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年來，羅伯特·L .凱利（Robert L. Kelly）每個夏天都希望自己在野外度過。
“我最愛在崇山峻嶺之中探尋遺址，或者埋頭髮掘，只為遺骨碎片或者斷箭殘矢。我享受滿身塵土，在烈日炙烤下蹲伏發掘，在冰冷的山泉水中沐浴，在苦雨悽風中測繪遺址。”凱利寫道。
現年 61 歲的凱利是美國著名的考古學家，曾任美國考古學會會長，現在是美國懷俄明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長期擔任《美國古物》（American Antiquity）主編。他自視為“泥土考古學家”，以狩獵－採集者社會為主要研究方向，著有《狩獵－採集者的生活方式》（The Lifeways of Hunter-Gatherers）、《覓食幅度》（The Foraging Spectrum）、《考古學：腳踏實地》（Archaeology：Down to Earth，與 David Thomas 合著）等。
考古學家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評價稱：“羅伯特·凱利是一位傑出的北美考古學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謙虛地稱自己是‘泥土考古學家’，但是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真正具有全球化的視野。”
成為考古學家是凱利從小的夢想。從兒童時代開始，他就酷愛戶外、露營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的念頭，著迷於美洲原住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他竭盡所能地閱讀，搜尋洞穴，從毗鄰的牧場上收集箭頭。“任何老物件都讓我著迷，所以我從地圖上搜尋殖民時代的道路，探索廢棄磨坊的殘垣斷壁，扒開歷史堆積尋找罈罈罐罐。我的臥室裡塞滿了箭頭、骨殖和化石。”凱利回憶道。
在凱利十一二歲的時候，母親送了他一本倫納德·伍雷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的《青年考古學家》（The Young Archaeologist）。這本書對他影響很大，直到今天，它還放在凱利的桌上。那時，凱利也被《國家地理》雜誌迷住了，喜歡關於遙遠之地的“原始”人和珍·古道爾（Jane Goodall）及其猩猩的文章。“儘管生長於新英格蘭鄉下，我常常心繫狂風漫沙的荒漠和高山。”他說。
1973 年， 16 歲的凱利成功申請到了一個有關考古的暑期項目，被派去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考古學家戴維·托馬斯（David Thomas）一起工作。這也是凱利考古生涯的起點。當時，托馬斯在內華達州中部發掘一處洞穴，凱利則持續數年擔當他的助手，直到開始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田野研究。後來，凱利和戴維還合著了兩本考古學的大學教材。
1978 年，凱利從康奈爾大學人類學專業畢業後，在新墨西哥大學和密歇根大學分別獲得碩士（1980）和博士（1985）學位，隨後正式開始了自己的學院生涯。在緬因州的科爾比學院短暫任教後，他於 1986 年去了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大學。 11 年後，他又來到懷俄明大學，任教至今。
他在書中如此回顧自己的考古生涯：“過去 40 多年，我參加了遍佈美國西部、東南部、紐約市（我曾經協助發掘華爾街的一處遺址）、緬因州和肯塔基州等地的田野項目。我也在智利阿塔卡瑪沙漠邊緣的印加遺址工作。我發掘過 13000 年前‘古印第安人’營地， 19 世紀廁所、墓葬、印第安人村莊和洞穴——在沙漠和溼熱的森林裡，從海岸到海拔 3000 米的山巔。我也在馬達加斯加的米其亞人——一群園藝農業和狩獵－採集者族群中開展民族誌研究。”
他發表的關於史前史的文章也超過了 100 篇，但大多限於專業領域的學術論文。凱利覺得，雖然考古學家常常說研究過去是為了理解未來，但大多數人只是說說而已，自己是時候做點兒“耍嘴皮子以外的工作”了。
因此， 2016 年 11 月，他在美國出版了《第五次開始： 600 萬年的人類歷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The Fifth Beginning：What Six Million Years of Human History Can Tell Us about Our Future）一書，想幫助人們理解過去，從而創造未來。
相比其他學科的學者，凱利認為，考古學家的思維方式是觀察物質遺存分佈的空間和時間模式，運用這些物質遺存重建過去人類的生活。考古學家假定，新的物質類別的出現——諸如石器、陶器、方形房屋、正式的宗教建築、汽車、電子產品和印刷文字——都暗示了人類生活是如何組織起來的相關變化。
從這樣的思考角度回看人類 600 萬年的歷史後，凱利發現，人類留下的記錄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社會的四次全球性變化，人類經歷了四個這樣的“臨界點”。他將其稱之為“開始”。因為它們標誌了人類存在的基本特徵發生變化，我們的物種開啟全新生活的時代。按照時間順序，它們是技術、文化、農業和被稱為“國家”的政治組織的“開始”。
“我認為未來的考古學家還會發現另一次開始——第五次開始。它開始於 500 年前，我們正置身其中，這標誌著通過技術（運輸技術、計算機技術）的出現，我們會覆蓋整個天空、大地和水面。通過全球人口遷移和全球貿易，整個世界連為一體。我們將見證作為神聖認同的民族國家的終結、戰爭的消弭、資本主義的消亡，以及全球合作新時代的開始。”凱利說。
相比大多數人文學者，凱利表現了對未來少見的樂觀。“史前史告訴我們，人類擅長解決問題，進化常常重塑我們。當然，正如股票經紀人所說，既往表現不能確保未來收益。我們的確可能走向覆滅。但是，史前史告訴我，並不必然；未來仍然有賴我們去創造。”凱利在《第五次開始》中寫道。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許宏評價這本書稱：“在這部極簡人類史中，作者舉重若輕地道出了 600 萬年以來人類行為的關聯性，最終提出人類向何處去的終極問題。讀來令人蕩氣迴腸。”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則說：“很少有考古學家如此透徹地關注未來，更少有關注未來的學者如此滿懷樂觀。凱利透過考察人類全部的過去認識現在並觸摸未來，演示了歷史的巨大價值，因為只有歷史本身才是清除歷史神話的終極利器。”
2018 年的夏天，和往常一樣，凱利在野外中度過。他在美國西部落基山脈懷俄明州北部的一個洞穴遺址完成了挖掘。該遺址有著人類持續使用達 12000 年的記錄。
因為地處偏僻，凱利只能專程找了一處有網絡的地方，以電子郵件的形式回覆了《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的問題。
“我們住在一個簡單的營地，睡在帳篷裡，互相幫助做飯和打掃。到了晚上，我們喜歡圍坐火堆旁，在晴朗的夜空下談論和欣賞成千上萬的星星。我們在山澗裡洗澡，非常冷！考古遺址離營地大約有一公里遠，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都會步行前往。遺址海拔達 1700 米，時冷時熱。……明天，我將再次出發，尋找山區另一部分的新遺址，並記錄古代巖畫。我想只要我的身體允許，我就會一直做田野調查！”凱利在給《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的郵件中寫道。
Q=Qdaily
Kelly=Robert L. Kelly
考古學家通過知曉過去以瞭解未來
Q：我們從你在中國出版的新書《第五次開始》聊起。我比較好奇，你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怎麼來的？
Kelly：考古學家的工作就是弄清楚過去發生了什麼。我已經發表了很多有關史前史的專業論文。但是，考古學家通過知曉過去以瞭解未來，從而證明自己工作的合理性。幾年以前，我認為我沒有很嚴肅地擔起這個責任，所以我決定做一些事。在我的書裡，我寫了我 45 年來從事考古、關於全球史前史的所學，也思考了未來。
Q：你在書中說：“人性的本質特徵在不久的未來都將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為什麼這樣說？這指的是世界公民嗎？
Kelly：是的，這是指世界公民。這是文化上的改變。以色列作者尤瓦爾·赫拉利（Yucal Harari）在《人類簡史》裡稱，唯一的方式就是人類基因的改變，或者將人類和機器結合起來。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人類文化可以改變。我期待未來人們參與世界文化和參與當地文化一樣，把所有的人類都當成值得尊敬、當需要時可以幫助的鄰居。我已經在類似“無國界醫生”的組織上看到這種變化。
我看到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無法想象財富、健康和機會上的極度不平等。即使是對從政治和經濟系統中受益最多的人而言，也是如此。當我每次和別人交流這樣的觀點的時候，別人都說這不可能發生。但是，我對我的美國聽眾指出，在不久之前，奴隸制合法還被大多數美國白人所接受。這是一種文化信仰。而今天沒有一個美國人認為奴隸制可以接受。因此，文化是可以改變的。
Q：你還說：“我們面對的挑戰是：我們怎樣才能在經濟上、立法上和結構上使世界人民融為一體，但又不失公平，不強迫改變他們的文化呢？”那在你看來，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Kelly：我是個考古學家，不是一個政治理論家、外交官或者政客。所以我承認我不是很勝任談論如何產生改變。但是，我想說你引用的句子裡比較關鍵的詞是“強迫”（forcing）。文化一直在改變。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也沒有道理去阻止。我們希望的是，一個人們可以掌控變化而不是被迫承受變化的世界。而這需要民主、當地政治控制和人們可以在全球流動的能力。世界上許多地方都缺乏這三個關鍵因素。
Q：因為在你看來，未來會出現世界政府和世界公民。那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推動世界政府和世界公民的出現？有沒有一些例子？
Kelly：我們在聯合國已經有了一個初級的世界政府。但不幸的是，它有很多問題。它面臨很多官僚問題，使得它在很多情況下不能迅速做出反應。比如說聯合國安理會五位常任理事國裡的每一位都有否決權，很明顯，這不民主。所有國家，尤其強國，包括中國和美國，都應該全力支持聯合國，使其成為世界上一股強大力量；改變聯合國的結構，使其成為世界上一股有益力量。在《觸手可及的集體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 Within Reach）一書裡，作者 Sovaida Ma’ani Ewing 討論了許多可以改善聯合國的變化。Q：你說：“每一次，人類循著若干過程抵達起始點，但是，人口增殖帶來的競爭加劇是最主要的驅動力。”那你認為在第五次開始以後，人口還會繼續增長，從而導致第六次開始嗎？
Kelly：人口統計學家認為人類人口在 21 世紀將持續增長，可能將在 2100 年達到 110 億。人口也許會下降，因為在最近的歷史當中，隨著很多國家的發展，它們的生育率是下降的，比如美國、歐洲、日本。
所以，是的，我認為人口增長將繼續推動人性到一個新的組織層次。許多人問我，第六次開始是什麼樣子的？我告訴他們，讓我們先看看能不能經歷第五次開始！但實際上，我認為第五次開始將必須經歷一個不太情願的世界重組，以實現更合作性的秩序。第六次開始將達到這個趨勢的頂峰，形成一個真正全球化的公民社會。這個開始正在以越來越短的間隔發生著。所以，第六次開始將在公元 2100 年之後很快發生。
一個國家間沒有合作的世界不會永遠奏效
Q：你在給中國讀者的序言中提到：“我參觀了上海附近的考古發掘、西安周邊的帝陵和壯觀的兵馬俑坑，以及北京的周口店遺址。”能不能講講你對這些考古遺址的感受和想法？
Kelly
：首先我想說，美國沒有類似這樣的遺址。美國沒有史前國家，也沒有大的帝國。人們只在新大陸生活了大概 14000 年，所以沒有周口店這樣的古老遺址。因此，大部分時間，我都很驚奇。但是，我也對中國對這些遺址做的事情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國花了很多必要的錢保護這些考古資源，並把這些遺址信息傳遞給公眾。兵馬俑遺址上有一個很龐大的建築，設計成了一個博物館，人們可以參觀後續發掘。周口店遺址內部有電梯，美國沒有考古遺址有電梯！我在上海附近見到的被髮掘的那個遺址，裡面有 1000 個人在工作。我在美國做考古發掘的時候，很可能最多不超過 25 個人，從來沒有聽過有 1000 個工作人員的項目。想想我得做多少事！
Q：你認為未來應該擁有更多、更大的國家間合作。但這幾年看來，無論是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還是最近中美的事，都傳遞出不那麼樂觀的信號。不知道你有什麼感受和想法？
Kelly： 特朗普先生當選美國總統的一週後，我的書出版了。我不僅對這場選舉不滿，也對特朗普先生及其政府不滿。他的行為與一個世界級領導人應該採取的行為完全相反。英國脫歐，美國、歐洲、俄羅斯以及包括中國的民族主義政府崛起，令人非常擔憂。戰爭仍然太普遍了。儘管戰爭的實際頻率已經下降，造成的死亡人數也有所下降。世界各地的人們正在抵制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加劇了不平等，導致大規模移民，並要求不同文化的人作為鄰居生活。
這些事情讓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樂觀。但是，我認為一個國家間沒有合作的世界不會永遠奏效。人們會反抗他們。我可以告訴你，大多數美國人其實不贊成特朗普先生及其政府，但願我們在今年 11 月的選舉中可以改變政府的構成。
正如我在《第五次開始》裡所寫，民粹主義、戰爭和民族主義是全球主義、日益一體化的世界以及不同文化的人必須共同生活的世界的一個預期結果。但是，我也指出這些趨勢有一種反作用力——一種日益增長的全球文化。它們通過體育、音樂和電影可以很容易地在世界各地傳播。
還有，越來越多的人不能接受無辜平民或一國軍隊大量死亡的戰爭。這是文化的改變。我經常舉的例子是 1944 年的法國諾曼底登陸。同盟國軍隊計算出在頭 24 小時內大約 10000 人將遭受傷亡。他們是對的，最後大約 5000 人死亡。其中更多的人死於德國，還有許多無辜平民被殺害。這些都在意料之中。今天，美國採取這樣的行動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能。因為美國公眾不會容忍如此巨大的生命損失，並且會在下一次選舉中投票選出負責任的政黨。核武器也停止了強國之間的戰爭。我曾告訴美國聽眾，即使美國能夠贏得一場反對核能的戰爭，但我們知道敵對國家仍然可以用一枚核彈摧毀一座城市。如果這座城市是倫敦、紐約或香港，也摧毀了世界秩序。這意味著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使用其強大的軍隊。戰爭根本不再能解決問題。事實上，它會將資源從其他需求中轉移出去，從而產生問題。
第五次開始後的世界會是怎樣？我必須承認我只是一名考古學家，僅此而已。我希望這個世界將成為孔子設想的和諧之地。我的任務很簡單：指出史前史告訴我們世界確實經歷了重大轉變，人類組織自身的方式完全改變了。這種轉變的物理證據揭示，我們今天正處於另一個轉變之中。
在《第五次開始》中，我認為人類無法控制以前的開始。他們無法辨識的部分原因是這些轉變都發生在很長時間內（我認為第五次開始會更快），並且上個世紀以前，我們對人類的史前史瞭解不多。這意味著我們現在有能力指引世界在第五個開始時走向何方，而是否選擇使用這種能力則取決於我們自己。
Q：你在大英博物館的最愛是獅首女神賽克邁特（Sekhmet）真人大小的黑色花崗岩雕像。為什麼？
Kelly：還有什麼能比黑色的獅首女神更酷呢！我把這些雕塑當作簡單的藝術品欣賞，發現它們很有力量及魅力。但是，它們是我的最愛，也是因為它們讓我沉思：古埃及是什麼樣的？這樣一個獅首女神，在他們那個世界裡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意義？對他們來說是真的嗎？想象古代世界是考古學的全部意義之所在。對我而言，想象古埃及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那些美麗的賽克邁特雕塑就是例證。
Q：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00 週年，回看這場 100 年前的戰爭，你有什麼最大的感受嗎？
Kelly：這場戰爭起初被稱為偉大的戰爭（the Great War）。因為它被認為是可以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顯然，它失敗了。但是，看看它產生了什麼——國際聯盟，也就是聯合國的前身。同時，它也幫助我們理解，在戰爭結束時，我們必須幫助戰敗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一直在落實這一教訓。今天，這場戰爭理應教會我們反對民族主義政府的重要性。因為正是一戰後民族主義政府的崛起，催生了帝國主義日本和納粹德國。今天，法西斯主義在很多地方興起，一戰的教訓告訴我們，必須阻止它。
並非你所看見，而是你所發現
Q：你在書中提到，四十多年來，幾乎每個夏天你都在田野中度過。那你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最近一次的田野經歷？
Kelly：實際上，到現在已經 45 年了！就在上週，我在美國西部落基山脈懷俄明州北部的一個洞穴遺址完成了挖掘。該遺址有著人類持續使用達 12000 年的記錄。這個記錄對北美來說是長的，但對中國來說並不長！
我們住在一個簡單的營地，睡在帳篷裡，互相幫助做飯和打掃。到了晚上，我們喜歡圍坐火堆旁，在晴朗的夜空下談論和欣賞成千上萬的星星。我們在山澗裡洗澡，非常冷！
考古遺址離營地大約有一公里遠，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都會步行前往。遺址海拔達 1700 米，時冷時熱。學生們參與了各方面的發掘：先是挖掘（挖掘用的是小泥鏟，而不是大鐵鏟！），然後通過電子傳輸記錄數據，最後是清理和編目文物。過去幾年，上海和西安的學生們也參與了這次發掘。
明天，我將再次出發，尋找山區另一部分的新遺址，並記錄古代巖畫。我想只要我的身體允許，我就會一直做田野調查！
Q： 40 多年來，你參加過許多考古發掘工作。我比較好奇，你覺得最有意思或者印象最深的考古發掘工作是在哪裡？為什麼？有哪些重要發現？
Kelly：我第一個考古學導師經常說：“並非你所看見，而是你所發現。”（it’s not what you find, but what you find out.）希望中文能翻譯出來這個意思！我過去幾十年的目標就是能理解氣候變化、人口數量、狩獵和採集人口的適應性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已經發現氣候變化會對人口數量產生很重要的影響，降低增長率，造成大規模的人類遷徙。氣候變化對狩獵和採集人口和對今日工業社會的影響是不同的，理解這個很重要，它仍然會影響我們。我們不應該忽視這個事實。
Q：為了促進懷俄明州歷史和考古遺址的旅遊發展，你參與創建了探索懷俄明州文化遺產的網站。那你怎麼看待旅遊業和考古學之間的關係？有沒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
Kelly：和中國一樣，美國大多數考古研究都得到了公眾支持。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把從中獲取的信息反饋給公眾。為了引導人們知道去懷俄明州的何處瞭解史前史（和歷史)，也讓他們瞭解自己的錢是怎麼花的，所以我創建了這個網站。
考古學是中國旅遊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長城本身就是一個重要景點)。我認為通過考古學來了解其他文化是理解和欣賞其他文化的一個絕佳方式。而這就需要博物館和旅遊景點的項目。這些都要花錢。但是，如果它能增進不同國家間的理解，那麼這錢花得很值。
Q：你在冰川國家公園（Glacier National Park）的項目試圖尋找公園冰雪覆蓋區裡因為最近全球變暖所暴露出來的文物。這個項目進展如何？有什麼發現和結論？
Kelly：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項目，但是很遺憾，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與公園冰雪覆蓋區相關的文物。然而，我們確實發現了許多幫助我們重建氣候變化的自然物體(如木頭和骨頭)。我們也是第一支在公園鑽取冰芯的團隊。我相信這些數據證實了我們的猜測，即大約 6500 至 7000 年前，當氣候非常溫暖時，這塊冰區完全消失。可悲的是，氣候再次變得非常溫暖，只是這次是人類所致。
我非常喜歡這個項目的田野研究。冰川國家公園很漂亮。我和同事們一起工作，他們都是非常好、愉快、努力工作的人。
Q：《第五次開始》的獻詞是“獻給我的父親，一個樂天派。”我比較好奇，你的父親對你有些什麼影響？
Kelly：我的父親是個樂天派。這點讓我非常驚訝。因為他在貧窮中成長，生活的時空對愛爾蘭血統的人來說也異常困難。他在年輕時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爭，後又參與朝鮮戰爭。他見證過太多糟糕的事情，但仍然保持樂觀。至少，他在我面前表現如此。
他從不為自己著想，是個友善和慷慨的人。他撫養了 9 個孩子，和我母親的幸福婚姻已經達 60 年。他曾是西科斯基飛行器公司（Sikorsky Aircraft）的副總裁，和許多世界級領導都一起工作過，也多次來中國出差。
他非常謙遜。如果你遇見他，你肯定不會知道他認識約旦國王侯賽因。他也是個傑出的木匠！每當我有問題的時候，我經常會問自己：我的父親會怎樣做？我很遺憾他在這本書出版之前就逝世了。我想知道他對這本書的想法。
Q：除了你父親，還有哪些人對你有比較大的影響嗎？你的導師們嗎？
Kelly：我很幸運，從 16 歲開始，我就有機會能和考古學家戴維·托馬斯一起工作，持續多年。他也給了我許多機會從事不同種類的考古，逐漸訓練我成為田野研究中的領導。我如何做考古是我多年來和他一起工作的產物。今天，我和他合著了大學教材。
研究生院期間，我跟隨路易斯·賓福德（Lewis Binford）學習，他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考古學家之一。他極其強調科學方法，並思考考古學家如何能從其挖掘到的東西中提取信息。
我一直對歷史感興趣，年紀越大，我就越喜歡它
Q：如果讓你回望自己的一生，你的思想資本是什麼？
Kelly：歷史。我一直對歷史感興趣，年紀越大，我就越喜歡它。我也喜歡讀科學家傳記，特別記得讀過好幾遍關於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的生活。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樹林裡，經常獨自散步。這給了我很多時間去思考，我認為那些安靜時間是我最寶貴的資本之一。
Q：你最後一次看的真正的好書是什麼?
Kelly：我讀了超多好書。最近看到的一本是安德烈婭·武爾夫（Andrea Wulf）的《創造自然》（The Invention of Nature）。這是本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傳記。我讀它是在德國政府授予我亞歷山大·馮·洪堡獎（Alexander von Humboldt Award）之後。我意識到我對洪堡知之甚少，但幸運的是，武爾夫那時剛剛出版了他的傳記。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我無法停止閱讀。
對於那些不知道洪堡故事的人，他是個和達爾文有著同樣智慧水平的博物學家。他發明了生態學的觀念，即自然界彼此聯繫。很難想象人們在過去一段時間根本不知道這些，但這也正是告訴我們洪堡的貢獻是多麼重要。
Q：你學生時代看的最優秀的作品是什麼?
Kelly： 我想這個問題不得不花了很長時間。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母親給了我一本倫納德·伍雷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的書——《青年考古學家》（The Young Archaeologist）。這本書今天仍放在我的桌上。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每件事都是嶄新和令人興奮的，所以每一本書似乎都比上一本好。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本是 1968 年出的《狩獵者其人》（Man the Hunter）。直到差不多出版 10 年後，我才讀了它。這本書是 1966 年一次會議的論文集，編者為理查德·李（Richard Lee）和艾芬·德沃爾（Irven DeVore）。這些論文推翻了人類學家之前對狩獵和採集者的許多想法，這也是今天我所研究的文化。我有的這本上有很多評論和註釋，封面老早以前就掉了！在我自己寫的有關狩獵－採集者的書——《狩獵－採集者的生活方式》（The Lifeways of Hunter-Gatherers，2013）中，我也承認了《狩獵者其人》的重要性。
Q：這些年來，哪些書對你的思想影響最大？
Kelly：讓我從學習如何寫作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在我完成本科教育的時候，一位考古學教授告訴我，我的寫作很糟糕，需要努力。我把這個建議銘記於心，開始學習如何寫作，尤其向非小說類圖書的作者學習。
這些作者包括古生物學家和科學史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ven Jay Gould），如《人類的誤測》（The Mismeasure of Man)等；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如《人類存在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等。雖然我經常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確實欽佩他的寫作；還有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尤其是他關於地質學的書，比如《從平原上升起》（Rising from the Plains）、《盆地和山脈》（Basin and Range）、《可疑地形》（In Suspect Terrain）等。我仍希望我能像他那樣寫得好！；當然，還有科學作家約翰·霍根（John Horgan），如《戰爭的終結》（
The End of War)等。《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如《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等。我不能說我在才華上與這些作者相當，但我一直在努力！
Q：如果你能與一名作者見面，不論是否在世，你會見誰？你會想了解些什麼？
Kelly：我通常讀非小說類書籍，但是如果我能與一位作者見面，他可能是個小說家。因為我對他們創造世界、人物和故事的能力印象深刻，而這僅僅是他們的想象和經驗。
我一直喜歡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書。我相信我讀過所有這些書，包括《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伊甸之東》（East of Eden）、《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罐頭廠街》（Cannery Row ）、《甜蜜的星期四》（Sweet Thursday），等等。他關心人，理解友善和幫助他人的重要性。我想給他一本我自己的書，然後問他有什麼看法！
如果說有一件我從史前史學到的事情，那就是人類在過去面臨過更嚴重的問題，我們也都解決了
Q：如果一個年輕人對考古學有興趣，想更深入瞭解這門學科，你對他有什麼建議嗎？
Kelly：第一，我猜想中國的父母不希望他們的孩子學習考古學，因為我的父親也有同樣的想法。他覺得，他的兒子拿到考古學的學位後，怎麼可能找得到工作？我和很多美國高中生的父母聊過天，他們也有同樣的擔憂。當然，這樣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人們遇到考古學家的次數不如遇到醫生、律師或商人的次數多，也沒有人能通過成為考古學家而變得富有。事實上，只有某種特定類型的人才能成為考古學家，並取得成功。
這些人必須同時喜歡考古學對智力和身體的雙重要求。我喜歡坐在電腦前寫論文，分析數據，找出解釋我們所挖掘的文物的新方法；我也喜歡體力勞動，慢慢地挖掘一處遺址，在烈日下工作，在寒冷的山澗裡洗澡，睡在帳篷或卡車後面，步行許多公里尋找新的遺址；我還享受在田野和同伴一起工作的樂趣，比如指導學生，尤其和一個致力於完成任務的團隊共事。我 16 歲就開始從事考古學工作，從沒有後悔自己的決定。
考古學在其他方面也有回報。我站在許多挖掘現場旁邊，向公眾或學校的孩子們解釋我們從這個簡單的地洞中挖掘出的東西中發現了什麼。他們總是驚訝，認為我是一個出色的偵探，能從非常少的證據拼湊出所發生的一切。當然，我不是一個出色的偵探，我只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我讓人們更瞭解他們的世界。這讓他們開心，也讓我開心。通過《第五次開始》這本書，我希望向大家展示考古學家實際上也可以拯救世界！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個理由，解釋為什麼任何人都應該學習考古學。
我不知道中國的情況是怎樣，但在美國，我會告訴學生，甚至高中生，去當地的大學或博物館尋找考古學家吧。這可能需要一些努力，但我保證他們在那裡！學生可以問問是否能在考古學家的實驗室做志願者，幫助清理和編目考古物品。如果學生做得好，這些考古學家可能會帶他們去實地做田野研究。
Q：這些年來你身上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Kelly：相比之前，過去五年我很幸運地花更多時間在各個國家演講，比如英國、法國、挪威、芬蘭、日本和中國。我希望未來還能多做一些！
Q：最近在思考什麼問題？
Kelly：我最近在做的一個研究項目是用放射性碳同位素測年追蹤人口跨時間和跨區域的變化。世界上包括中國的幾個研究團隊都在用這種方法。放射性碳同位素測年是確認過去 45000 年間考古遺蹟的基本方法。這種方法幾乎可以測定任何不超過 45000 年的有機物的年代。考古學家已經測定出成千上萬種這種年代。我們正在為北美創建一個關於這些年代的大型數據庫。
簡單來說，我們憑藉隨時間推移而變化的年代數來追蹤人數的相對變化。這讓我們能夠研究許多不同的問題：過去的氣候變化和人口之間有什麼關係？人口何時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技術如何隨著人口規模的變化而變化？過去人口數量下降了嗎？如果是，為什麼？
憑藉放射性碳同位素測年來回答這些問題的數學並不簡單，我們仍在研究。但是，這種方法開啟了一個全新研究領域，我很感激能參與其中。我認為這個研究項目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有意義的部分。
Q：下一本書會是什麼？
Kelly：我正在寫一本關於美國 15000 年曆史的書。許多考古學家寫這類書會停在大概公元 1500 年，也就是歐洲殖民新大陸那段時間。但是，我的目標是寫到今天。我在想該怎麼寫，我也只是剛開始，還得再花 1 年左右才能寫完。
Q ：你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擔憂嗎？
Kelly：太多了。除了我對於第五次開始的樂觀，我通常是個悲觀的人。我一直在對抗樂觀。接下來幾十年很關鍵，比如這個世界如何處理氣候變化、全球化和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問題。美國得花幾年時間修復特朗普遺留的問題。但是，如果說有一件我從史前史學到的事情，那就是人類在過去面臨過更嚴重的問題，我們也都解決了。這給了我們解決當前問題的希望。
題圖為羅伯特·凱利在美國懷俄明發掘距今 250 年的遊戲籌碼。（Madeline Mackie 攝）和 2017 年美國懷俄明高山窩棚遺址發掘現場。圖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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