊樂。齊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與魯定公會於夾谷(今山東萊蕪南)，安排萊人奏萊樂，想借機劫持魯定公，結果被孔子識破。由此可知，那時的萊樂不僅有音樂，而且應該和武舞結合在一起。不然，劫持魯定公的計劃很難實現。
夏商建立，只是對各部落、方國的臣服，東夷仍為各地的次文化中心之一。商族是鳥圖騰，其文化淵源本身就是東夷，所以才具備那麼高的文明程度。周滅商，既是西夷文化的東漸，也是西方落後部族滅掉了東方先進部族，所以顯得特別心虛和不自信。正是這種自卑感和緊迫感，刺激了西周各種典章制度的高度完善。西周初年為維護統治而進行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是史無前例的，它一改夏商對諸部落、方國的臣服政策，把自己的宗族成員派到各地實行直接統治，把勢力所及的部落文化逐步同化到中原文化中來。於是，東夷太昊、少昊、舜，也包括羿、商在內的部落文化，都成為華夏文化昔日的輝煌，為人們所共同尊奉。孟子曾講，舜是"東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尺度、準則)一也"。在姬姓周族為核心的華夏文化崛起後，加之數百年的"四夷賓服"，原來的心虛和自卑逐漸轉化為日益強烈的自信和優越感，從周天子到姬姓為主的各諸侯國，開始以詩書、禮樂、法度等華夏文化中心相標榜，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來鄙視、排斥曾和它們同處在周邊的四夷了。季文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孔子"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論調，就是證明。
由東夷文化到齊魯文化，就反映了這一過程。齊國立國時，對東夷的風俗文化採取了兼收幷蓄，"因其俗，簡其禮"的措施。對這種基本國策，後來齊國的統治者奉行不替。管仲相齊，仍採取"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策。齊國"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工商漁鹽的自然優勢。姜太公有識於此，立國之初就確立了適合齊國特殊人文、地理環境的立國方針。政治上"尊賢而尚功"，不拘一格任用賢才。經濟上"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實行農、工、商、漁、鹽並舉的多元化體制。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成為工商業最發達的泱泱大國，因而也成為工商業文化氛圍最濃厚的國度。人們的經世觀念、人格追求、道德選擇等種種社會風尚，都受到商品經濟意識的浸潤，表現出明顯的工商業類型的社會風尚。
其一，追逐富利和誇富羞貧的社會氛圍。
如果說"尊尊而親親"是宗法社會的風尚的話，那麼拜金主義、誇富羞貧就是工商業社會的風尚。富既可滿足物慾，又能得到地位和尊嚴。於是乎，富與利成為齊國社會的共同語言，金錢成為人們追逐的共同目標，以商人為帶頭羊掀起了一股"奔富厚"的狂潮。《國語·齊語》記載，齊國商賈相聚，"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贏)，相陳以知賈"。人們為了發財致富，努力實踐著"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人生信條。正像《管子·禁藏》所記載的那樣："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在"甚富而實"、"多文采布帛"的經濟背景下，齊國逐漸形成一種"喜奢忘儉"的奢侈之風。這種風氣從齊桓公、管仲時代就開始了。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齊國名相管仲"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娶三姓之婦，富擬公室。儘管孔子堅持稱讚管仲"仁"，卻也幾度斥責他不知"禮"和不"儉"，甚至認為他"以侈逼上"。按照禮制規定，"君子不履絲屨"。齊景公為履，用黃金做鞋帶，飾以銀，連以珠。到了戰國，高消費的奢華之風越來越升級。尤其是齊國國都臨淄，成為貴族官僚、富商鴻賈滿足物慾的銷金窟。孟嘗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以高額的消費豢養著數千食客。他有一狐白裘，價值千金。鄒忌整天對著鏡子，和城北徐公比美。崇奢惡儉之風，也吊高了一般市民的消費胃口。臨淄市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孟子·離婁下》記載，有個齊國人，每天都在外邊吃得酒足飯飽，對妻妾吹噓和富貴人在一起吃喝。妻子偷偷跟蹤察看，原來是到墳墓間向祭墓者乞討剩餘的酒肉。這個故事，形象地反映了齊人對高消費生活的虛榮心。
其二，等價交換的價值取向和重功利、輕倫理、缺乏人情味的特質。
適應商品經濟需要，貨幣也發達起來。齊國的刀幣無論種類、數量都首屈一指。共有譚邦之法化、齊建邦之法化、即墨之法化、即墨法化、安陽之法化、齊之法化、齊法化七種。"法化"即標準貨幣。就是這些"錢"和等價交換意識，如同決堤的洪水，沖淡、淹沒了齊國本已淡薄的宗法倫理觀念以及君臣關係、師生關係、主僕關係和人情世故，代之而起的是重視現實利益，互尊、互利、互惠的等價交換意識。齊國人際關係越來越呈現出重功利、輕倫理、缺乏人情味的特質。
據《商君書·徠民》記載，有個叫東郭敞的齊人，準備蓄資萬金買爵。其弟子請求借貸，分文不給，師徒反目成仇。既然老師不愛學生，學生當然也不愛戴老師。《呂氏春秋·恃君覽》記載，戎夷和弟子離開齊國來到魯國，城門已關，師徒二人寒夜宿於城門外。夜愈深，寒愈甚。戎夷對弟子說："你把衣服給我，我活；我把衣服給你，你活。我是國士，為了天下不能死；你是不肖者，命不值錢，把你的衣服脫給我!"弟子見老師如此無視自己的存在，非常反感，反唇相譏說："既然我是不肖者，又怎麼能有那麼高尚的獻身精神，把衣服脫給國士呢?"赤裸裸的等價交換和市場上討價還價、互不相讓的現象，使人們越來越看到人際關係的實質，對舊秩序的義務感和舊道德的尊崇逐漸淡化，浸潤到人際關係中，又轉換成道德上的等價交換意識。戰國孟嘗君以善待食客而聞名天下，一朝遭讒失去相位，三千食客掉頭而去；待其恢復相位，又心安理得地重新回來。"夫天下之道以市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食客們把倫理、主僕、人情全都視為商品，納入等價交換的意識中，絲毫不受這些名分、等級、依附關係的道德約束。在齊國，"富貴多士，貧賤寡友"，成為人際關係的共識。
工商業的等價交換意識，還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儒家思想的君臣觀念中。孟子先後兩次在齊國居住，把這種君臣道德交換關係講得再明白不過了。《孟子·離婁下》載孟子語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是儒家思想中最讓後來專制皇帝不滿意的地方，因為它帶有鮮明的互尊、互惠、等價交換的商業意識。這雖出自孟子之口，卻是齊國的社會風尚。
這種用"物利"取代等級、倫理、人情的做法，難免因缺乏應有的人情味而顯得過於冷酷無情，且帶有勢利小人的卑鄙，卻是與農業文化中平均主義、吃倫理道德的大鍋飯完全相悖的新觀念，是一種鼓勵人們不斷進取的強力度的文化心態：富貴、強大、勤奮就有地位，有尊嚴；貧賤、衰弱、懶惰不僅要失去尊嚴、地位，而且要被淘汰、遺棄。
其三，好智謀、善辯論、多權變的個性。
經商是高度社會化的活動，它不僅要求工商業者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魄，還要有足智多謀、變詐難知的高智商。《漢書·地理志》稱，齊人"舒緩闊達而足智"，"言與行謬，虛詐不情"。《韓非子·外儲說上》記載，齊宣王喜歡聽竽，讓300人一塊吹，對竽一竅不通的南郭處士也濫竽充數而混吃混喝。齊宣王死，齊愍王立，喜歡一個一個地聽，南郭處士只好逃走了。這個濫竽充數的故事，似乎說明齊人的變詐是道德低劣，好坑騙欺詐，鑽制度的空子，其實不然。海岱間多智謀、好變詐的特性，不僅塑造出鄒忌、淳于髡、魯仲連等善於隱言諷諫的智辯之士，而且孕育出司馬穰苴、孫武、孫臏、田單等一大批善於"詭道"，講求兵不厭詐的軍事家。
齊國智辯之士往往把進諫的內容隱寓於談笑詼諧的機辯中，既切中要害，又不傷統治者的臉面，也保護了自己。戰國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臣下誰也不敢進諫。淳于髡隱言諷諫，問齊威王說："國中有大鳥，停在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大王知道此鳥叫什麼嗎?"淳于髡既指出齊威王不理政事的消沉行為，又維護了他的自尊，巧妙地喚醒了齊威王奮起振作的雄心，幡然醒悟說："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後來，齊威王果然一鳴驚人，勵精圖治，威行天下36年。其他像鄒忌以鼓琴的節奏，向齊威王說明"治國家而弭民人"的道理；以自己的妻妾和客人恭維自己比城北徐公美的事例，隱喻上下欺矇的昏暗政治。後來中國傳統道德往往認同忠厚可靠、恪守信義，而不贊成這種"花言巧語"。其實，面對當政者肆虐而又拒諫，一個憨厚、老實的直腸子，只能束手無策，充其量只能魯莽直諫，於事無補地丟掉性命。只有具備多智善辯的高超進諫藝術，才能扭轉事態的發展方向。
至於司馬穰苴、孫武、孫臏、田單等齊國兵家的足智多謀，更是令人叫絕和富有傳奇色彩。尤其是孫臏，儘管命運坎坷不幸，但憑藉著自己超人的智慧和頑強的生存能力，仍然創造了轟轟烈烈的業績，在那個強力抗爭的時代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殘疾人的自強、自立以及自我價值的充分實現，孫臏應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齊人的這一風尚鮮明地反映了工商業文化對高智商的要求，它是一種適應社會、搏擊生活、奮發向上的強力度文化心態。
與海洋型、工商型的齊國相反，魯國是典型的大陸型、農業型的國家。魯國處在泰山之陽，洙水和泗水之間，地勢平坦，宜於農業、畜牧業、蠶桑業的發展。建國之初，周公就確立了"尊尊而親親"的用人方針。周公長子伯禽到曲阜後，"變其俗，革其禮"，強制推行周族單一的農業生活方式和周人的風俗文化。魯國是典型的農業宗法社會。
其一，好禮儀、尊傳統的正統性格。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說，魯人"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魯人對"先君周公創制"，充滿無限的崇拜感和自豪感，言必稱"先王之訓"，事必遵"先王之業"。
魯大夫公父文伯(公父，季悼子之孫)之母敬姜，被公認為是遵守禮儀的楷模。她是季康子的從叔祖母，奶奶和小孫孫在一起還避什麼"嫌"?可季康子去拜見她，一個在屋內，一個在屋外，不逾越門坎。公父文伯死，為了不使兒子沾染好色而死的名聲，要求兒媳們不準毀哀過度。丈夫和兒子死了，她按照"寡婦不夜哭"的禮制，朝哭丈夫，夕哭兒子，排程得分毫不差。孔子在生活小節上也嚴格講究禮儀。《論衡·自紀篇》載，魯哀公賜桃和黍給他，孔子"先食黍而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也就是說，吃東西都要分先後次序。《國語·魯語下》有一大段敬姜教育兒子的話，其中不厭其煩地提到"昔先王""古之制""先王之訓""先人之業"、"必無廢先人"等等，反映了這位老太太對先王典禮、對傳統強烈的認同和歸屬。
對傳統的崇拜和義務感，塑造了魯人自信與忠誠、保守與內斂的正統性格。曹劌折傲卿相，以"肉食者鄙"的氣度與魯莊公"平等對話"；孔子、七十子之徒均有為王者師的人格風範；子路"衣敝組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表現了蔑視一切的自信；子貢"連駟結騎"，與國君分庭抗禮。對正統性格的固守，又演化為魯人持重保守，憚於革新的個性和囿於傳統的負累。孔子對恢復周禮，具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卻沒有齊人"多權變"的靈活。子路遵守貴族禮儀，更是迂腐得可氣。衛國發生內亂，他在激戰中被砍斷了冠纓，說："君子死，冠不免。"竟然放下武器去結纓，結果被人殺死。然而，他又表現了一種至死不亂方寸的犧牲精神，成為後來烈士們整好衣冠，從容就義的精神淵源。
其二，尚經典，尊學術，重視禮樂文化素質的提高。
周初大分封，魯國得到的文物典籍最多。魯國人對這些文物典籍格外珍惜，備加愛護。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魯國公宮失火，南宮敬叔趕到，首先命令周人搶出"御書"，好好保管，說："如有損失，處死你!"子服景伯隨後趕來，命令宰人搶出"禮書"保管，說："如果失職，按律嚴懲!"季桓子來了，命令藏好教令檔案，說："舊章不可亡也!"在毀滅一切的烈火面前，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珍寶、財物，而是典籍，可見文物典籍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春秋時期，魯國是全國的禮樂文化中心。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國韓宣子使魯，考察了魯國文物典籍後感嘆說："周禮盡在魯矣!"
齊人"好聲色狗馬"，魯人好講習禮樂。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說，魯國"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孔子講："不學禮，無以立"，要求人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魯昭公七年(前535年)，孟僖子陪魯君朝楚，對自己不通禮儀而一再出醜十分痛心，說："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返魯後，"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臨去世，高度讚揚孔子，囑咐兩個兒子孟懿子、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學習禮儀。周大夫原伯魯曾說："可以無學，無學不害。"魯人對他深惡痛絕，說："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在魯國人看來，學習好像種莊稼，不學就會枝葉枯萎、墜落。說到學習，孔子是最值得稱道的典範。他那些"敏而好學"之類的格言人人皆知，在齊國學習韶樂，達到忘我的境界，以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晚年喜歡學《易經》，其手不釋卷，韋編三絕的故事，傳為刻苦攻讀的佳話。孔子創立私學並非偶然，魯人對學習禮樂文化的嚮往和痴迷，是其深厚的文化土壤。
此後，魯人的這一風尚經久不替。《漢書·儒林傳》載，劉邦消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豈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由此可知，古代耕讀傳家的傳統，山東人崇聖重教的風尚，漢代鄒縣一帶"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的諺語，宋代"十萬人家盡讀書"，近代山東乞丐、土匪興學的病態現象，以及現代山東高考分數居高不下，均發端於春秋時期的魯國。
其三，擇瘠處貧，自給自足，勤儉持家的生活方式。
齊人崇尚高消費，誇富羞貧；魯人擇瘠處貧，勤儉持家。魯國無漁鹽之利，商品經濟不發達。統治者似乎缺少發展工商、富國裕民的政策和自覺意識。魯大夫臧喜伯曾勸諫魯隱公說："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也就是說，國君要抓大事，山林川澤的收入，下層人民的用度，不要多操心，頗有點限制國君插手經濟建設的味道。由於貨幣的需求量不大，魯國也不太注重貨幣的鑄造。魯國很早就以貝朋做貨幣，在魯國故城發現了許多海貝、石貝、骨貝，只是在春秋晚期的墓葬裡才發現銅貝，但到目前為止沒發現銅幣。而戰國時期小小的莒國也鑄有刀幣。
魯人是典型的農業生活方式和農民意識。敬姜教育兒子說："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土地肥沃，生活安逸，孳生不成才的膏粱子弟；貧瘠的土地可養成崇尚仁義、熱愛勞動的品格。所以"聖王之處民也，擇瘠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常王天下"。而自庶人以下應該"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也就是說要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魯國是典型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型的自然經濟。敬姜身為貴族夫人，仍堅持紡織。魯相公儀休之妻出於職業癖好而紡織不輟，公儀休為不與民爭利而怒焚其機。曾參之母聽到兒子殺人仍不下織機。杜甫稱讚"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近代山東婦女"精耕耨，巧紡織，善栽種，勤牧養"，應該是來自魯國婦女的優良傳統。
魯人不僅勤勞，而且節儉持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說，魯國"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災，民好蓄藏"。該篇多處提到，魯人"儉嗇"，"魯人俗儉嗇"。《國語·魯語下》中也說："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與齊國誇富羞貧的風氣相反，魯國是不羞貧賤。孔門弟子子路，"衣敝組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顏淵，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是中國第一批窮學生。
早期的魯人與工商無緣，司馬遷講的"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是說及其國力下降，傳統觀念動搖的時候，商賈之風才興盛起來。子貢從衛國辭官經商，進行了成功的嘗試。但是，魯人長期養成的農民意識和農業生活方式卻根深蒂固。《史記·貨殖列傳》載，有個叫曹邴氏的魯人，靠冶鐵而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腰纏萬貫仍然省吃儉用，抬頭想天上掉下點什麼，低頭想撿點什麼，這決不是一個工業家的消費方式，而是魯國農業社會孕育出的，中國第一個一毛不拔的鐵公雞。
孔子在《論語·雍也》中對齊、魯兩種文化類型曾做過十分深刻、準確的概括："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朱熹在該篇的集註中解釋說："智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朱熹接著說："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也就是說，齊國風俗是工商業的，動態的，開放的，沿海文化類型；魯國風俗是一種農業的，靜態的，封閉的，大陸文化類型。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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